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建章：建议发行长期国债大幅增加育儿补贴

中国“十五五”规划提出“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多年来，中国始终重视“投资于物”，但对“投资于人”却缺乏足够的重视，导致的结果是，中国在物质全面充裕的同时，国内的新生儿数量持续走低，近几年生育率下降到只有更替水平的一半左右。2016年的出生人口还有1883万，到了2024年，出生人口已迅速降到只有954万，预计2025年出生人口将会进一步下降。

严重少子化会加重人口老龄化程度，工作人口相对于需要抚养的老年人口的比例不断降低，将导致整个社会的养老成本和税收增加, 工作人口面临着越来越沉重的税负。严重少子化还会削弱国家创新力，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严重少子化削弱人口规模，而人口规模与创新力是正相关关系；严重少子化加剧老龄化，而老龄化削弱创新力。

生育率不断下降的根本原因在于，养育孩子的成本，无论金钱、时间还是精力，都主要由家庭承担，但其产生的巨大价值——未来的劳动者、消费者、创新者和纳税人，以及文化、语言和群体基因的传承——却主要由国家和社会享有。这种付出与回报的错配，需要通过足够力度的社会补偿来纠正。

今年7月28日，国家育儿补贴制度实施方案公布，从2025年1月1日起，无论一孩、二孩、三孩，每年均可领取3600元补贴，直至年满3周岁。这次出台的国家育儿补贴政策，意味着全面生育福利的起点，令人鼓舞，值得点赞。

不过，与高昂的育儿成本相比，以及与欧洲国家相比，这次出台的育儿补贴金额还是太低。根据OECD数据，近年来法国、瑞典、挪威等欧洲国家用于育儿补贴等方面的家庭福利开支占GDP的比重在3%以上。例如，法国生育头胎的家庭每月可获得约177欧元的补贴；在三年之内生育第二胎，则补贴会上升到约600欧元，持续到孩子年满6岁；再生育第三胎，补贴则增加到900多欧元，且持续支付到孩子满18岁。法国和北欧国家的家庭育儿福利水平较高，这也是这些国家生育率较高的重要原因之一。

为了提振中国的生育率，我们建议通过发行长期国债来筹集资金，大幅增加育儿补贴。具体育儿补贴金额，建议给予每个一孩每月1000元，给予每个二孩每月2000元，给予每个三孩及以上每月3000元，直至孩子年满18岁。未来可根据经济发展情况和出生人口目标动态调整育儿补贴标准。

我们可以算一笔账，看看政府在养育孩子上的投入和回报：

在正常情况下，每年出生人口中，一孩多于二孩，二孩多于三孩及以上。因此，按照平均每孩每月发放1500元育儿津贴计算，则平均每孩每年发放1.8万元，18年共发放32.4万元。

大学毕业生一般22岁开始工作，未来65岁退休，一生工作43年；考虑到硕士和博士推迟几年工作，那么按照平均一个人一生工作约40年来计算，中等收入群体（未来可能是年收入15万-30万元）40年的税收贡献如下：

个人所得税：年均缴纳1.5万-3万元，40年共计60万-120万元；

社保缴费：年均2万-4万元，40年共计80万-160万元；

消费税等间接税收：年均贡献约1万元，40年共计40万元；

则平均一个人一生总计税收贡献：180万-320万元。

从以上的粗略估算可以看出，虽然政府给每个孩子平均发放育儿补贴总计32.4万元，但当孩子长大后参加工作，一生总计税收贡献达到180万-320万元。

需要说明的是，以上的投入和回报估算并不一定准确，因为除了育儿补贴以外，政府对孩子的投入还包括义务教育和高等教育等方面的投入。另外，一个人贡献的税收也不止上述几种，如果买房，还要交契税；如果买车，还要交车辆购置税；如果炒股，还要交印花税。但总体而言，政府和社会从个人获得的收入要大于开支。这个结论丝毫不奇怪，因为对社会来说，人不仅是负担，更是贡献者。人在工作以前是负担，但工作之后却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进入老年后又成为负担，总体而言，人对社会的贡献要大于带来的负担，这也是世界人口越来越多，但人类整体却越来越进步的根本原因。

上面只是计算养育孩子在经济上的投入和回报。实际上，人的价值不仅仅体现在经济方面，人口是文明延续的根本载体，每个人的生存和繁衍都具有维持人类基因多样性以及传承语言和文化的价值。即使仅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人的价值还包括消费和孕育杰出人才的人口基数，而不仅是限于工作。

发钱给养育家庭并不是成本，而是支持养育家庭的福利支出，可以看成社会对他们的父母养育未来纳税者的付出所做的补偿。发钱给养育家庭也是公平的，因为这些家庭付出时间、精力和财力养育小孩，小孩长大后则通过消费、工作来支撑整个经济，并通过纳税等方式直接贡献社会。

有人担心：大幅增加育儿补贴，会不会变成“发钱养懒人”？事实上，养育孩子除了要付出直接的财务成本以外，还需要付出大量的时间成本和机会成本。尤其是对于女性来说，养育孩子不但会导致女性做家务的时间增加，减少闲暇时间，还会导致有报酬的工作时间减少，以及工资率下降。育儿补贴仅能覆盖家庭的部分育儿开销，远不及父母放弃职业发展的机会成本和无尽的精力投入。那些肩负育儿责任的父母，他们用辛劳为社会培育未来的劳动者、创新者，本质上是在承担 “为国家养育孩子” 的社会责任。生育既是家事也是国事，孩子既是家庭的希望，也是祖国的未来，养育孩子的成本，理应由家庭和国家共同承担。

还有人担心，大规模发钱，会不会造成通胀？在目前阶段，对此并不需要过度担心。如果就业已经很充分，产能也是充分利用，额外的需求当然就会引起通货膨胀。但中国现阶段的情况非常特殊：我们几乎所有的商品都能自己生产，不光满足自己，还供应全世界，产能非常充足，而且现在整体处于通缩状态。所以，此时发钱不会引起通胀，反而能解决通缩和消费不足的问题。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时间窗口，通过发钱可以同时解决通缩、消费不足、企业困难、就业困难等一系列问题。其他国家或其他阶段可能不适合这样做，但中国现阶段恰恰应该这样做。

目前中国经济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很多行业的需求跟不上供给的增长速度。无论企业怎么投入扩大生产或者降价和提高效率，都不能创造太多额外的需求，反而导致价格越压越低，企业越来越困难。中国经济要解决这个问题，关键就是要创造更多的需求，最直接有效和简单明了的办法就是给消费者发钱，尤其是发钱给育儿家庭。由于育儿家庭的消费倾向高，给他们发的钱将有很大比例转化为消费支出，促进市场繁荣进而带动财政收入的增长。

最近，中央财办有关负责人表示，“扩大内需是明年排在首位的重点任务。”既然如此，发钱给育儿家庭，既有利于扩大内需，也有利于提高生育率，这是一举两得。

我们建议，通过发行长期国债建立国家育儿专项基金。这个育儿基金在前期通过发行国债借钱发育儿补贴，后期则从税收中提取一部分还债。在中国，长期国债的期限通常是10年以上，目前最长期限为50年的超长期特别国债。专门用于育儿津贴的长期国债期限可定为30年左右，与一代人的时间大体匹配。发行这种长期国债，有利于体现代际公平，让未来受益于这些劳动力的纳税人共同分担当前成本；也有利于债务平衡，因为人口增长带来的税基扩大，将增强未来偿债能力。

结论：

虽然养育孩子需要政府和社会的投入，但这种投入带来的回报远远超过成本。一个正常的劳动力不仅创造税收、推动创新，更是文明传承的载体。通过发行长期国债来投资育儿，不仅能够解决育儿补贴的资金来源，更能够实现代际公平，让未来受益于这些劳动力的纳税人共同分担当前的育儿成本。大幅增加育儿补贴，短期有利于抗通缩，并减轻家庭养育孩子的经济负担，促进消费，提升民众生活质量与幸福感；长期看，出生人口的增加能够提升中国的创新力和综合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