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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膨胀的政治逻辑是值得去进行琢磨的。波兰的历史学家维图德·库拉在《测量与人类》这本书当中说道,地主让农奴缴纳五篮谷物,然后偷偷地把篮子做大四分之一,就变成了六篮了。这样的隐形征税在欧洲是比较常见的。瑞士日内瓦的一磅可能是15盎司、16盎司或者是18盎司,具体是看是什么商品。计量的体系是如此的松散,却想要让后人相信古希腊能够制造出误差毫米级的帕特农神庙,这就好像是用沙质的尺子去裁剪航天方面的材料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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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可以这样来看,计量标准出现混乱,从本质上来说是权力书写历史所产生的副产品。在法国大革命之前存在着25万种度量标准,那个时候任何尝试去统一历史的行为就好像是在流沙之上建造房屋。最为讽刺的是在米制公约签署之后,欧洲各个国家借着科学的名义来重新构建标准,却把之前千年的混乱归责到中世纪的蒙昧之上。但是要是进行仔细查看的话,就连这个科学救赎也充满了偶然性。在1791年法国人把1米定义为地球子午线四千万分之一,之后因为测量存在误差发现地球并不是标准的球体,只能够改用铂铱合金米原器。所谓的科学基准,一开始竟然是建立在存在缺陷的假设之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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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计量造假并不一定全部是出于恶意。在古代没有全球交流的时候,地域性的计量是很自然的情况。真正需要警惕的是近代欧洲为构建古典辉煌,将不同时空的计量成就强行拼凑在一起。例如把埃及腕尺、希腊德拉克马、罗马磅放入同一个叙事当中,好像存在一脉相承的精确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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