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时候各个朝代,自然都有自己的局限性,其中很多都被“隐藏”了,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并不代表全部。
而考古的作用就是发现真实的历史!20世纪初,英国学者古尔登在印度阿萨姆邦焦尔哈德县,一位阿洪傣人王室后裔的家中,偶然发现了一件铜牌。
这就是后来震动学界的“底马撒宣慰司信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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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乐五年“信符”资料照片
它高约23.5厘米,重870克,材质是铜质鎏金。正面刻着“信符”两个大字,左上角有一行小字“永乐五年月日造”,也就是公元1407年。
背面篆书的“皇帝圣旨”四个字,下面左右分别刻着“合当差发”和“不信者斩”,很霸气!
意思是“必须履行差役赋税的义务,违抗者当斩”。
至于右侧下端:“底马撒宣慰司”六个小字,你是不是第一次听说?很多人都已经不知道它的历史了。
还好,这个英国人留下了拓片和资料,实物其实已经深藏在英国某个地方,至今仍不得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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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传照片(应该是复制品)
这不是一件简单的文物,它是明朝颁发给边疆土司的“身份证”和“任命书”。
按古代惯例,这种阴文符牌(带编号)交给土司保管,对应的阳文符牌及批文、底簿,则存放在内府或云南布政司,用来核验真伪。
侧面还有“文、行、忠、信”四字的半部分及骑缝编号,带有防伪工艺。
其实就和古代的“兵符”一样,二者合一才能验明真伪。
它的发现,直接证明了今天的印度阿萨姆地区,在明朝永乐年间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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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参考
故事要从永乐三年(1405年)说起,就在郑和舰队扬帆远航的同一时间,明成祖朱棣派出了另一位使臣:给事中周让,他的任务是向着西南方向的陆路,前往“徼外”之地。
包括孟养(今缅甸克钦)、大古喇(今缅甸勃固),以及一个叫“底马撒”(今印度阿萨姆)的地方。意图很明确:将大明的声威,像阳光一样普照到更远的山川。
意外的是,这次宣抚没有受到什么阻拦,大获成功。
第二年底马撒的统治者腊罔帕便“主动宣布归附”,成了大明国土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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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棣画像
朱棣龙颜大悦,立刻做出安排:任命腊罔帕为宣慰使,将其纳入云南承宣布政使司的管辖之下。并在一年后,铸造了那枚信符。
日后,底马撒的使臣若前来朝贡或公干,必须出具这块阴文符牌,与朝廷保管的阳文符牌严丝合缝地“勘合”上,就能证明真实性了。
明朝自己的《明实录》里,也佐证了这段历史:在永乐六年(1408年),宣慰使腊罔帕就迫不及待的赶过来,带着大量马匹和特产。
而明朝则回赠茶叶,完成了一次标准的“藩属朝贡”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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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非常注重《明史》的编纂
可惜随着朱棣的去世,后面的明宣宗采取“收缩策略”,明朝的控制力逐渐减弱,底马撒又重新成为独立王国,这段历史也就慢慢被人忘了。
后来缅甸学者陈儒性,从英国人手上得到一部分资料,经过大量考证才认定这段历史的真实性。
有趣的是,这段发现竟意外纠正了清朝编纂《明史》的一个大错误!
书里声称底马撒位于大古喇(缅甸勃固)东南,这直接导致后世许多学者,包括谭其骧先生在编纂《中国历史地图集》时,都把底马撒标在缅甸境内。
要知道《明史》从康熙一直修到乾隆时期,定稿就花了68年,说要成为后世的“信史典范”!到底是疏于考证还是什么原因,就不得而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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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唐天竺使出铭》
而信符指向的深层历史,可能比明朝更早!1990年,在西藏日喀则吉隆县一处海拔四千多米的山口,考古发现了一块摩崖石刻,被称为《大唐天竺使出铭》。
刻于唐显庆三年(公元658年),直接证明了唐代著名使节王玄策,率领使团出使天竺(印度),途经此地勒石记功的史实。
可惜的是大量史料在后续都因为天灾战乱等原因,消失了。明代好不容易有个“底马撒宣慰司”,却在清代闹了个大乌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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