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光善专访：没有TOFEL和GRE的时候，中国学生怎么留学？

墨子沙龙：您是如何与CUSPEA项目结缘的？

田光善： 我出生在唐山，但出生半年后，就因父母工作需要，全家迁移到了北京的郊区——门头沟区。1977年12月10号，我参加了第一次高考，幸运的是，我通过了考试，进入北大物理学院学习。

大概到大二的时候，李政道先生创立了CUSPEA项目。当时，李先生觉得国内物理学水平与国外相比差距很大，我们还有很长的路需要追赶。于是，李先生提议，派一些年轻人到国外去学习，这便是CUSPEA项目的起源。

可当时中国没有托福、GRE考试，李先生以个人名誉担保，由他来考核学生，如果他认为学生合格，希望国外院校能予以认可。在此之前，曾有两批小规模的学生，每批七、八个人，被称作PRE-CUSPEA，这些学生到国外后表现很好。所以到我们这届，有53所美国学校同意授权李先生组织考试，认可通过考试的成绩，学生就不必再考托福、GRE了。

我参加了80年的考试，考得还算可以，按排名应该是当年的第十名。很快，我就收到了普林斯顿大学物理系的录取通知。1981年9月份，我前往普林斯顿大学物理系学习，专业是数学物理，即运用数学方法研究物理问题。在那里，我做了三年博士后，1990年回到北京大学。因为我是从北京大学出去的，所以仍在北京大学做第二期博士后，从此便留在了北京大学，之后按部就班地升为副教授、正教授、博士生导师，直到2019年退休。

退休以后，由于人的身体机能逐渐退化，做科研精力不够，我便将主要兴趣放在了教书育人上。

墨子沙龙：CUSPEA项目是否影响您最终选择凝聚态物理作为毕生的研究方向？

田光善： 我进大学时已经22岁了，而正常情况下大家18岁就进大学了，22岁很多人都已经毕业了。我22岁才进大学，是因为我在农村劳动了三年。李先生的CUSPEA项目起到了打开门窗、让新鲜空气进来的作用，在80年代以后，派了很多同学出去，同时也有很多访问学者出去交流，这对中国物理学界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今天仍然具有重要意义，它让很多年轻人能够到外面接受新知识，至少能看到别人是如何做科研的。

对于我个人来说，CUSPEA项目的意义也很重大，至少有两点。

第一点，通过这个项目，我建立了很强的自信心，以至于在今后的人生中，遇到各种困难，我都有勇气直面。

当时，物理系有一位姓邱的先生想从北大找一个本科生跟他念研究生，系里找到了我，也是“矬子里拔将军 ” ，因为有几个比较好的同学直接考研究生走了，像任海仓同学就考到了理论所戴元本先生的研究生。所以系里就决定让我试试，但我有两门主课没修，一门是量子力学，一门是电动力学，系里让我一个星期以后考这两门。

第一门考量子力学，当时我们还没上过课，是自修的，幸运的是，我觉得考得还不错。结果成绩出来后，赵老师跟我说我考了85分，这跟我的预期有点差距，我便问在什么地方丢分了。赵先生说，其中有一道角动量的题，正确的名词应该用上升算符和下降算符，而我用的是产生算符和消灭算符，这属于概念错误，出题的老先生认为我概念不清，所以扣了10分。我觉得这扣分太狠了，便说要去找老先生讨个说法。赵先生赶忙阻拦，说85分足够好了，不影响出国。但我觉得这关乎正义与公平，一定要去理论理论。

我知道老先生在教研室，当天下午教研室要开会，我便堵在门口等着。会开完后，老先生出来，我上前鞠了一躬正想说话，老先生连看都不看我，昂首挺胸就走过去了。第二天早上本来要考电动力学，结果教务老师通知我，因故暂停考试，什么时候考另行通知。

隔了几天以后，赵凯华先生正式通知我，系里决定取消我的外派资格，原因是我居然不听劝。我当时挺懊恼，赵先生还说让我吸取教训。可到今天我也不知道我该吸取什么经验教训，我认为我当时做的是完全正确的事情。赵先生看我挺懊恼，又同情我，便安慰我说，以后可能还有更好的机会，可能他当时听说了CUSPEA项目的风声，但不便明说。

后来有人说，幸亏我出国了，要是不出国，按照当时“从哪里来回哪里去”的政策，我大概率会回到门头沟区的某个中学教物理，那样就不可能再从事科学研究了。所以从这种意义上说，CUSPEA项目给我提供了一个“逃离生天 ” 的机会，让我能够重生，等我回来时，我已经有了博士学位，不好意思再把我派到中学教物理了。今天我能在物理学界从事研究和教学工作，非常感谢CUSPEA项目，它对我的影响至关重要。

墨子沙龙：您对如今的科学家和年轻学生有什么样的建议？

田光善： 我的建议很简单，对于年轻人来说，如果有机会到外面去。不要把我们现在的科研实力估计得过高。国人有一种不好的地方，遇到挫折就自卑自怨，情况稍有好转又觉得自己很了不起。我们应该客观看待自己，现在我们在很多方面与世界最高前沿、最高水平还有很大差距。所以，我还是鼓励年轻人，如果有机会，至少在研究生阶段到外面去看一看，这对科学素养和科学能力的提高是很有帮助的。

文字整理：真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