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正杂谈｜明朝真有吃瓜蒙主说的那么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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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网真是网，小虾都难逃。过去一段时间了，老正才听到还有“吃瓜蒙主”这一号人物居然也被网住了。

这两天的“吃瓜蒙主”颇有些像司马南刚被禁时的情形，账号被封，作品下架，其言论却仍在传，好像还有人替她打抱不平。觉得挺有意思，就搜了搜，看了看，一看不要紧，觉得此人言论还真有问题。其中美化明朝的一些言论就不怎么样。

过分夸大明朝的造船技术，认为“一战时期的船，质量不如大明宝船”，暗示明朝海军技术遥遥领先于近代西方。

声称明朝拥有工业革命关键发明，说“瓦特改良的蒸汽机，明朝也能够制造，但是，明朝人没那个想法”。甚至还提出“明朝就有了微积分”。

总之是在构建“明朝领先论”，证明明朝在各方面都“遥遥领先”，并以此服务于其“1644年后中华文明断层”的核心史观。

“吃瓜蒙主”这些观点很扯。其行为就是用“营销号”的方式，通过截取或曲解历史片段、进行跨越时空的不当比较来制造“爽点”，意图达到其个人或某小群体利益的目的罢了。

说到此人美化明朝，老正忽然想起以前写的一篇文章，正好也说到明朝，是通过对四个人物对待机遇的态度的对比说到明朝的。这四个人两个是英国人，两个是中国明朝人，都是名人。我们从他们对待机遇的态度的角度能看到什么呢？老正想，至少不会得出“吃瓜蒙主”所鼓吹的“明朝才是最好的”结论。

朋友们，这一期我们来比较培根、莎士比亚与袁宏道、傅山对待机遇的观点：

积极与消极的反差

弗里西斯·培根：1561—1626

莎士比亚：1564—1616

袁宏道：1568—1610

傅山：1607—1684

从年龄上看，培根、莎士比亚比袁宏道分别大7岁和4岁，袁宏道在世42年，三人重叠在世39年，完全属于同时代人。傅山在世77年，与培根和莎士比亚分别重叠19年和9年，大体属于同时代。如此，他们四人具备对比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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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根是英国政治家、科学家、哲学家。他所著的《培根论人生》一书中有两节是专门阐述机遇问题的。

在“论时机”中，他认为“善于在做一件事的开端识别时机，这是一种极难得的智慧。例如在一些危险关头，总是看来吓人的危险比真正压倒人的危险要多许多。只要能挺过最难熬的时机，再来的危险就不那么可怕了。因此，当危险逼近时，善于抓住时机迎头邀击它要比犹豫躲闪它更有利。因为犹豫的结果恰恰是错过了克服它的机会。但也要注意警惕那种幻觉，不要以为敌人真像他在日光下的阴影那样高大，因而在时机不到时过早出击，结果反而失掉了获胜的机会。”

“总而言之，善于识别与把握时机是极为重要的，在一切大事业上，人在开始做事前要像千眼神那样察视时机，而在进行时要像千手神那样抓住时机。” “机会老人先给你送上他的头发，当你没有抓住再后悔时，却只能摸到他的秃头了。”

在“论幸运”中，他承认“幸运与偶然性有关，例如长相漂亮、机缘凑巧”。但他强调的却是“人是自身幸福的设计师。”他说：“幸运的机会好像银河，它们作为个体是不显眼的，但作为整体却光辉灿烂。同样，一个人若具备许多细小的优良素质，最终都可能成为带来幸运的机会。”他还认为“意外的幸运会使人冒失、狂妄，然而经过磨炼的幸运却使人成为伟器。”

培根重视机会的创造。他说：“人应不失时机地创造机会。” “贤者造出机会多于发现机会。”苏格拉底说，“幸福乃是机会的影子。”培根则更进一步，索性指明“人是自身幸福的设计师。”也就是说，机遇是可以创造的，同时也说明了机遇所具有的主观目的性的特征。

培根的机遇思想是西方机遇思想发展这个时期的顶峰，并且对于中国后来机遇思想的发展也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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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士比亚是文艺复兴时期英国伟大戏剧家、诗人，英国人文主义思想的杰出代表。他的作品中经常出现的“机遇”、“机会”等词汇，而且大多是“好的”。

莎士比亚描述了机会的重要。他说，“人生的种种鹄的，往往在最后关头达到了完成的境界；长期的艰辛所不能取得结果的，却会在紧急的一刻中得到决定。”

莎士比亚经常讲到要抓住时机、利用机会。“世事的起伏本来是波浪式的，人们要是能够趁着高潮一往直前，一定可以功成名就；要是不能把握时机，就要终身蹭蹬，一事无成。我们现在正在满潮的海上漂浮，倘不能顺水行舟，我们的事业就会一败涂地。”

他以诗的语言表述“机会错过不复来”的道理：“好花盛开，就该尽先摘，慎莫待，美景难再，否则一瞬间，它就要凋零萎谢，落在尘埃。”

莎士比亚还表达了要等待时机的思想。“我只是静候时机，在目前严冬的风雪中颤栗，希望温暖的日子会有一天到来。”

他还写到：“在危急的时候，一个人是应当通权达变的。”

此外，莎土比亚还涉及机会的形成：“时势在替你造成机会。”

莎士比亚积极进取的机遇思想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的生机与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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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宏道是中国明代文学家。他在《顾升伯太史别叙》中，对“可以用之时”与“不可用之时”作了较深入细致的讨论，并且涉及机遇的识别问题。他说：“夫士当其可用，则为龙为蛇，为锋为颖。当其不可用，则陆沉众中，宁晦勿耀，宁可与庸夫同其庸，不与智士同其杰。”

他还认为：“唯当不可用之时而求用，与值可以用乏时而不能用，其无才等也。”

他指出，“然可用不可用，其几甚微，非至圣大贤，不能测识。”

他认为 “天下之患，莫大于使豪杰不乐为用，而蔽贤为小。”豪杰之所以不乐为用者，非真“世不我容”，而是“欲尽其用而不可得”。原因在于“一时执政诸大臣”之“假气魄、伪节义，而不能别天下之真丈夫”。

“天下之患，莫大于使豪杰不乐为用。”这个说法在明代比较盛行。一个社会到了“豪杰”们有了机遇而却“不乐为用”的地步是很可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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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山是中国明清之际思想家。他对于机遇的态度十分消极。他在《仕训》中说：“仕不惟非其时不得轻出，即其时亦不得轻出。君臣僚友，那得皆其人也。仕本凭一‘志’字。志不得行，身随以苟，苟岂可暂处哉？不得已而用气，到用气之时，于国事未必有济，而身死矣。死但云酬君之当然者，于仕之义却不过临了一件耳。此中轻重经权岂一轻生能了？”

在比较这四个人的观点之后，能明显看得出，在对待机遇的态度上，培根和莎士比亚与袁宏道和傅山之间有着十分强烈的反差。一边是积极进取，创造机会；一边是消极谨慎，不仅“仕不惟非其时不得轻出”，甚至“即其时亦不得轻出。”这种对待机遇的积极与消极的如此强烈的反差表现出中西方机遇思想发展在这个时期的两个突出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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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探讨的机遇范围不同。培根和莎士比亚所说的机遇虽然也说事业功名，但这个事业功名所包含的范围却比较广，既有人生机遇，也有从事各类事业的机遇，并且能够上升到哲学的高度。而袁宏道和傅山所说的机遇，却仍然是仕途机遇。无论是袁宏道的“天下之患，莫大于使豪杰不乐为用”的说法，还是傅山的“仕不惟非其时不得轻出”，“即其时亦不得轻出”的观点，都只局限在出仕做官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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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所处的社会环境不同。尽管从时间上看，这四人属于同时代，但他们所处的社会环境却有非常大的不同。培根和莎士比亚正处于14世纪到16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的大环境之中；而袁宏道和傅山却处于1368年建立，1644年灭亡的明代，袁宏道属于吏治严酷的明中后期，傅山所处的则是明末清初大动荡时期。很明显，袁宏道的“豪杰不乐为用”和傅山对于仕途机遇的谨慎，充分反映了明朝政治的昏暗和明清交替时期社会动荡的时代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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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或许会说，那个时代信息交通不畅，国与国之间处于隔离状态，文化经济不能互通困难，各自发展，可比性不强。其实不然，有资料显示，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著作的首个近代印刷本是费诺奇成书于1468年的版本。明代中国出现了该版本的中译本”。这是不是很有意思？明代的中国居然就出现了柏拉图的中译本。西方在与明代相同的年代实现了文艺复兴，促进了近代科学的爆炸式突破，而与西方文艺复兴同时期的明代却没能跟上世界人文科技文明前进的脚步，甚至还出现了社会发展的倒退。如清初我们也有圈地，同时期英国也有圈地，但其性质却完全不同的现象即如此。这告诉我们，社会时代环境固然是重要方面，但属于文化层面的对机遇价值取向的取舍才是最深刻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