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读莫泊桑的《骑马》：专制社会中人性的冷漠和社会异化

莫泊桑

莫泊桑是19世纪法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杰出代表人物，代表作《项链》《我的叔叔于勒》《珠宝》《羊脂球》《漂亮朋友》。莫泊桑和俄国的契诃夫以及美国的欧·亨利一起并称为“世界三大短篇小说巨匠”。

《骑马》

《骑马》通过一次寻常郊游中的意外事件，折射出巴黎小资产阶级的虚荣幻象与底层民众的生存策略。这篇看似讽刺个人虚荣心的作品，实则深入剖析了第三共和国时期法国社会的结构性矛盾，揭示了在专制传统与资本主义转型交织的时代，个体如何在阶级固化与生存压力下扭曲变形。

主人公埃克托尔·德·格里布兰是一个典型的巴黎小职员，这一群体在莫泊桑的文学世界中占据着特殊位置。他们处于社会结构的夹层：既非拥有土地的旧贵族，也非掌握资本的工业资产阶级，更不是一无所有的无产阶级。这种尴尬的社会位置催生了埃克托尔们特有的心理状态——一种混合着自卑与自傲的身份焦虑。

埃克托尔身上流淌着“落魄贵族的血液”，这一背景决定了他的行为逻辑。在共和制度日益巩固的十九世纪末期，旧贵族的象征资本——头衔、礼仪、生活方式——正在迅速贬值，却又在文化想象中保留了某种残存的光晕。埃克托尔每晚将孩子放在膝头“预演骑马”，不厌其烦地讲述“当年在父亲家里的种种英勇事迹”，这些行为正是对这种文化光晕的执着追寻。骑马对他而言，绝非简单的交通工具或娱乐方式，而是“贵族的标志”，是连接他当下卑微处境与想象中辉煌过去的符号桥梁。

值得深思的是，埃克托尔对骑马技术的吹嘘与实际能力的巨大反差。他刚上马就“差点儿被摔下来”，内心“十分惊慌”，却仍要“故意在马背上大起大落按照英国人骑马的姿势小跑着”。这种表演性的骑术展示，揭示了小资产阶级生存策略的核心特征：通过对外在符号的操演，弥补内在实质的缺失。在香榭丽舍大街——这条象征着巴黎繁华与社交中心的街道——上骑马，对埃克托尔而言是一次精心策划的自我呈现，他渴望借此“显示贵族素养和英勇品质”，甚至“引起别人的注意，尤其是自己的长官”。

郊游当天的情节发展充满了莫泊桑式的讽刺。埃克托尔的家人将他的狼狈误读为技术高超，孩子们的尖叫惊吓了马匹，马的狂奔又被误读为骑术精湛。这种层层叠加的误读，构成了一个关于社会认知的隐喻：在一个注重表象的社会中，真实能力往往被表演技巧所遮蔽，本质被现象所取代。

撞倒老妇人的意外，将故事从对个人虚荣的讽刺转向对社会结构的批判。这一事件可以解读为三个层面的碰撞：

首先是阶级关系的碰撞。埃克托尔作为小职员，其行为逻辑受到双重影响：一方面，他试图模仿贵族的生活方式（骑马游览）；另一方面，他的经济资本仅能支撑偶尔的奢侈（一次郊游的特别酬劳）。这种矛盾使他在意外发生后陷入两难——他既想维持体面（承诺负担治疗费用），又无力承担长期后果。

其次是法律与道德的错位。医生诊断老妇人“无甚大碍”“休息几天就会好”，这与老妇人自称的“内部非常疼痛”形成鲜明对比。在缺乏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和公正司法程序的背景下，这种医学事实与主观宣称之间的张力，为后续的讹诈行为提供了空间。

最后是生存策略的对抗。老妇人的行为模式与埃克托尔形成了耐人寻味的对照：如果说埃克托尔是通过模仿上层阶级符号来提升社会地位，那么老妇人则是通过利用意外事件来确保生存保障。两者都是特定社会位置上的理性选择，却因阶级差异而产生悲剧性冲突。

专制社会中人性的冷漠和社会异化

被撞倒的老妇人在传统阅读中常被简化为“狡猾、刁钻”的反面形象，然而莫泊桑的深刻之处在于，他并未止于道德谴责，而是揭示了这种行为背后的社会根源。

老妇人的“狡猾”本质上是一种底层的生存智慧。在十九世纪的法国，工业化进程虽然创造了巨大财富，却未能建立普惠的社会保障体系。底层民众——特别是年老体弱者——面临着严峻的生存危机。当意外发生时，老妇人敏锐地意识到，这是改变命运的机会。她在疗养院的表现极具象征意义：“很满意地在喝油腻的肉汤”“很快活地跟别的病人聊天说地”，仿佛“这是她所应得的休息”。这种态度不应简单归结为道德败坏，而应理解为长期贫困后的理性补偿行为。

更深刻的是，老妇人的行为揭示了制度化依赖的形成机制。她很快适应了“不走不动的生活”，因为这种生活相比“经过了五十年的上下楼梯，拍打褥垫，上楼送煤炭，这儿扫扫那儿刷刷”的劳苦岁月，确实是一种改善。莫泊桑在此暗示了一个残酷的社会真相：当正规的社会上升渠道闭塞时，利用意外事件实现阶层跨越或生存保障，就成为底层的理性选择。

老妇人拒绝康复的姿态——“只要一扶她，她就鬼哭狼嚎”——可以解读为对医疗权威的反抗，更是对社会保障缺失的无奈回应。在一个没有养老金、没有医疗保险、没有社会救助的时代，保持“病人”身份可能是确保生存的唯一策略。

《骑马》发表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这一时期法国社会正处于多重转型的交汇点。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加速，传统的封建社会结构逐渐瓦解，新的阶级关系正在形成。莫泊桑通过这个微型社会戏剧，捕捉了转型期的几个关键矛盾：

首先是新旧价值观的冲突。埃克托尔对贵族生活方式的执着，反映了旧制度文化资本的持久影响。尽管政治上贵族特权已被废除，但贵族的文化符号（如骑马）仍具有社会区分功能。这种文化滞后使得埃克托尔这样的小资产阶级陷入认同困境：他们经济上依赖新兴的资本主义体系，文化上却向往旧秩序。

其次是法律形式与社会实质的脱节。故事中医疗鉴定无效、法律程序缺失的状况，揭示了第三共和国早期制度建设的不足。在一个法律体系不完善、执行不力的社会中，弱势群体难以通过正规渠道维权，不得不诉诸道德勒索等非正规手段。

最重要的是阶级固化与流动性缺乏。埃克托尔作为小职员，上升渠道极其有限；老妇人作为底层老年女性，更是处于社会最边缘。两者都试图突破自身阶级限制——埃克托尔通过文化表演，老妇人通过意外利用——但最终都付出了沉重代价。这暗示了当时法国社会流动性的缺乏：无论向上攀爬还是向下坠落，都可能带来灾难性后果。

莫泊桑在《骑马》中描绘了一幅人性异化的图景，这种异化是社会结构压力的产物而非个人道德缺陷。

埃克托尔的虚荣心本质上是自我异化的表现。他将自我价值完全寄托于外界的认可，尤其是上级和路人的目光。这种外在导向的价值观使他丧失了真实的自我感知，以至于无法准确评估自己的骑术能力。他的悲剧不仅在于经济上的损失，更在于精神上的自我欺骗：他始终活在自己构建的贵族幻象中，即使这个幻象最终导致家庭破产。

老妇人的行为则体现了道德感的工具化。在生存压力下，道德规范不再是内在的良知指引，而成为可操弄的博弈工具。她的“疼痛表演”是一种精心计算的行为艺术，目的是最大化自身利益。这种道德的工具化，反映了在社会安全网缺失的环境下，道德共识如何被生存理性所侵蚀。

更令人深思的是社会的普遍冷漠与窥视快感。事故发生后，围观者的态度从最初的同情迅速转变为看客心态。当埃克托尔陷入与老妇人的纠缠时，这成为周围人津津乐道的社会戏剧。莫泊桑揭示了现代都市生活的特征：人们既是彼此生活的观众，又对他人苦难保持情感距离。这种冷漠不是天生的冷酷，而是社会分化和生存竞争下的心理防御机制。

《骑马》作为莫泊桑短篇小说的代表作，体现了他批判现实主义的创作特点：通过平凡事件揭示社会本质，通过个体命运反映时代特征。

莫泊桑的深刻之处在于他的道德复杂性。他没有简单谴责埃克托尔的虚荣或老妇人的狡诈，而是将两者置于具体的社会历史语境中，展示其行为的社会根源。这种非道德化的社会分析，使作品超越了简单的道德训诫，达到社会批判的深度。

同时，莫泊桑展现了卓越的心理洞察力。他对埃克托尔自我欺骗机制的描绘，对老妇人算计心理的刻画，都基于对人性与社会互动关系的深刻理解。这种心理真实与社会真实的结合，使得小说人物既是个体心理的典型，又是社会结构的产物。

最重要的是，莫泊桑通过这个看似微小的故事，触及了现代性的核心困境：在一个传统纽带断裂、社会竞争加剧的时代，个体如何维持尊严与道德？当社会制度无法保障基本安全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会如何扭曲？《骑马》提出的这些问题，在当代社会依然具有紧迫性。

《骑马》最终留给我们的，不仅是一幅十九世纪法国社会的风俗画，更是一种审视自我与社会的批判视角。它告诉我们，在虚荣与狡诈的表象之下，往往隐藏着深刻的社会不公与人性异化。只有直面这些结构性问题，我们才能在个体与社会之间找到更健康的平衡，避免成为另一个埃克托尔或老妇人——在生存的钢丝上，为了短暂的幻象或微小的保障，付出人格与尊严的沉重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