宋广波：写在《胡适年谱长编》“人名索引卷”出版之际

《胡适年谱长编》，10卷，宋广波著，湖北人民出版社2025年8月第二次印刷，“十四五”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项目，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

文|宋广波，作者授权发布

《 胡适年谱长编》的“人名索引卷”（即全书的第10卷）终于出版了，这书终于可以以完整面目呈献读者了，我的心头真如巨石落地——总算了却一桩心愿。

2024年4月，《胡适年谱长编》（下简称《胡谱》）的前九卷最后定稿，我即开始着手编制人名索引。当时，诸多亲友和有关方面均不主张再编索引。他们的理由是：（一），此事特别繁难。胡适交游之广，在世界近现代史上几无出其右者；《胡谱》所涉人物之广之杂，也难有同类书可比肩者。（二），做这类事，往往费力不讨好。早前使用“索引”时，我们经常遇到如下情况：人名错漏，同一人名两次入目（主要由中国人的名、字、号之复杂所致），人名与页码不相对等等。因此，常引来指摘。今为《胡谱》编索引，实亦难免上述不足。饶使如此，我仍独排众议，坚持要做索引。我的理由是：500万字的大书，没有索引，是无法看的。多年来，我虽一直强调年谱必须突破“只是史料长编”的观念，而应将其作为史学著作来部勒、规划，但同时也强调必须彰显其工具书的功能。（宋广波：《对年谱、年谱编撰的新思考》，《东吴学术》2024年第2期）而欲达此目的，至少要做到两点：引用材料必须详注出处；必有索引。关于前者，可举一例。九卷本《胡谱》问世后不久，即有读者询问极少见的未标出处的一条之史料来源。此条在1919年：

5月12日 胡适返抵北京。

我自思：当初即如此肯定措辞，必有所本。乃查书。首先查胡适家书（胡适向家人通报行程，极有可能的），但无所获。又查《申报》《北京大学日刊》（当时报刊多有“时人行踪”），亦无所获。正当懊悔之际，还是提出问题的朋友找出史源出自胡适1919年6月22日致蔡元培函：

我五月十二日到京，十三日收到Columbia大学Butler先生覆先生的去电……（潘光哲主编：《胡适中文书信集》第1册，胡适纪念馆印行，2018年，364页）

由此可见，不注出处，何等可怕！至于索引的重要性，自不待言：研究梁启超的人通过《索引》一下找到所有梁启超的记载，研究陈独秀的人通过《索引》一下找到所有陈独秀的记载，研究顾颉刚的人通过《索引》一下找到所有顾颉刚的记载……其省时省力，显而易见。工具书最大之功用，在为读者提供便利。所以，明知难以避免瑕疵、错漏，但仍坚执做索引。

常有人认为：使用现在的电脑检索方式，做索引并不难。但胡谱出现人名有特殊的复杂性：很多人名不仅字号多，有时还用英文名，有时则用代称，外国人名不仅遍及五大洲，且横跨学界、政界、商界等各行各业。故，此次给《胡谱》做索引不采取电脑检索之法，而是用最传统、最原始的办法：先在每一页勾画人名，然后复查有无遗漏，然后做出每卷的中文、外文人名索引初稿，再复核一过，然后交各卷编辑审读。收到各卷的反馈意见后，再复核并与编辑沟通，各卷定稿。

2024年4月5日，我收到用以做索引的第一卷校样，4月19日向社方提交第一卷的中文人名索引，5月27日提交第一卷的外文人名索引。向社方提交其他各卷外文人名索引的时间分别是：5月28日发第二卷，5月31日发第八卷，6月2日发第三、五卷，6月5日发第六、七、九卷，6月17日发第四卷。这期间，各卷中文人名索引也次第发出。当时我最关注的是进度，总告诫自己不可以在我这里耽误时间。往复的邮件、微信留言不可胜记。我这里抄几封：

2024年5月28日，笔者致函社方项目负责人：

现在发出的是第二卷外国人名索引，包括昨天发出的第一卷。第三卷也在上面，但第三卷我尚未逐一审核，因此，您不必管第三卷。这个版本，请先不要发第三卷陈女士。待我仔细审核第三卷之后，再请您转陈女士。

我个人建议：您收到后，先将第二卷的中文人名索引暂时放一放，优先处理外国人名索引。因为，外国人名索引较中国人名索引容易出差错，我们早动手，早发现，早解决。这样就会在极为紧张的情况下，从容为之。中国人名索引，只要下了苦功夫，就没有搞不定的。

我的建议是，外国人名索引优先，先将整卷书的外国人名索引都定下来。

我拟了一个“关于外国人名索引编制”（索引编例就以此为基础拟定），发给您，供您和处理外国人名索引的朋友们。您收到后，请先转发第一卷胡女士一份。

2024年7月1日，笔者致函社方项目负责人：

我刚刚发出的是，第九卷中国人名索引。这一卷人名极多极多，处理起来甚为费事。我要经过几个“复核”，复核人名有无勾画遗漏，复核人名与纸本是否一致，昨天工作到8点，整天和一位帮忙的朋友做了120页，前天是70页。今早睁开眼之后，又将待补的生僻人名补上，费了两个半小时。这卷工作量大极了。请安排人处理，最好是2-3人，请快安排，请安排不止一人。

我还是强烈建议您，将我反馈的要改错的地方处理好之后尽快拿去改样，9卷的数量实在太大了，您一下堆到案头上处理，耗时太多！请先处理第二卷，若您认为要改的，请告知我，我们统一以后，就拿去改吧。第三卷我至晚明天回复您与陈女士。这样，前三卷，我就等编辑的再回复了，可以定了。定了，您就可以通读了。

周五夜里，陈女士将第四卷的中文人名反馈我了。

这一周，第四、五卷的英文，第六的中文卷，都该反馈了。

2024年7月25日，笔者致函社方项目负责人：

第五卷的英文人名，基本处理完毕。只待中文人名反馈后一并将修改意见发编辑。中文人名，今天下班前能反馈吗？六、日亦可通过您反馈给我。

修改的样子，已经收到1、3、4、6。

2024年8月9日，社方项目负责人给笔者留言：

已完成的各卷人名修改，我已整理好发给各卷责编统查是否涉及自己那卷。最后两卷的人名修改完全定下来后，我会将新增的人名修改发各卷补查，确定不再改了，各卷责编自行定稿交我，我来完成统稿。

上述邮件主要围绕“进度”展开，至于和各卷编辑就具体问题的反复沟通，甚至是辩难，则难以一一列述。

各卷人名索引编校工作持续了半年有余，10月后初步定稿。下一步是将各卷汇成整套书的中、外文人名索引。完整的九卷本的中文人名索引于10月28日发社方，外文人名索引于11月5日发出。社方此时指定几位编辑分工推进（如某人负责中文的1-6划，某人负责7-9划，某人负责外国人的A-G,某人负责H-N……），重新编辑。经过作者、编辑反复沟通，在三审三校后最后定稿。我最后给通稿编辑修改意见，是在2025年5月26日，此后就是付印流程了。从2024年4月5日至此，总计耗时近14个月！

这项地地道道的“苦力活儿”持续了14个月，加之无日无夜地连续作战，故对健康损害极大。因终日盯着电脑、校样，视力直线下降，工作未完即已不易看清五号字。尤其是，去年五月中旬，突然两只眼珠全部通红，伴着麻森森地疼。我以为涂点眼药水可好，但涂了三天毫不见效，就有些恐慌——倘或两只眼睛坏掉，那还了得！于是赶紧去医院挂急诊，被诊断为“结膜出血”，好在医生说服药可愈，这才放心。这期间，几位编辑之敬业，也令我感动。有两位女士是在手术后抱病工作，另有一位编辑则总是收到反馈后立即动手，从不耽搁，不管是上班时间还是休息时间，且经常工作到深夜，经常零点左右还发图片来与我商量。她曾以影响我休息表示歉意，其实，我心中只有感激：别人为我的书加班加点，我何敢谈辛苦！这期间，曾找几位同事、朋友和学生帮忙做些勾画、核对工作，也应感谢。他们是张志勇、曹国芳、孙绪谦、常晗晗、赵兴清。到三审三校环节，我常请孙君来办公室一同办公。我二人共用一张长条办公桌，每人面前一台电脑，周围摊开摆着九卷书。印象最深的是去年我们一同工作到腊月二十八，正月初六孙君回京后又集中忙活了几天——为了在出版社开工后及时收到反馈。外文人名索引最难解决的，是某些外国人名在谱文中只出现一个单词，而年谱中出现此单词的人名有时不止一个单词，这就首先要判定单单词人名和多单词人名是否一人？这就要反复查阅各种工具书和相关网站，看此人在谱文中出现的情境和时间，有没有可能和胡适有交集。有的根据生卒年能立时断出，有的则要花费大心思。不过，无论得到肯定或否定的结论，都倍感喜悦。以前认为和胡适毫无瓜葛的人，往往有很深的渊源，这足以令人兴奋！这种共同办公，常常到晚上十点，走出大楼，马路上已是一片灯火阑珊。当遇鸟巢有音乐会，则要走出办公区好久才能叫到车。后来我曾多次向孙君诚挚道谢，但他却说：帮您做此事，是受益最多的。这一点我是承认的：对一个有疑难的历史人物，找出他与谱主的关系，了解了他的履历和贡献，实在是极为开心的，实在是很“长学问”的。这就是胡适所说的，编索引这类工作，实是“为己”的工作，不是“为人”的工作。

做索引还有一个意想不到的收获，就是发现了谱文中的些许错误，就最后做一个“勘误表”附在“索引”之后。

关于索引本身，我想说几句话。第一，以读者便利为一切的出发点。比如，姓氏排序时，我要求将每个姓氏在目录上都标注页码。过去的索引常常是一个笔画一个页码，但六、七、八、九划姓氏相对集中，读者翻检时，要先数笔画，后才能查到姓。而这种办法立马能查到某姓的页码。第二，尽可能多得提供人物信息，凡是谱中出现的人物的字、号、别名、英文名都要括住在人名之后的，有的代称也尽量考证出来。比如，谱文中出现“snow boat”，经反复考证，知道是王世杰。还有，谱文中常出现“某某夫妇”的提法，则夫妻双方都要编入索引。而这种情况，往往夫人的名字是不出现在年谱中的。我们就设法找出夫人的原名并备注某某夫人。如陆佩玉（浦薛凤夫人）、萧德华（王世杰夫人）、黄蕙芳（全汉昇夫人）、王文湘（何应钦夫人）、龙芗畹（何其巩夫人）。这样做，旨在增加历史人物的信息量。包括上述心意的人名《编例》，表达了编制索引的全部想法，是作者和编辑反复讨论、商酌才最后定稿的。不妨引在这里：

胡适交游之广，在近代历史上几无出其右者。为便于通检《胡适年谱长编》中出现的中外人名，特编制《中文人名索引》《外文人名索引》二种。

一、《中文人名索引》除收录《胡适年谱长编》正文中出现的中国人人名，还收录日本、朝鲜、越南等亚洲国家的中文人名（如铃木大拙、梁建植、潘是汉等）和难以确认外文名字的外国人的中译名（如柯温等）。

一、《外文人名索引》收录《胡适年谱长编》正文中出现的外文人名。以外文书写却无法考出其中文名的亚洲国家人名，亦收入《外文人名索引》。

一、凡标注引文出处的书籍作者（编者）、文章作者（编者）之人名，如“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之耿云志、“胡颂平编著：《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之胡颂平，均不入索引。

一、书名、文章名、诗歌名中的人名，如图书《独秀文存》中的陈独秀，Darwin，Marx，Wagner中的Darwin、Marx、Wagner；文章名《孙行者与张君劢》中的张君劢，《黄梨洲论学生运动》中的黄梨洲；诗歌名《哭丁在君》中的丁在君，《追哭徐新六》中的徐新六，一律不入索引。

一、以人名命名的奖金、组织、机构、学派中的人名，如“杨铨奖学金”中的杨铨，“洛克菲勒基金会”中的洛克菲勒，“葛思德图书馆”中的葛思德，“黑格尔派”中的黑格尔，均不入索引。

一、凡出现之简单称谓如某先生、某女士、某长官等，能考出其真实姓名者，以真实姓名编入索引；而实在无法考出者，则不入索引。

一、极常见、极简单的外文人名，如Smith，凡难以确指其究系何人，但又极易造成混淆者，不入索引。

一、文学作品中塑造之虚拟人物，如《红楼梦》中的贾宝玉、王熙凤等，《洛绮思的问题》中的Crandall，不入索引。但文学作品中出现的历史上实有的人物，如《三国演义》中的曹操、刘备、诸葛亮等，编入索引。

一、径以帝号称呼者，如秦始皇、汉高祖、明太祖、康熙帝等收入索引，但用于表示历史时期，如“东汉明帝时候”之“明帝”，则不入索引。

一、本索引以姓名为检索条目。每个人名之后，依次标注出现的卷数及在该卷中出现的页数。如“胡觉【1】4……【2】79……”表示“胡觉”出现于第一卷第4页、第二卷第79页，以此类推。人名连续3页及以上出现时以连字符表示，如“1—5”表示人名在1—5页均出现过。人名跨页出现时，标注前页的页码，如“江冬秀”的“江冬”二字出现在第一卷第115页，而“秀”字出现在第116页，则标注第115页。

一、凡出现之名字未能考出全名者，以名字径列条目，如“纯铭”“咏春”“镜蓉”等。

一、中文人名中凡以字行者，不以名作索引条目，如陶孟和（履恭）、蒋百里（方震）等。

一、作家以笔名著称者如巴金、冰心等，以笔名列为条目。

一、中文人名后之括注，指年谱中出现的该人的字、号、笔名、别名、英文名、身份称谓等，如梁启超（任公，饮冰）、丁文江（在君，V. K. Ting）。中国历史人物字号繁多，凡未出现于年谱中的字、号、笔名等，则不括注，如鲁迅还有另一笔名“巴人”，但“巴人”未出现在本谱中，则不括注。

一、外文人名后之括注，指年谱中出现的该人的译名、身份称谓等，如Acheson（艾奇逊）、Addison（艾迭生）。由于外国人译名多为音译，早期形式不一，凡未出现于年谱的则不括注，如Aristotle译名还有“亚里斯多德”“雅里士多德”等，Robert Browning译名还有“勃朗宁”“卜郎吟”等，但未出现在本谱中，则不括注。

一、对于姓名完全一致的人物，在姓名之后做括注以示区别。如《中文人名索引》中的两个“陈炯明”，一为粤系将领，一为台大医生，在其名之后分别括注“竞存”“医生”。因括注内容系编者所加，而非出自年谱正文，故用楷体，以示与正常括注之区别。同理，《外文人名索引》中的两个“Robertson”，亦用楷体分别括注“《纽约时报》记者”“香港大学文学院院长”。

一、中文人名按人名姓氏笔画顺序排序，同姓氏者，按其第二、第三字的笔画顺序排列。凡复姓按第一个字排列，第一个字相同的再按第二个字排列。凡姓字相同者，单字名排在多字名之前，如王弼排在王云五前面；三字名排在四字名前面，以此类推。多字名依次看名的第一字、第二字。

一、外文人名以英文书写形式为主，按英文字母顺序排序。

最后，我要诚恳表示：虽然这项工作耗费大量心血，无不体现着为读者服务的一片诚心，但因能力不逮，错误在所难免，这全由本人负责，恳请亲爱的读者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