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不韦真的是秦始皇父亲吗？

1. 司马迁惹的祸

秦始皇的生父究竟是谁，是一个古老的历史疑案。

秦始皇姓嬴名政，出生于战国时代的赵国首都邯郸，就是今天的河北省邯郸市。他的父亲子异，是在邯郸做人质的秦国公子，当时还不到二十岁，潦倒而不得意。他的母亲是出身于邯郸豪门大户的美女，风流多情而又能歌善舞，遗憾的是史书上没有留下她的名字，只称她为赵姬。

落魄的王子在异国巧遇富家美女，美好而又浪漫，本来应该是茶余饭后的美谈、文人墨客的歌咏题材，然而，子异和赵姬的相遇，其间另有一位第三者介入。这位第三者，叫作吕不韦，是在邯郸经商的大富豪。正是由于吕不韦的介入，落魄王子异国巧遇富家美女的佳话，变成了复杂的三角恋情。在这种扯不清道不明的关系中，嬴政出生了。

嬴政出生以后，他的生父究竟是谁，是子异还是吕不韦，也就成为一桩说不明白的事情。生父不明，对于一般的庶民而言，是难言的家事；对于家天下的皇室而言，可就是关系王朝命运的国事了。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这关系到六百年来世代承继的秦国政权，究竟还姓不姓嬴。秦国是否在嬴政即位的时候就已经易姓革命，被偷偷地改朝换代了？正是因为事情如此重大，秦始皇的生父究竟是谁的问题，成为千百年来历史学上一桩聚讼纷纭的公案，历史学家们为此一直争论到今天。

考察事情的来龙去脉，这桩疑案起源于《史记》；换句话说，都是司马迁惹的祸。那么，司马迁又是如何惹出这场官司的呢？

司马迁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叙述秦始皇的身世时说：

秦始皇帝者，秦庄襄王子也。庄襄王为秦质子于赵，见吕不韦姬，悦而取之，生始皇。以秦昭王四十八年正月生于邯郸。

秦始皇的父亲姓嬴名异，被称作子异，就是公子异的意思。嬴异是秦国的第三十三代国王，庄襄王是他死后的谥号，司马迁在这里用的是追述的笔法，所以这样称呼他。这段记载说：秦始皇是庄襄王的儿子，庄襄王在赵国做人质的时候，在吕不韦家见到赵姬，一见钟情，娶以为妻，生下了嬴政，出生的时间是秦昭王四十八年（前259年）正月，出生地是邯郸。这段纪事简洁明了，将秦始皇的身世交代得清清楚楚，明言他是子异和赵姬所生，并没有质疑他的出身。

不过，司马迁在《史记·吕不韦列传》里则是另外一个说法：

吕不韦取邯郸诸姬绝好善舞者与居，知有身。子楚从不韦饮，见而说之，因起为寿，请之。吕不韦怒，念业已破家为子楚，欲以钓奇，乃遂献其姬。姬自匿有身，至大期时，生子政。子楚遂立姬为夫人。

子楚，是子异的字号。这段纪事是说，吕不韦与绝色善舞的邯郸美人赵姬同居，知道赵姬怀了孕。在这期间，子异到吕不韦家做客宴饮，对赵姬一见钟情，起身敬酒，请求吕不韦将赵姬送与自己。吕不韦开始非常生气，后来考虑到自己已经为子异的政治前途投入了全部财产，为了“钓奇”获取投资的成功，他不得不顺水推舟，将赵姬送与子异。赵姬隐瞒了自己已经怀孕的事实，嫁与子异，如期生下了儿子嬴政。于是，子异立赵姬为夫人。这段纪事生动详细，通过讲述一段历史故事，明言嬴政实际上是吕不韦的儿子。

同一部《史记》在不同的篇章当中，对于同一事情有不同的记载，这就是秦始皇出生之谜这桩历史疑案的由来，宛如司马迁为我们布下的迷魂阵。

那么，这两种不同的纪事，究竟哪一个对，哪一个错？哪一个是历史的真相，哪一个是人为的虚构呢？这就需要我们来破解了。

2. 嫌疑人名单

俗话说，两占不定，讲的是算命打卦，一卦凶一卦吉，你无法拿定主意。正如我们对案件的审理，肯定和否定的证据一半对一半，法官无法根据现有的证据断案。基于这种常识，仅仅依据《史记》这两处不同的纪事，历史侦探也无法判断哪一处对哪一处错，也就是说，无法判定秦始皇的生父究竟是子异还是吕不韦。

在案件的侦破中，刑警侦探为了判断事件的真相，常常使用一个有效的方法，叫作排除法。在种种疑迹当中，逐一排除假象，最后剩下来的，应当就是最接近真相的了。在秦始皇生父是谁这桩疑案中，可能是秦始皇生父的嫌疑人只有两位，如果我们排除了其中假的那位，剩下的就可能是真的了。基于这个道理，我们不妨使用排除法来侦查本案。

为了便于侦查工作的展开，我首先将涉及本案的两位嫌疑人的个人材料做简要的整理，以卷宗表格的形式提供如下。

首先请大家审阅这份材料，然后随同我按照搜查名单的顺序，逐一调查这两位嫌疑人，审查他们作案的可能。下面，我们一起对第一嫌疑人吕不韦做详细的审查，看看能不能将他从嫌疑人名单中排除。

3. 发现了“奇货”

吕不韦是濮阳人，濮阳是战国时代卫国的首都，故址在现在的河南省濮阳市南。所以，以国籍而论，吕不韦应当算是卫国人。卫国曾经有过辉煌的历史，不过，到吕不韦的时代已经衰落得只剩下濮阳一座孤城，政治腐败，前景黯淡。

国内无望，吕不韦于是出国寻求发展道路。由于家业的关系，他最先选择的事业是经商，从事国际贸易。吕不韦离开卫国以后，在韩国的旧都阳翟（今河南禹州）大获成功，成为天下数一数二的豪商，被称为阳翟大贾，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以阳翟为总部的商界大鳄。阳翟大贾时代的吕不韦，也就三十岁左右，家累千金，富可敌国，往来行商于各国之间，贱买贵卖，事业蒸蒸日上，前途一片光明。

大约是在公元前262年，也就是秦昭王四十五年，吕不韦为生意上的事情来到邯郸，偶然结识了子异。子异的身世处境，立刻引起了他的兴趣。史书记载了吕不韦初次见到子异时的感慨。这个感慨只有一个词，就是已经成为汉语成语的“奇货可居”。奇货，稀少珍奇的货物；可居，可以进货囤积。“奇货可居”，就是现在投资购进稀缺的商品，留待将来高价出售。吕不韦不愧是国际级的大商人，他将子异视为投资对象，精明地察觉出子异作为商品的价值。

吕不韦是老谋深算的投资大家，他认准目标以后，行动非常慎重。在邯郸初见子异时，他声色不露，只在心中审度盘算。回到公司的总部阳翟，他先做调查，搜集各种信息，经过仔细研究，再三计算核实以后，制订出一个大胆的投资计划，决定将自己的全部资产投入子异的升值空间中。

由于事关重大，他觉得需要同父亲商量。

吕不韦专程从阳翟回到濮阳老家，就拟订的计划征求父亲的意见。《战国策·秦策》里，留下了吕不韦与父亲谈话的片段。大意是这样的——吕不韦问父亲：“投资农业，耕种收获，可以获得几倍的利润？”父亲答道：“十倍。”吕不韦又问道：“投资商业，买卖珠宝，可以获得几倍的利润？”父亲答道：“一百倍。”吕不韦再问道：“经营政治，拥立国君，可以获得几倍的利润？”

吕不韦的这一句问话，就是他看中子异的价值所在，也是解答“奇货可居”的关键。在吕不韦眼里，子异的商品价值，不是普通商品的价值，而是政治权力这种特殊商品的价值。吕不韦要由经营商业转入经营政治，他要由买卖商品转入买卖权力，他要投资子异，拥立子异成为秦国的国王。

对于一位商人来说，这可是破天荒的投资计划。当然，吕不韦的这个投资计划并没有脱离商人的算计，正如他话中所表露的，这样做的基本动机，仍然在于牟利。然而，这个投资计划对于普通商人来说，毕竟超出了商业的常规。利润究竟有多大呢？他拿不准，心中不安，希望从父亲的口中得到一个中肯的评估。

吕不韦的父亲又是如何回答的呢？只有两个字：“无数。”这个“无数”是什么意思呢？迄今为止，专家学者的理解是这样的：顺着前面农业利润十倍、商业利润百倍的话往上走，增加到一千倍一万倍，一直大到不可计量。看得出来，这是无限乐观的利润期待。然而，“无数”，还可以有另一种读法，就是将“数”当作动词，读为“计数”，理解为无法计算，难以预测。这是一种对于高风险投资的谨慎评估，更加符合一位贤明的父亲对于爱子的冒险计划的慎重反应。吕不韦的父亲接下来说的话，我们不妨顺着当时的情景补充出来：“不韦啊，既然你要选择最高风险的投资，那就准备去获取最高的回报吧！”辞意双关，语重心长。

得到父亲的理解，吕不韦心中最后一丝不安消去。他辞别父亲，回到阳翟，开始行动。

以上，我们一起审查了吕不韦投资子异的过程。吕不韦之所以为子异“破家”，也就是倾其所有财产投资于子异的动机，应当是很清楚的了。从本质上讲，吕不韦是追逐利益的商人，对他来说，最高的利益就是资助子异登上王位，然后由成为秦王的子异给予自己最大的回报。吕不韦的这种行为动机，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是致力于助选而不是追求自己当选。

4. “奇货”的价值

吕不韦的投资动机明了以后，我们进而审查他的投资买点，看看他究竟看中了子异的什么，以至于敢下如此大的赌注。这就要从子异的身世说起了。为了便于理解，也为了便于追踪调查，我还是按照惯例，请大家先来看一份有关子异家系的材料。

子异是秦国第三十二代王、秦孝文王嬴柱的儿子，出生于秦昭王二十六年（前281年）。吕不韦见到他的时候，他的祖父秦昭王嬴则还在位，他的父亲嬴柱是王太子，被称为安国君。安国君嬴柱妻妾众多，子女也多，光儿子就有二十多个，子异是其中之一，排行夹在当中，被称为中子。

俗话说，皇帝重长子，百姓爱幺儿。皇帝重长子，是以利害计量的，长子将继承父业，自然要格外看重栽培；百姓爱幺儿，是基于人情，小儿子最是天真可爱，往往得到特别的呵护。不过，利害和人情常常纠缠不清。历史上，老父亲一朝心血来潮，以幼代长的事情屡屡可见。子异两头不占，二十几个儿子排排坐，吃果果，不管从哪一头数起，都轮不到他有好果子吃。

俗话又说，爱屋及乌，子以母贵，讲的是爱人之情及于所爱之人的相关事物，母亲受尊宠，子女也高贵。子异的母亲叫作夏姬，是安国君众多妻妾中的一位，生下子异后不受宠爱，郁郁寡欢于深宫后院。夏姬被冷遇，子异也跟着受白眼儿。正因为这样，中子子异，既得不到父亲的喜爱，也没有继承王位的希望，后来就被打发离开秦国，到赵国去做质子。质子，就是人质。不过，子异所充当的人质，不是普通的人质，而是国家之间的人质。战国时代，各国之间结盟订约以后，往往互相交换王室子弟做人质，被称作“质子”。这些“质子”，既是外交使节，也是外交抵押。作为一种国际政治的筹码，他们的命运，伴随国家之间关系的变化而变化：两国间关系友好，就被奉为上宾，礼遇有加；两国间关系恶化，则遭冷遇羞辱，甚至被拘捕杀害。那么，在邯郸的人质子异，究竟属于哪一种呢？

子异来到赵国做人质的时候，大概是秦昭王四十二年（前265年）。这一年，他的父亲安国君做了秦国的王太子，也就在这一年，赵国的孝成王即位，秦赵两国关系有了改善的契机。身为王太子之子的子异作为人质来到邯郸时，还不到二十岁。当时，秦国极力东进，集中攻击韩国；赵国与韩国是唇齿相依的邻国，表面上与秦国和解，暗地里支援韩国抗秦。秦赵两国之间，平静的表面下关系日趋紧张，一场大决战（就是后来的长平之战）不可避免的预感，正在秦国首都咸阳和赵国首都邯郸蔓延开来。身在邯郸的子异，一方面承受着来自赵国的敌视冷遇，另一方面也感受到源于秦国的抛弃无依，日子越发难过。

关于子异在邯郸的处境，《史记·吕不韦列传》里这样写道：“车乘进用不饶，居处困，不得意。”说子异归国无望，前途渺茫，手头拮据，车马破旧，居处寒碜，真可谓孤零零一落魄王孙，穷困潦倒于异国他乡。

不过，王子王孙毕竟是王子王孙，在王权世袭的时代，王室的血统潜藏着继承王位的可能。落魄王孙子异，身上具备继承天下第一强国——秦国王位的潜在价值。吕不韦是第一流的商人，他以商人的精明眼光，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个潜在的价值。在这个商机的捕捉当中，血统——子异身上纯正的秦王血统，正是他投资的买点。

然而，子异身上的投资价值，毕竟是潜在的，能否实现，有概率和机遇的问题。前面已经说过，王太子安国君有二十多个儿子，纯粹以数字计算，子异继承王位的可能性为二十几分之一，如今被打发到他国，他的希望更是渺茫。可以说，除非有特别的机遇，否则子异是没有可能即位的。请大家注意“除非有特别的机遇，否则子异是没有可能即位的”这句话，它的另一种表达是，“如果有特别的机遇，子异是有可能即位的”。

吕不韦不愧是国际大商人，他在各国间往来经商，也密切关注各国政局。他不但善于发现有投资价值的商品，而且对实现商品价值的机遇，也是有火眼金睛的。就在吕不韦关注子异潜在的投资价值的同时，实现这个潜在价值的机遇已经出现在他眼前，尽管还有些隐约不定，尚在流动当中。

那么，吕不韦所察觉到的这个特别的机遇是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