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病危，妻子85岁探望未谈

很少有人知道，郭沫若早年的一段婚姻，竟与日本女子有关。

而这段异国情缘，不是传奇，而是痛苦岁月中的一点温暖残光。

1913年冬，20岁的郭沫若离开故土，踏上东渡日本的船。

那一天，是12月28日。他手上只有够用半年的生活费。天津军医学校的录取通知，他亲手撕了。

他要去日本考官费学校，否则，半年后，他说自己就跳进东海，不回四川，也不回老家。

那一年，他和家中长兄翻了脸，只为一个去国求学的念头。

经东北、朝鲜，一路转车转船。1914年1月13日，他抵达东京。

可新生活并没有温柔地接住他。刚到东京，郭沫若就被现实打了个措手不及。

他的脑袋像被紧箍咒勒住，白天昏沉，晚上头痛如裂。

加之远方中国局势动荡，家中父母早早替他安排了婚姻，旧式礼教的压迫阴影始终笼罩在心头。

他陷入长久的焦虑与痛苦中，曾写信给友人说：“我怕我疯掉。”

直到1916年8月，一个偶然的相遇，改变了他整整两年的精神状态。

那天，他前往东京圣路加教会医院探望好友陈龙骥。结果不是探病，而是奔丧。陈病重未愈，撒手人寰。

处理完后事的郭沫若情绪低落，准备离开医院时，一个身影在走廊尽头停住了他。

年轻的护士佐藤富子，白衣素净、目光清澈。她不是惊艳的美人，却有种内敛的光，让他一眼忘不了。

她的志愿是学妇产科，立志将一生献给慈善。

这位女护士，不顾父母反对，只身前往东京，在圣路加医院担任护理，宿舍简陋，薪水微薄，生活清苦。

后来，郭沫若再次去医院，想取回陈龙骥的X光底片。其实也是想，再看她一眼。

几天后，富子将底片寄来，随信还有几句安慰。寥寥数语，却句句真诚。那封信，郭沫若反复读了十几遍。

他在心里给她取了个名字：“安娜”。

青年时代的郭沫若，是极其敏感而激烈的。他的情感，不是慢慢渗透，而是迅速倾泻。

安娜的温柔与坚毅，让他相信：不是所有命运都是冷酷的。

可在那个年代，爱不是简单的私人决定。

安娜想学医，却因日程仓促，无法一边工作一边准备考试。郭沫若便劝她辞职，搬来冈山与自己同住。他说：“我的官费，够两个人用了。”

于是一个中国青年，一个日本女子，在1910年代的东瀛，决定合住一间屋子。

1916年冬，冈山的夜风已有凉意，郭沫若带着复杂的心绪，迎来了安娜的到来。他本以为，两人可以在“平等与自由”的前提下和平同居，以朋友的方式共同生活。

可很快他发现，他低估了人性，更高估了自己。

他在给友人信中写道：

安娜知道郭已婚，但她仍接受了这份感情。郭则一度以为，既然已有婚姻的存在，反而能让这段同居关系保持理性与节制。但事实并非如此。人心与感情，总无法遵循纸上原则。

郭沫若为了让安娜走得更远，曾送她进入东京市立女子医校学习。这段理想的教育进程，在不久后因为安娜怀孕而中断。

1917年，孩子出生，取名“和生”。郭沫若的父母对此感到震惊，但终究接受了这段“越界”的关系。

而安娜的父母却态度决绝，宣布断绝关系，“不许再踏入家门一步”。

佐藤富子，为了这场爱，付出了几乎全部。她切断了与父母的联系，承受了来自社会与家族的双重否定。

她曾写道：“我把父亲丢了，母亲丢了，国家也丢了……这是怎样悲惨的恋爱，怎样悲惨的缘分哟。”

郭沫若后来承认，是这段恋爱，把他从神经崩溃的边缘拉了回来，也激发了他全部的诗歌创作欲望。

两人没有婚书，没有家业，但有一种近似于誓约的坚持。

他们顶住了来自中日两国社会的双重压力，在贫困中努力生活。

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出生后，只靠郭沫若的一份官费支撑一家生计。安娜主动承担了全部家务，维持这个家最基本的秩序。

1922年，郭沫若顺利毕业，获得九州帝国大学的医学学位。安娜原以为，他们终于可以安稳下来，丈夫行医，她负责照顾家庭，日子虽不富裕，至少清白简单。

次年三月，郭沫若先行回国。安娜带着三个孩子晚一年抵达上海。上海的生活节奏快，物价高涨，安娜感到了沉重的压力。她建议郭沫若利用所学开业行医，以稳定生活，遭到拒绝。

为了减轻丈夫的负担，安娜决定独自带着孩子返回日本，重拾产科专业，将来再来上海开业。郭沫若沉默，既未鼓励，也未阻拦。

不久，郭也回到日本。两人再次团聚，生活一度归于平静。1924年，他又回到中国。之后的数年，他们分分合合，聚少离多。

1927年，他因政治原因从香港秘密回沪，短暂团聚后被列为通缉要犯，他再次赴日。

他患上斑疹伤寒，几乎死去，最终留下耳聋的后遗症。而此时的安娜，也病体支离，却依旧撑着身体去医院看他。

次年，两人迁回日本。郭沫若此时已被日本政府视为眼中钉，被拘押多日，最终由安娜多方奔走才得以释放。

之后，郭专注写作，安娜外出打工维持家计。没有抱怨，没有退缩。1932年，他们迎来第五个孩子，取名“志鸿”。

家庭的安宁并未持续太久。

九一八事变后，郭沫若认识了记者于立忱，迅速相熟。

两人的关系，几乎是公开的秘密。消息传到安娜耳中，她并未闹，也未质问，只是把所有情绪埋在心底。

1937年底，郭沫若即将回国，参与抗战。临行前，他向安娜表达了离开的打算。

话说得婉转，却句句在理。

郭沫若知道，她不是不知道一切，只是不说破罢了。

他在那个夜晚坐在床前，看着她在灯下翻书。她没注意到他的神情。夜很静。他俯身轻吻她的额头，她没有回头。

他悄然离开，没有告知具体的启程时间。

他早知这一走，将是两条命运的真正分岔。

郭沫若回国后，与安娜的联系彻底中断，直到1938年初，才收到她寄来的一封信。这封姗姗来迟的信，句句都是苦难的陈述。

郭走后不久，日本特高课得知消息，震怒之下将他在东京的住所彻底查抄。

书信、手稿尽数被带走，连安娜藏在枕头下的诗稿也未能幸免。安娜随即被捕，遭到严刑拷打，关押多日。

面对逼迫，她拒绝出卖郭沫若，也拒绝将孩子登记为日本籍。特务辱骂她是“野狗”，她冷冷回应：“我是‘野狗’，可我热爱的是中国。”

就在她孤身苦熬、为郭担下所有时，郭沫若却早已在重庆与于立群（于立忱的妹妹）共同生活。他没有告诉安娜，也无意告诉她。

那段关系来得迅速而公开。安娜远在日本，一无所知。

但她还是决定来一趟。

她带着长子和生、女儿淑子，从日本乘船抵台，再转香港。那是1946年的一个普通日子，她悄无声息地出现在林道街郭沫若的住所门前。

推门而入的一刻，郭沫若愕然，脸色一瞬变得苍白。于立群在屋内，也一言不发。

安娜站在那里，看着他，看着屋里一对新人，看着五个围坐一团的孩子。他们看起来很亲密，像一个已经完整的家庭。

她没有哭，也没有闹。只是默默看着。

多年不见的丈夫没有迎上前来，只是尴尬地移开了目光。

她什么也没问，因为她已不需要答案。

自他不告而别的那天起，对于安娜而言，晴空万里是他，风雪夜归也是他；通衢大道是他，万丈深渊也是他。她倾尽一生相信的那个人，早已走出她的世界。

她回到日本，继续抚养五个孩子，独自度过一个女人全部的艰难与衰老。

但她并未彻底断绝联系。

新中国成立后，她再度携子女来到中国。长子和生、次子志鸿，皆投入祖国建设。她本人也申请加入中国国籍，最终落脚大连，定居于长子身边。

1975年，郭沫若病重，住进北京医院。安娜由女儿陪同前去探望。相见时，两人无言。沉默仿佛替代了所有解释。

三年后，郭病危，安娜再次从大连赶来。

那年，她85岁。她只在病房停留片刻便匆匆离开。

有人问她为何不多留一会儿。她淡淡答道：“他不愿谈。”

很多年之前，她就明白：有些人，不再属于原地。

1983年，她被推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婉拒了所有记者采访。

她每年仍会回日本探亲。但每次只住几天便返回。有人劝她常住，她摇头：“我已经老了，万一病倒了怎么办？我想死在中国。”

她留下遗言：遗体要葬在中国。

1995年，安娜在大连安然离世，享年一百零一岁。

临终那天，床头摆着一沓泛黄的信纸——那是郭沫若早年写给她的一百多封信。

她走得平静。没有哀怨，没有言语。

她的遗产不多，只有五百万日元。她将它全部捐赠给中国——那个曾因爱而结缘、因爱而负她的国度。

一个被爱放逐的女子，最终用慈悲回馈了她一生的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