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倭奇冤：一战斩敌两千，却被奸臣诬陷，死前所荐小兵成千古名将

嘉靖年间的朝堂，从来都不缺忠肝义胆的硬汉，更不缺罗织罪名的奸佞。抗倭名将张经的一生，就像一场高开低走的大戏，前半生平步青云、屡立奇功，后半生却栽在奸臣构陷里，落得个斩首示众的下场。他的冤屈，堪比岳飞，连墓壁上都刻着“堪恨阶前无铁相，张坟何异岳家坟”的血泪控诉。

张经能在朝堂崭露头角，靠的不是溜须拍马，而是实打实的硬气。当时宁夏总兵官钟放为了升官，揣着金银珠宝跑到京城行贿，这事败露后，因为牵扯到兵部尚书金献民，满朝文武竟没人敢吭声。就在众人噤若寒蝉时，张经站了出来。他联合同僚高世魁，一纸奏折递到嘉靖皇帝面前，把事情的来龙去脉抖了个底朝天。皇帝派人一查，果然属实。金献民吓得魂飞魄散，赶紧称病辞职，灰溜溜地逃出了京城。经此一事，张经不畏权贵的名声，在朝堂上传得沸沸扬扬。

可张经的硬气，远不止于此。当时的厂卫校官，仗着有皇帝撑腰，在京城横着走，抓人、勒索是家常便饭，百姓和官员都敢怒不敢言。张经看在眼里，急在心里，直接向嘉靖皇帝上书，建议撤销这些祸国殃民的厂卫校官。出人意料的是，嘉靖竟然采纳了他的建议，一道圣旨下去，东西厂和锦衣卫的校官全被罢免。这下，张经的声望彻底爆棚，嘉靖也看出了他的过人之才，开始对他委以重任。

先是提拔他为兵部右侍郎，总督两广军务。当时断藤峡的动乱已经闹了160年，从洪武四年到嘉靖十八年，朝廷派去几十名将领、六十多万大军，都没能平定。可张经一到任，就凭借出色的军事才能，迅速扫平了动乱。嘉靖龙颜大悦，将他升为兵部左侍郎，官升一级，俸禄也加了一级。

还没等张经喘口气，南边又出了大事——安南（今越南）的莫登庸篡位了。这可是动摇明朝藩属国秩序的大问题，张经和同僚毛伯温一合计，想出了个“糖加鞭子”的妙计。他先派大军压境，把莫登庸围得水泄不通，吓得对方整天心神不宁；接着又抛出橄榄枝，许诺只要莫登庸归顺，就封他个明朝二品高官。一边是刀光剑影，一边是高官厚禄，莫登庸掂量来掂量去，最终乖乖答应了朝廷的条件。安南之乱不费吹灰之力就解决了，嘉靖直呼张经是“天才”，又把他提拔为右都御史。

没过多久，广西思恩的土司又发动了大规模叛乱。张经二话不说，主动请缨前去平叛，没过多久就凯旋回朝。细数张经的前半生，简直就像开了挂，一路平步青云，羡煞旁人。

后来，张经的父亲去世，他按制回福州守孝三年。守孝期间，他没闲着，还大力扶持当地的教育事业，亲笔写下的《四门学碑记》，至今还藏在于山碑廊，供后人瞻仰。三年孝期一满，朝廷的召回圣旨就火速送到了福州，任命他为南京户部尚书，没过多久又改任兵部尚书。

此时的明朝，东南沿海的倭寇正闹得沸沸扬扬。这些倭寇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百姓苦不堪言。朝廷决定设一个总督大臣，专门处理抗倭事宜，这个重任，自然落到了张经的肩上。他被任命为总督，统管江南、江北、浙江、山东、福建、湖广等地的军务，手握调兵大权。

张经深知，倭寇狡猾凶悍，不能硬碰硬，必须对症下药。他特意组建了一支“狼士兵”，每天加紧操练，专练抗倭的战术技巧。这支队伍一上战场，果然扭转了明朝屡战屡败的颓势，张经的威望也跟着水涨船高。

可树大招风，张经的赫赫战功，动了奸臣严嵩的奶酪。严嵩咽不下这口气，就怂恿嘉靖，派自己的干儿子赵文华去前线督军。明眼人都看得出来，赵文华就是来抢功的。他一到前线，就摆起了架子，颐指气使地催着张经出兵。

张经却很冷静，他告诉赵文华，出兵得等时机，现在敌情还没摸清，最重要的狼士兵也没全部赶到，贸然出兵只会损兵折将。可赵文华哪里听得进去，还威胁说要密告皇上。张经压根没把他放在眼里——论官职，自己是正二品高官，赵文华不过是个三品的通政司通政使兼工部右侍郎，两人根本不是一个级别；论人品，赵文华的干爹严嵩就是个臭名昭著的奸臣，这样的人，不值得他搭理。于是，张经以“兵事机密”为由，再也不向赵文华透露任何军事信息。

这下可把赵文华得罪透了，他怀恨在心，转头就伙同胡宗宪，给嘉靖递了一道奏折，诬陷张经：“张经是福建人，他担心倭寇攻打自己的家乡，所以故意养寇自重，浪费朝廷的钱财。”嘉靖皇帝偏听偏信，当即下旨，要把张经抓回京城问罪。

就在圣旨送达的关键时刻，狼士兵终于全部赶到了前线。张经顾不上自己即将被问罪的处境，一心只想着抗倭大计。他当即下令出兵，先是在石塘湾大败倭寇，紧接着又在王江泾展开围剿。这一战，打得酣畅淋漓，共斩杀倭寇首级1980多个，烧死、淹死的倭寇更是不计其数，创下了明朝抗倭以来的最大胜利。史书上都称誉，这是“自起兵军兴以来，天下战功第一”。

捷报传到京城，满朝文武都以为嘉靖会龙颜大悦，赦免张经。可谁也没想到，嘉靖早就被赵文华的谗言蒙蔽了双眼，坚持认为张经是“养寇糜财”，只是因为被弹劾了，才不得不出兵立功。他不仅没有赦免张经，反而催促锦衣卫赶紧抓人。

朝中的有识之士看不下去了，给事中李用敬、闻望云联名上奏：“我军刚取得大胜，倭寇的气焰已经被打下去了，这个时候不宜更换主帅，恳请皇上召回锦衣卫的使者。”可嘉靖却认定这两人是在和张经结党营私，二话不说，下令将两人廷杖后削职为民。

张经被押回京城后，跪在嘉靖面前，声泪俱下地诉说自己的冤屈。他说，自己担任总督半年多，前后俘获、斩杀的倭寇足有五千多人，恳请皇帝明察秋毫，让他重返前线，杀倭报国。

可严嵩早就准备好了一套说辞，他对嘉靖说，张经一直养寇不战，是赵文华和胡宗宪合谋进剿，才取得了大胜，张经不过是在冒领功劳。更可气的是，连徐阶、李本这些浙江籍的官员，也跟着严嵩一起诬陷张经。

先入为主的偏见，加上奸臣的轮番构陷，嘉靖皇帝彻底失去了判断力。他不顾张经的苦苦哀求，执意要将他处死。

临刑前，张经没有丝毫怨言，他心里想的，还是抗倭大业。他告诉嘉靖：“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只是我死后，恐怕一时之间没有合适的将领接替抗倭重任。不过，军中的低级将领里，有个叫戚继光的，此人胆识过人，堪当大任，希望皇上能重用他。”嘉靖听完，点了点头，采纳了他的建议。

嘉靖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九日（公元1555年11月12日），一代抗倭名将张经，在京城被斩首示众。他用自己的性命，换来了东南沿海的短暂安宁，更举荐出了戚继光这样的千古名将。

张经的死，是明朝的一大损失，更是一桩千古奇冤。后人为他鸣不平，在他的墓壁上刻下那两句血泪斑斑的诗句。直到多年以后，人们回望这段历史，依然会为这位忠勇双全却含冤而死的名将，扼腕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