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4月7日早晨,时年32岁的“正泰米行”账房先生彭源骑着一辆很旧的自行车离开位于南京市玄武区唱经西街的家,前往“正泰米行”上班。然而,当他骑车来到一个四岔路口时,被一辆摩托车从后面赶上,摩托车打算从里侧超车,结果狠狠地撞上了自行车,将自行车连同骑车的彭源一起撞飞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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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照片:摩托车
好巧不巧的是,此时刚好有一辆“道奇”T-234型10轮卡车拐弯驶来,彭源连人带车正好落在卡车前面的石板路面上,卡车根本来不及刹车,就这样把彭源压进了轮下,彭源当场被轧死,摩托车没有停留,直接逃离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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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奇T234型10轮卡车
事发时,一名交警正好在对角线对面的路口执勤,目睹车祸后当即跑了过来,这时卡车司机脸色煞白地下了车,惶恐地对交警说:“是他自己跌到我前面来的,我已经刹车了!”
目击车祸的行人也纷纷给司机作证:这不是卡车司机的责任,自行车是被摩托车撞飞到马路中间来的。
虽然摩托车已经逃之夭夭了,但至少有三名目击者记下了那辆摩托车的车牌号,于是交警跑去附近的一家工厂,借用门卫室的电话向南京市公安局玄武分局交警队报告了事故情况以及已经逃逸的摩托车的车牌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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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年代的交警
交警队的内勤接到报告后立即从南京市公安局印发的南京市车辆登记簿册中翻阅肇事摩托车的登记信息,没翻多久忽然接到分局警卫室的电话:肇事的摩托车骑车人来玄武分局自首了。
肇事者是时年22岁的修车铺伙计李秋明,据他所说:他当天吃完早饭后发动了一辆刚刚修好的摩托车开上马路试车,没想到试车试出了人命。出事后他之所以驾车逃逸,主要是这辆摩托车的车主当天上午要来取车,于是他将摩托车骑回修车铺停好后立马就来公安局自首。
李秋明的对车祸过程的描述和勘查的结果基本吻合,因此交警队判断这起车祸是意外事故,在将李秋明拘留进看守所,并通知修车铺老板解阿四把那辆肇事的摩托车送到玄武分局来暂扣,再对摩托车进行检验,确定了碰撞的位置后,交警队将死者彭源的妻子——小学女教师汪雅瑛叫到玄武分局,洽谈赔偿事宜。
半个小时后,汪雅瑛带着一儿一女,在她学校的教导主任的陪同下来到玄武分局,和修车铺老板解阿四谈赔偿款的事情(李秋明是个孤儿,他的全部家人都丧命于南京大屠杀当中,是解阿四收留了他)。汪雅瑛提出的赔偿金是1800万元(第一套人民币,合第二套人民币1800元),但解阿四表示李秋明一个月的工资扣去吃穿结余不过8万元,根本拿不出这么多的钱。
不过,李秋明表示,自己在光华门那边还有两间房子,是他的外婆临终前嘱咐留给他的,价值约400万元,愿意将这两间房子卖了当做赔偿金。
几经讨价还价,最后在交警队的调解下,赔偿金的金额被敲定为600万元,其中李秋明赔偿500万元,由卖房款支付,剩下的部分由解阿四先掏钱垫上,今后在李秋明的薪水中扣除;道奇卡车所在的私营造船厂厂主作为次要责任,赔偿100万元。
在赔偿问题达成一致后,李秋明在4月10日被释放。
然而,彭源的父亲在4月11日又来到玄武分局,上交了一张彭源写的纸条,上面写着“担忧”、“怎么办”、“政策”、“坦白从宽”、“他们怎么这么慢”等字样。因此彭父认为彭源的死可能不是车祸意外,而是蓄意谋杀。
于是,玄武分局刑警队接手了这个案子,留用的老刑警徐贵被指派调查彭源的死因,如有谋杀可能,就立刻立案调查。
经调查,彭源,字知雨,1920年出生,1937年初中毕业后去镇江的一家英商洋行“学生意”,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英国和日本开战,日本占领区的英国资产全部被日方没收,洋行因此关门,彭源返回南京,在某小学当教师,1944年他和同事汪雅瑛结婚后不久就从学校辞职,去德商“博达洋行”当买办。1945年抗战胜利后,“博达洋行”作为战败国资产被国民政府没收,彭源失业后想回原来的小学继续教书但遭到拒绝,被迫在家里闲居了五个月,这才经人介绍进入“正泰米行”当账房先生,直到死亡。
这份履历看上去平淡无奇,但其中德商“博达洋行”引起了徐贵的注意,作为经历过汪伪时期和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老警察,徐贵知道“博达洋行”是日本侵华军驻宁情报机关“山口组”的一家分支机构。彭源在这里工作,是否参与过当年日本特务机关的罪恶活动呢?
抱着这个怀疑,徐贵前往修车铺想找李秋明谈谈,但出乎徐贵的意料,李秋明看到他的一身警服,就借口去买包香烟离开后一去不回。徐贵凭借经验认定彭源的身份存疑,且李秋明很明显是在做贼心虚,因此向队里打了报告,请求对彭源车祸身亡立案侦查。
玄武分局在了解了“博达洋行”的底细后高度重视,立即成立了由刑警康雄、徐贵和储小千组成的专案组,由康雄任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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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照片:身穿50式警服的公安民警
鉴于李秋明已经不知去向,专案组首先将李秋明的老板解阿四薅回分局审讯,解阿四声称自己和李秋明就是一般的主雇关系,平日里除了修车之外,并没有其他交流。他也不认识死者彭源,李秋明更不认识彭源。
通过对李秋明和解阿四之间关系的深入调查,专案组发现解阿四和李秋明的关系并不像解阿四说的那样是一般的主雇关系。事实上,解阿四和李秋明在抗战前是邻居,两家人从爷爷辈就是邻居,可以说是世交,解阿四和李秋明的父亲称兄道弟,几乎是把李秋明当自家子侄辈看待。
1937年12月南京城破后,日军对南京军民进行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李秋明全家五口除了李秋明外全部被杀,解阿四全家十口被杀了八口,两家的生还者逃出南京各奔东西,解阿四一家直到抗战胜利后才返回南京,开了一家修车铺谋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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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12月进攻南京的日军坦克
经查实,李秋明逃出南京后被国民党军队抓了壮丁,1947年春节后从军队中开了小差逃回南京,因为衣食无着被迫沦为乞丐,某天李秋明要饭正好路过解阿四的修车铺,李秋明和解阿四几乎同时认出了对方,两人抱头痛哭一场后,解阿四留下了李秋明在修车铺帮工。
当康雄将这个调查结果拍在解阿四面前时,解阿四懵了,只好实话实说。
“大约一个月前的一天,我让李秋明去工厂取订购的汽车零件,以前他去过好几次,来回两个小时足够了。可是这次李秋明去了半天,回来时候还一身酒气,我问他怎么回事?他说在半道上遇到了多年不见的舅舅,请他舅舅下馆子吃了顿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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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照片:询问嫌疑人的民警
“第二天,李秋明的舅舅就来修车铺拜访,说是感谢我收留了他外甥。他自称叫何道一,是个做西药生意的掮客,一看就知道是个久闯江湖的人,出手阔绰。那天他请我吃了顿饭,席间说起李秋明外婆临终前给唯一的外孙留下两间房子,现在找到李秋明了,正好过户给他。”
而这两间房子就是车祸后李秋明赔偿给彭源家属的肇事补偿一部分。
于是专案组又去查了这两间房子的过户手续,证实过户前房产的户主是何道一,半个多月前已在玄武区政府以“赠予”名义办理了过户给李秋明的手续。
但当徐贵根据何道一在过户手续上留下的地址去找何道一时却发现地址根本不存在,线索就此断了。
与此同时,康雄和储小千继续对解阿四和另外两个学徒工进行了询问,得知李秋明除了那个身份不明的“舅舅”何道一外,还有几个朋友是修车的时候结交的,也都是修车铺的熟客。两人根据解阿四给出的地址走访了其中四个人,他们都说最近半个月没有跟李秋明打过交道,甚至谁也不知李秋明出过车祸的消息。不过倒是都知道李秋明有个久别重逢的舅舅,还曾经打趣说:有了舅舅这么个血亲,以后找对象成家舅舅都可以“全包”了。
专案组认为:从初步汇总的信息看,彭源的身亡有较大可能是谋杀,而李秋明则是被人收买的执行者,而指使他这么做的很可能是李秋明新重逢的那个“舅舅”何道一,而那两间所谓的外婆留下来的房子,则是何道一事先准备好的用作李秋明肇事后的“赔偿”。而且李秋明逃跑后,很可能会第一时间去投奔何道一,不过何道一未必第一时间接纳他,再加上李秋明逃跑的时候身上应该没多少钱,所以李秋明在找到何道一之前很可能会在南京流浪,要么重拾旧业当叫花子靠行乞糊口,要么会盗窃自行车或者摩托车变卖换钱。
于是,专案组兵采取两条措施:其一是向各分局发出协查通报,凡是发生窃车案件的,不管是否破获了都请通知专案组。其二是三名成员全体化装,分头前往车站、码头、饭馆等公共场所,专查叫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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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照片:乞丐
4月14日下午,长江客运码头派出所打电话给专案组,说他们控制了一个跟协查通报中所说的李秋明酷似的乞丐,被控制后一言不发。徐贵于是迅速赶往长江客运码头派出所去认人,结果发现这个乞丐虽然的确和李秋明很像,但他的额头上有一道0.5厘米长的旧伤疤,这是李秋明所没有的。
至14月16日上午,又有五个派出所打来电话声称发现了长得像李秋明的乞丐,每次都是徐贵去核实,但每次徐贵都失望而归。
4月17日中午,专案组三个人正在吃午饭的时候接到鼓楼分局刑警队打来的电话,说他们那里正在处理一起摩托车失窃引起的纠纷没准和专案组查的案子有关,有兴趣的话可以来看一看。三人立即放下碗筷,骑着自行车就往鼓楼分局跑——
原来,四天前的4月13日,鼓楼区居民林某来到鼓楼分局报案称自己的摩托车丢了,于是鼓楼分局立即组织警力侦办此案,而林某也没闲着,而是骑着一辆自行车到处寻找。结果在4月17日早上在大钟亭地区发现了自己丢的那辆摩托车正停在一家面馆门前,于是林某就地蹲守,不久等到了从面馆里出来准备骑摩托车离开的龚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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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照片:大钟亭
林某顿时大喝“抓偷车贼”,上前一把揪住龚某的脖领子,而龚某则一口咬定这辆摩托车是他别人手里低价买来的,两人相持不下就动起手来打成一团,不分胜负,不久正好有一名巡逻的民警经过此地,看有人街头斗殴,就把他们两个一并带到鼓楼分局。
结果,龚某所描述的那个低价把摩托车卖给他的人的形象居然和李秋明高度吻合,不过龚某表示当时是一手付钱一手交货,钱货两清后那人转身就走了,所以他不知道那人住在哪里。不过,在验车的时候,一个16岁左右的小乞丐过来,唤那人“李哥”,说:“已经和‘和泰池’那边说好了,多去些人没有问题。”
经查,“和泰池”是位于钞库街的一家比较上档次的浴室。该浴室老板向专案组证实:三天前的确有一帮叫花子来这里洗澡、吃茶点,并住了一晚上,其中领头的那个人和李秋明长得很像,而且他们今晚还要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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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照片:浴池
当晚,在“和泰池”守株待兔的专案组三位刑警成功拿下了李秋明,并连夜带回玄武分局审讯。一开始,李秋明抵死不招,于是徐贵将他当旧警察时候学会的一些“招数”对李秋明用了几样后,李秋明立即表示:“我招,我招,我全招!”
李秋明说:“我在修车期间结识了一个常来光顾的客人,名叫顾耀忠。两个多月前,他问头是否想去国营工厂当一名正式技工?我说我当然想去啊,于是他就把何道一介绍我认识,说何道一有路子可以把我弄进去,但必须对外保密,连解阿四也不能说。于是,我就开始和何道一联系,并按照他的要求认他当舅舅。”
“和他们交往一段时间,吃喝玩乐用去了他们一些钱后他们找我摊牌,说他们有个仇人,问我是否肯帮忙把那人干掉?我想都没想就答应了。于是他们就把行动计划对我说了,又说事后得赔偿一些钱给死者家属,何道一把他名下的一套房产过户到我的名下,并让我对外说是舅舅遵照已去世的外婆的遗嘱做的。我没有别的家属,所以出事后公安局会通知解阿四去替我处理。警察问我的时候要我态度好一些,把有房产的事情说出来并表示愿意赔偿就是。”
“行动前,何道一和顾耀忠安排我辨认了死者外貌,他上班的线路以及制造车祸的地点,一切安排好后,我在他们规定的4月7日早上制造了这起车祸,作案用的摩托车,就是顾耀忠放在修车铺的。”
“我被放出来后,没想到这案子被刑警盯上了,我不知道哪里出了岔子,于是决定先跑再说。我逃离修车铺后想去找何道一和顾耀忠,但不知道去哪里找他们,就只好先作罢,转而在之前的丐帮里先落脚,靠偷盗摩托车低价转卖换钱谋生,没想到还是被你们抓到了。”
从解阿四的口中专案组得知顾耀忠的家住在大石桥一带,在秦淮区上班,但具体做什么工作不清楚。
经当地派出所查实,顾耀忠家住大石桥小良巷7号,是人民银行秦淮区分行的职员。三人于是又前往秦淮分行去抓人,没想到银行方面表示顾耀忠已经一周没去上班了。于是三人直接登了顾耀忠的家门,然而顾的家人说顾耀忠昨天骑着摩托车外出旅行了,去哪里他也没说。
不过,顾耀忠的母亲说漏了嘴,透露顾耀忠有个叫何道一的同学,两人关系一直很好,这个何道一经营药材生意,老婆解放前就死了,至今没再成家,听说连房子都已经卖掉了,弄不清现在住在哪里。
此外,顾母还说:何道一是个热心肠,半年前她的孙子患了急性肺炎,高烧不退,医生说只有盘尼西林能救命,这种药当时可金贵了,最后还是何道一帮忙托荣民医院的王院长搞到了盘尼西林救了孙子的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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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包装的盘尼西林
经查实,荣民医院是一家私立小医院,王院长曾是留学德国的医学博士,是当时南京有名的外科专家,还是民主人士、政协委员。面对找上门的刑警,王院长坦诚地表示他和何道一很熟,熟到一个电话就能叫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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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照片:医生
康雄、徐贵和储小千三人听罢大喜,于是立即请求王院长以找何道一有急事为由给何道一打了个电话,结果半小时不到何道一就赶到了荣民医院,结果被康雄、徐贵和储小千抓了个正着。
何道一倒是没怎么顽抗,很干脆地承认了自己伙同顾耀忠指使李秋明制造车祸杀害彭源的罪行。
原来,何道一、顾耀忠、彭源还有现在丹阳的杜植奎当年都是日本侵华军驻宁情报机关“山口组”的同一小组的秘密情报员,顾耀忠是组长,同时他还是军统在“山口组”的潜伏人员。借着这个“保护伞”,在抗战胜利后四个人逃过了惩治汉奸的清算。
但是好景不长,顾耀忠在军统的上司在内斗中失势,使得顾耀忠顿失靠山,也趁机带着何道一、彭源和杜植奎退出了军统。
南京解放后,南京市军管会贴出布告让参加过反动组织的人员前往登记,顾耀忠立即找到何、彭、杜三人,警告他们不要听信共产党的许诺,不准去登记,否则没有好果子吃的,结果四个人谁也没去登记。一年后,杜植奎回丹阳老家谋生,顾耀忠、何道一、彭源继续留在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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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照片:进驻南京的解放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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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照片:镇反运动
镇反运动开始后,彭源想要向政府自首,争取宽大处理,他还想拉关系比较好的杜植奎一起去自首,为此还特意跑了一趟丹阳。然而杜植奎当面说愿意和他一起自首,但回头就将此事密告了顾耀忠。顾耀忠立即找到何道一商议,决定将彭源灭口。
于是,顾耀忠欺骗彭源说自己的特务小组也曾替中共地下党提供过情报,目前正在寻找证明人,待找到后大家一起去自首,这样可以获得宽大处理。彭源信以为真,不再急于自首,但等了一段时间后见顾耀忠迟迟没有消息,又催促了几次。并且威胁说要再没动作,他将自己一个人去自首。眼见无法再拖下去,顾耀忠和何道一才指使李秋明对彭源下手。
事后,顾耀忠去了丹阳,何道一继续留在南京。
4月19日夜,专案组前往丹阳,将顾耀忠、杜植奎在杜植奎家抓获,两人眼见大势已去,对各自的罪行供认不讳。
至此,本案历经17天的告破。
1952年9月26日,顾耀忠、何道一被判处死刑并枪决,杜植奎、李秋明各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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