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没能灭亡中国，不是“偏爱”中国，而是被隐藏的太深

1880年，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致白厅的密信中有句俏皮话：“征服中国似用餐刀切水银——你以为抓住了，它早从缝里溜走了”。这话初听若殖民者之抱怨，细究却道出西方列强啃不动中国并非手下留情，而是碰到了某种看不见的韧性，这韧性蕴含在茶馆说书人的惊堂木里、农民犁地翻出的碎瓷片里，以及1938年台儿庄战场某个士兵怀中的《论语》残页上。

要讲“隐藏的韧性”，先得撕开西方“国强必霸”的思维茧房。西班牙抢夺阿兹特克黄金、英国收取印度鸦片税、法国占据阿尔及利亚油田这类事情，使得欧洲形成了只要舰炮猛烈就没有撬不开国门的条件反射。但是1840年轰开虎门要塞之后，却发现情况不对，中国农民缴纳完地租接着祭拜土地公，秀才一边咒骂洋人一边参加考八股的科举，就连慈禧太后挪用军费修建园子，下面的官员还照旧呈递“万国来朝”的贺表，这种“表层屈服深层自转”的生态比印度土邦或者非洲部落更难对付得多。

我认为西方最为头疼的是中国的“文化消化系统”，佛教于东汉传入后被儒道思想演变成禅宗，元清两代异族统治的时候反倒被农耕文明所同化，这千年修炼而成的融合力比任何城墙都要坚固。如同1900年义和团烧毁教堂，拳民怀中怀揣着《西游记》里孙悟空的符咒，他们运用本土神话去理解外来宗教，最终弄出荒诞的排外运动，西方传教士还记录过有教民在周日进行礼拜周一接着给祖宗上坟且还振振有词地表示“上帝管天堂，祖宗管子孙”。

西方误判的根源是历史短视，麦迪森的《世界经济千年史》中记载着1820年中国GDP占全球32.9%，直到抗战前都没有掉出前十，可是伦敦议员只看到军舰数量，忘记计算文明厚度，如同下棋新手老是纠结吃子，老手懂得“势”的价值，1937年日本人也犯了这样的错误，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狂言背后是对“民魂”的完全误读，他们能够占领城市，却读不懂杨靖宇牺牲前“我们中国人都投降了，还有中国”这句话的分量。

或许独特的“国家觉醒模式”使得中国没有重蹈印度的覆辙。严复在《孟德斯鸠法意》的按语里说秦以后中国是“家天下”，百姓对于王朝更替比较麻木，到近代这种麻木成了保护层：西方利用条约体系割让主权的时候，发现中国如同吸饱水的海绵，割取香港就好像是爱新觉罗家的地皮，开通商口岸时货船还停在广州知府的辖区，直到共产党把“阶级担当转变为民族担当”，才真正激活了沉睡的集体认同。

值得思考的是中西方存在“时间差”。欧洲依靠殖民完成原始积累的时候，中国正处于“满清帝国的黄昏”；西方陷入二战泥潭的时候，中国经过延安整风形成了新的组织形态。这时空的错位使得日本侵华成为最残酷的试金石，210万伪军的数字很吓人，更令人震撼的是东北抗联在零下40度的环境里坚持了14年。冰与火的极端考验反而炼就了民族精神的纯度。

或许从这样的角度来看，中国的生存密码不在“强”而在于“韧”。西方史学家常常热衷于统计中国有多少次亡国，却很少关注每次崩溃之后有更为庞大的文明进行重构。如同黄河改道会毁坏良田，但是淤泥之中能够生长出更为肥沃的庄稼。阿根廷学者梅里诺所说的“中国走‘强而不霸的现代化道路’”这句话是比较恰当的。这种路径的选择方式，本质上是对于五千年文明经验的路径依赖——我们的祖先早就已经知道，真正的永恒并非是征服，而是周而复始地生长。

下次再听到“西方放过中国”这类话语，不妨思索一下1950年的朝鲜战场。很多身着单衣冲向美军火线的志愿军，他们守护的不只是国境线，那是如同程婴救孤一般的文明的延续，是《周易》里“穷则变，变则通”在当下的体现。西方并非不想消灭中国，只是这文明总在绝境中产生新的防护。

在深圳博物馆里，可见到1843年《南京条约》原件与2018年亚投行章程摆放在一起。相隔175年的两张纸张，共同证明有些文明犹如历史长河中的礁石，潮水到来的时候会暂时被淹没，潮退去之后还会矗立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