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荡涤清议”到“重编祀典”，合法性建构与秩序重置

帝临太极殿,大赦,改元。其犯乡论清议,一皆荡涤,与之更始。 裴子野论曰：昔重华受终，四凶流放；武王克殷，顽民迁洛。天下之恶一也，乡论清议，除之，过矣！ 奉晋恭帝为零陵王，优崇之礼，皆仿晋初故事，即宫于故秣陵县，使冠军将军刘遵考将兵防卫。降褚后为王妃。 追尊皇考为孝穆皇帝，皇妣赵氏为孝穆皇后;尊王太后萧氏为皇太后。上事萧太后素谨，及即位，春秋已高，每且入朝太后，未尝失时刻。 诏晋氏封爵，当随运改，独置始兴、庐陵、始安、长沙、康乐五公，降爵为县公及县侯，以奉王导、谢安、温峤、陶侃、谢玄之祀，其宣力义熙、豫同艰难者，一仍本秩。 庚午，以司空道怜为太尉，封长沙王。追封司徒道规为临川王，以道怜子义庆袭其爵。其馀功臣徐羡之等，增位进爵各有差。 追封刘穆之为南康郡公，王镇恶为龙阳县候。 上海叹念穆之，曰：“穆之不死，当助我治天下。可谓‘人之云亡，邦国殄瘁’！”又曰：“穆之死，人轻易我。”

这段文字整体处在“改朝换代”的制度转场中，核心关切不在于单一事件，而在于新政权如何用一套可被理解、可被承认的政治语言，把“夺取最高权力”转译为“重新缔造秩序”。

因此，你会看到三条线索并行：一是对既往政治评价体系的处置（赦宥与“荡涤”），

二是对前朝天子的安置与礼遇（“奉晋恭帝为零陵王”及其仿制旧典），三是对新王朝内部权力结构与政治记忆的重排（追尊、封爵、祀典与功臣叙赏）。

这三者共同完成一种“合法性工程”：既要切断旧秩序的道德审判链条，又要避免把自己置于“弑夺无名”的风险之中，还要迅速建立可运作的官僚—军事联盟。

首先，“帝临太极殿，大赦，改元……其犯乡论清议，一皆荡涤，与之更始”是典型的“政权更新叙事”。大赦与改元是古代政治中最直观的断代标记：通过时间制度的重置（改元）和法律后果的重置（大赦），宣告政治共同体进入新周期。但这段更尖锐之处在于，它把赦免对象扩展到“乡论清议”所定的道德—舆论性罪名。

所谓“乡论清议”，在魏晋以来不只是民间评价，而是一套与士族声望、官僚选拔、政治排斥紧密相连的“社会性裁判机制”：它能使一个人即便不触刑律，也在仕途与名誉上被“社会性处死”。

新帝将其“一皆荡涤”，实质是在宣告：旧时代用以区分“可仕/不可仕”的名教阈值不再有效，新的忠诚与资格标准将由新政权重写。这不仅是仁政姿态，更是现实治理所需——改朝初期最缺的不是“道德洁癖”，而是可用的人才与可控的精英；把被清议放逐的人拉回政治共同体，等于扩充官僚供给、削弱旧士族以“名誉惩罚”把持政治入口的能力。

也正因此，裴子野的评论构成了价值层面的制衡。他用“重华受终，四凶流放；武王克殷，顽民迁洛”来对照，意在指出：改朝换代当然要清除“恶”，但方式应当是对“公害性、秩序破坏性”的恶实行隔离或迁徙，而不是把“乡论清议”这一套道德裁判整体废除。

裴子野所谓“天下之恶一也，乡论清议，除之，过矣”，本质上是在捍卫一种“名教—政治共同体”的边界观：清议或许会被权力利用、会有偏私，但它仍承担着维系士人伦理与政治信任的功能；若将其一刀切“荡涤”，短期固然有利于统合人心与收编资源，长期却可能造成规范失灵、名分坍塌，甚至使政治回到单纯的强制与功利逻辑。这里的张力非常典型：开国政权倾向于以“再社会化”快速整合精英，而传统史论往往担忧这种整合会以牺牲道德过滤机制为代价。

其次，“奉晋恭帝为零陵王，优崇之礼，皆仿晋初故事……即宫于故秣陵县，使将兵防卫”呈现的是更细腻的“礼法治理”。把前朝君主降为藩王并加礼优崇，是一种把“篡夺”包装为“禅让后之安置”的政治技术：既向天下展示“不绝其祀、不断其命”的仁厚，又把潜在的政治象征性威胁（前朝天子可能成为反对派旗帜）用“宫之+兵防”的方式软禁起来。

尤其“仿晋初故事”四字很关键：新朝不是凭空制定规则，而是故意借用历史上被认可的“成功转场模板”，以降低制度更迭的陌生感与抵触感。降褚后为王妃，则把前朝与新朝的关系进一步“家族化/内廷化”，以婚姻与礼制将其纳入可控秩序之内——这比单纯的军事控制更具象征上的驯化意义。

再次，“追尊皇考皇妣……尊王太后……上事萧太后素谨……未尝失时刻”把合法性锚定在两种传统资源上：宗法与孝道。开国之初追尊父母，是把新皇权的来源从“军事胜利”再向“天命—家国正统”过渡：我不仅能夺天下，更是“有本有源、有宗有祧”。

而对太后“未尝失时刻”的细节描写，则是用可视化的日常礼仪，向士人社会证明新帝遵循名教秩序、能自我约束。换句话说，这是把个人德性转化为公共政治信用：在一个仍高度依赖“道德可预期性”来维系精英合作的时代，孝谨不是私德陈列，而是政治稳定装置。

再看封爵与祀典部分：“诏晋氏封爵，当随运改……独置五公……以奉王导、谢安、温峤、陶侃、谢玄之祀……宣力义熙者一仍本秩。”这里体现的是对“政治记忆”的重编排：原则上“随运改”意味着旧朝爵位不再天然有效，新朝拥有重新分配荣誉与地位的权力；但又“独置五公”专门保留并降等为县公县侯来奉祀功臣名臣，等于告诉天下：新朝否定的是旧政权的统治权，不必然否定旧时代的国家功业与士族典范。这种做法同时达成三重效果：

其一，安抚仍具社会声望的门第传统，避免把自己塑造成“尽灭旧德”的暴力新贵；

其二，把值得纪念的对象限定为“国家型功臣”（王导、谢安、谢玄等象征晋室维系与抗敌），从而把历史叙事引导到“国家功业高于党争门户”；

其三，通过“降爵”把旧荣誉重新纳入新朝的等级体系，既给面子又控结构。对“义熙宣力同艰难者一仍本秩”，则更直白：开国联盟需要稳定预期，功臣集团必须看到“投入—回报”兑现，否则新秩序难以凝固。

最后，“以司空道怜为太尉……追封道规……其余功臣……追封刘穆之……王镇恶……”以及刘裕的叹息，揭示开国政治的另一面：制度可以重置，但治理能力高度依赖关键人物。刘穆之在刘裕集团中属于典型的“制度型辅臣”（协调军政、调度资源、安抚士族、整饬吏治），王镇恶则偏“军事执行型干将”。刘裕说“穆之不死，当助我治天下”，反映的是从征服到治理的转段焦虑：

打天下靠军功，治天下靠行政与组织；而“穆之死，人轻易我”则是对政治威望来源结构的自觉——他知道自己的合法性与可治理性，并非只来自皇位与军队，还来自能让精英相信“这套班子会办事”的核心幕僚。换言之，开国皇帝的权威不是单体的，它是一个“人—制度—网络”的复合体；关键节点一旦消失，外界对新政权的风险评估就会改变，“轻易我”正是这种评估的社会反应。

合起来看，这段《通鉴》材料特别适合用来观察“政权更迭中的规范重建”：一方面，新帝用赦宥与荡涤打破旧清议的排斥结构，快速收编社会资源；另一方面，史家（裴子野）提醒这种做法可能侵蚀名教的裁判功能；与此同时，新朝又通过礼遇前主、追尊宗亲、孝谨事太后、重订封爵祀典与论功行赏，构建一套既能运转、又能自我正当化的秩序叙事。

它不是简单的“仁/不仁”，而是一组制度选择：在开国窗口期，如何在整合速度、规范权威与精英合作之间，找到可持续的均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