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1970年,在河南沁阳一个叫做北孔村的普通村庄里,一个52岁的普通农民悄悄地踏上了自己最后的旅程。
他叫宋学义。
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这只是一个再寻常不过的名字。
但在将近30年前,这个名字曾与另外四个名字一起,被镌刻在民族危亡的悬崖之上,成了一个不朽的传奇——狼牙山五壮士。
只是传奇早已褪色,英雄回归尘土,此刻的他,只是一个被岁月和伤病压弯了腰的普通老农。
这一年,他“胃疼”得越来越厉害了。
家里人看着他日渐消瘦、蜡黄的脸色,佝偻着背,总是用右手死死按着腹部,都劝他去大医院瞧瞧。他却总摆摆手,咧开嘴露出一个让人宽心的笑:“老胃病了,不要紧,扛扛就过去了。”
家人不知道,他心里比谁都清楚,那不是什么老胃病。
那是在身体里横冲直撞的死神,正在催着他还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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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早已向死神透支了三十年的生命,现在,是时候还了。
于是,他决定出门走走。
没有告诉任何人这是一场告别,只说想出去看看。
第一站,河北易县,狼牙山。
30年的光阴,足以让沧海变为桑田,让少年等来白头。
当宋学义再一次站在这片熟悉的土地上,山还是那座山,可他再也不是当年那个能背着伤员、扛着机枪在悬崖峭壁上健步如飞的年轻战士了。
他抬头仰望着那高耸入云的主峰棋盘坨,那里,曾是他和战友们用生命阻击日寇的地方。
那里,曾是他与死亡擦肩而过的终点。
宋学义想上去,再看一眼当年纵身一跃的地方,再跟长眠于此的马宝玉、胡德林、胡福才三位兄弟说说话。
可是,他爬不动了。
那在三十年前被山崖和树枝撞得几近碎裂的腰椎,此刻正用最尖锐的疼痛提醒着他,英雄也有无能为力的时候。
他只能在山脚下久久地仰望,良久,他发出一声几乎听不见的叹息,默默地转过身,抬手抹去了不知何时已爬满脸颊的泪水。
下山后,他去探望了附近的老乡亲。
一位头发花白的老大娘还依稀记得他,颤巍巍地拉着他的手,布满皱纹的眼睛里满是心疼:“孩子,是你啊……你这腰,还疼得厉害不?”
宋学义只是憨厚地笑着,摇摇头,轻轻拍着老人的手背,反而关切地问起了村里这几年的收成,问大家的日子过得好不好。
离开狼牙山,他又辗转去了广州,探望了自己的老部队——如今的“红一团”。
看着军营里那些生龙活虎的年轻战士,宋学义仿佛看到了当年的自己。
随后,宋学义又坐上火车,一路向西,去了遥远的昆明。
宋学义的儿子宋福保正在那里,在部队里当兵。
宋福保所在的部队是执行特殊国防任务的保密单位,驻地隐蔽,极难寻找。
宋学义拖着病体,在昆明的大街小巷转了好几天,怎么也找不到儿子的部队。
情急之下,这个一生中最怕“走后门”的老人,不得不破了一次例。
他找到公用电话,给昆明军区政治部打了个电话,报上了那个他最不愿提及的名字:“我是宋学义……”
电话那头的震惊可想而知。
很快,一辆吉普车把他接到了部队驻地。
父子相聚的日子只有短短三天。
20岁的宋福保看着眼前这个瘦得脱了相的父亲,心里一阵发酸。
但他不知道父亲已经病入膏肓,只以为是一路劳顿所致。
那是宋福保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在台下听父亲亲口讲述那个全国人民都知道的故事。
临别时,宋学义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皱巴巴的纸包,里面是他省吃俭用攒下的一点钱,硬塞到了儿子手里。
那是父子俩的最后一面,也是一位老兵对新兵最后的交接。
这次旅程的最后一站,是洛阳。
这是他这次旅程中最为“功利”的一站。
也是他一生中唯一一次,为了“私心”而动用自己的名气。
在洛阳东方红拖拉机厂,宋学义受到了热烈的欢迎。
工人们围着这位传说中的英雄,听他做了四场报告。即使身体已经极度虚弱,他在台上依然讲得激情澎湃,讲狼牙山,讲战斗,讲建设。
这四场报告,换回了一台崭新的“东方红”拖拉机。
这是宋学义用自己最后的生命能量换来的。
他没有为自己要一分钱药费,没有为残疾的女儿要一份工作,却为北孔村的乡亲们要回了这个“铁牛”。
有了它,村里的盐碱地就能更快地翻耕,乡亲们的日子就能过得更好一点。
当那台红色的拖拉机轰隆隆地开进北孔村时,全村都沸腾了。
看着乡亲们兴奋的笑脸,宋学义那张蜡黄的脸上,终于露出了一丝欣慰的笑容。
这是他一生中,为数不多几次利用自己的“名声”去办事,每一次都是为了集体。
当拖拉机突突地开回村里时,他那被肝癌掏空了的身体,也终于走到了油尽灯枯的边缘。
他用这样一段漫长而沉默的旅程,给自己早已向死神透支了30年的生命,画上了一个沉重而圆满的句号。
一年后,1971年6月,宋学义病逝。
又过了八年,他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英雄,终于归寂。
02
1951年,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一场规模浩大的寻找英雄运动正在全国范围内展开。
北京发出的指令清晰而急迫:中央要召开全国老军人、老烈属代表大会,必须尽快找到散落在民间的革命功臣。
在河南省沁阳县,一项紧急任务压在了县政府民政科干部张贺兆的肩头。
上级的线索只有寥寥数语,却重若千钧:“狼牙山五壮士”之一的宋学义,据查籍贯在沁阳,务必尽快找到。
对于张贺兆而言,这不仅仅是一项行政命令,更像是在触碰一段活着的传奇。
十年前的1941年,五位八路军战士在狼牙山棋盘陀顶峰的那纵身一跃,早已成为整个民族抗战精神的图腾。
如果这样一位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真的隐居在沁阳,那将是全县莫大的荣耀。
然而,现实给了张贺兆当头一棒。
他满怀希望地开始在县机关大院里打听。
按常理,如果县里真藏着这么一尊“大佛”,资历老一点的同志不可能没听说过。
可是,无论他问到谁,得到的回答都是摇头。
“没听说过沁阳有个英雄叫宋学义。”几位老资格的同志甚至反问他是不是线索搞错了。
张贺兆不死心。
他一头扎进档案室,翻开了全县转业干部和复员军人的档案及花名册。
这是一项枯燥而繁琐的工作,纸张发黄,字迹潦草,他在成堆的人名中一个个过筛子。
一天过去了,两天过去了,翻来找去,也没有发现一点线索。
难道英雄真的消失了?
还是说,那个在教科书和报纸上被无数次传颂的名字,仅仅是一个同名同姓的误会?
带着这个疑问,张贺兆把搜索范围扩大到了农村。
他给全县五个乡的民政助理员逐一打电话,下了死命令:哪怕是挖地三尺,也要协助在农村查找。
全县的动员并没有立刻带来好消息,时间在焦灼中流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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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有一天,张贺兆在再次复查一份已经有些残破的《残废军人复员名单》时,目光突然定格了。
在密密麻麻的表格角落里,赫然写着“宋学义”三个字。
张贺兆的心猛地跳了一下。
他迅速查看后面的备注栏,但随即涌上来的却是更大的疑惑。
这份名单记录得过于简单,只有姓名、年龄、籍贯、入退伍时间和残废等级等基础信息。
至于最为关键的“狼牙山战斗”、“英模称号”等字样,只字未提。
档案上的这个“宋学义”,家住沁阳县北孔村,看起来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因伤退伍老兵。
他会是那个震惊中外的英雄吗?
还是仅仅是一个同名同姓的巧合?
毕竟,如果真的是那位壮士,怎么可能在档案里如此默默无闻?
不管怎样,这是唯一的线索。
张贺兆决定,必须亲自去一趟北孔村。
出县城西门,一条弯曲的小路在一片白茫茫的盐碱地上向前延伸。
这片土地贫瘠而苍凉,正如当时许多复员军人归乡后的生活境遇。
张贺兆和同事走在这条路上,脚下的土块被踩得咔嚓作响。
他们的心情是忐忑的,一方面深感寻访英雄责任的重大,那是对历史的交代。
两人边走边议,最终商定:不直接问是不是英雄,而是从复核残废军人登记入手,旁敲侧击,看看能否对上号。
大约一个小时后,北孔村出现在视野中。村东头,他们巧遇了一位热情的青年农民梁新民。说明来意后,梁新民二话不说,领着他们向村中走去。
“这就是宋学义的家。”梁新民指着路南的一户农家说道。
03
张贺兆停下脚步,抬眼望去。
眼前是一座凹字形的门楼房,与其说是房,不如说是几间勉强遮风挡雨的土屋。
墙皮大片大片地斑驳脱落,露出了里面的泥坯。
一位操着外地口音的妇女迎了出来。梁新民介绍说,她就是宋学义的爱人李桂荣。
听说县里来人了,李桂荣显得有些局促,她说宋学义去东地挖河了不在家。
梁新民是个热心肠,转身就跑去地里叫人。
趁着等待的间隙,张贺兆走进了这间昏暗的街屋。
环顾四周,屋里的景象比外面的墙皮更让人心酸。
墙壁上的白灰几乎全部剥脱,裸露着粗糙的质地。
正当间摆着一张八仙桌,却只有三条腿,勉强靠墙支撑着平衡。
桌前放着两条矮长凳,那是屋里仅有的像样的坐具。
目光扫向西墙根,那里堆着一小堆玉米穗儿,干瘪瘦小,昭示着这片盐碱地的收成并不理想。
东间并排摆着两张木床,床上各铺着一条旧棉被,棉絮看起来已经发硬板结。
除此之外,几乎在这个家里找不到任何一件值钱的家当。
这不仅仅是清贫,这是赤贫。
张贺兆的心里不禁打起了鼓。
在他的想象中,像“狼牙山五壮士”这样级别的英雄,即便复员回乡,即便不居功自傲,但也应该有一股英气,或者至少生活上能得到一些优待。
可眼前的一切,和一个最普通的、甚至是最贫困的豫北农民家庭没有任何区别。
不一会儿,门外传来了脚步声,梁新民陪着一个人走了进来。
张贺兆定睛看去,心里的落差感瞬间达到了顶峰。
进来的这个人,满身泥巴,显然刚从河工工地上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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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狼牙山五勇士纪念塔”)
他个头不高,却长得敦敦实实。
光头上冒着热气,上身穿着一件不知补了多少回的旧棉袄,下身是一条单薄的裤子,在这深秋的风里显得格外寒碜。
最刺眼的是他脚上的那双鞋,鞋头已经磨破了,脚趾头露在外面,沾满了黑泥。
他的腰间,奇怪地拦腰扎着一条粗糙的草绳,手里捏着一根磨得发亮的竹管旱烟袋。
这个人站在门口,目光虽然炯炯有神,但整个人透出的是一种沧桑。
张贺兆怎么也无法将眼前这个老农,和脑海中那个站在悬崖顶端、叱咤风云、令日寇胆寒的伟大形象联系起来。
这真的是宋学义吗?
还没等张贺兆开口,旁边的梁新民已经清清楚楚地介绍道:“这就是宋学义同志。”
宋学义见来了干部,显得很客气,一边连声说谢谢,一边把那两条矮凳子让给张贺兆他们坐。
他自己则不想弄脏了凳子,顺势坐到了门槛上。
李桂荣忙着给客人们倒水,分别端上碗开水后,便怀抱着一个孩子坐到床上,另外两个孩子怯生生地依偎在她的身旁,大眼睛好奇地打量着这两个陌生人。
看着这一家老小的窘况,张贺兆实在忍不住了,他找到了话头说道:“学义呀,你家有困难,怎么不向我们民政部门反映,弄点补助呢?”
这是一个试探,也是一句真心的关切,按理说,残废军人是可以申请补助的。
坐在门槛上的宋学义磕了磕烟袋锅,语气平淡:“要说困难,我们村还有比我家困难的户哩!我每月还有残废金,好多了。政府的关怀我感谢了,你们有什么事就直说吧!”
一句话,把所有的诉苦都堵了回去。
他不谈自己的苦,反倒觉得还有人比他更苦。
张贺兆一时不知该如何接话。
既然宋学义不肯讲自家的困难,张贺兆只好直奔主题,按照事先商量的策略,从档案核实入手。
他说:“你家的困难确实存在,政府一定帮助解决。现在全县正在搞残废军人复核登记,需要谈谈你的简历……”
宋学义点了点头,开始讲述自己的经历。
他从自己少年时如何给地主扛长工讲起,讲到因为活不下去而四处要饭流浪,讲到如何在一片混乱中参加了八路军,又如何被整编到了杨成武的部队。
他的讲述平实而琐碎,充满了旧社会底层农民的血泪,每一个细节都严丝合缝,没有任何破绽。
但是,张贺兆越听越着急。
因为宋学义讲了很久,却始终绕着圈子,一直没有提到那场最为关键的狼牙山战斗。
张贺兆不得不打断他,有意识地引导着问道:“老宋,你能不能给我讲一段你参加的最辉煌的战斗故事,让我们听听?”
如果是真正的英雄,在这一刻通常会流露出自豪,或者至少会提及那次改变命运的时刻。
然而,宋学义的反应却出乎意料地冷淡。
他只是淡淡地说道:“没什么好讲的。”
屋里的空气仿佛凝固了,张贺兆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棘手。
眼前这个人的嘴,比这屋里的墙壁还要硬。
“你不讲,政府怎么知道你是如何负伤的?”张贺兆有些急了,不得不搬出“政府”的名义来施压。
在张贺兆和同事的一再坚持下,宋学义沉默了。
他坐在门槛上,低着头,沉思了片刻。
终于,他开口了,语气中带着一丝无奈:“好吧!既然你们是代表县政府来的,我就只好讲了。我经过的战斗太多了,就讲一讲在狼牙山打掩护的故事吧!”
即便是在被迫开口的情况下,他依然把那场惊天动地的壮举,轻描淡写地称为“打掩护的故事”。
随后,他断断续续地讲了一些战斗的片段,但依然语焉不详,似乎不愿多谈细节,更不愿提及自己是如何跳崖、如何幸存的。
张贺兆听得心急如焚。
虽然宋学义提到了狼牙山,但他这种回避的态度,以及档案里的空白,依然让人无法百分之百地确认。
04
就在谈话陷入僵局,一直在旁边没有说话的妻子李桂荣站了起来。
也许是看出了丈夫被逼问的无奈,也许是觉得既然组织上找来了,就不该再隐瞒下去。
她趁着宋学义被村里人叫出去办事的短暂空挡,默默地转身走向屋内的一个角落。
过了一会儿,李桂荣手里捧着一个粉色的绸包走了出来。
那绸包不大,但被包裹得严严实实,显然是主人极其珍视的物件。
李桂荣走到张贺兆面前,轻轻地一层层揭开绸布。
随着最后一层绸布的掀开,一枚有些陈旧的奖章静静地躺在她的手心。
张贺兆屏住呼吸,凑近细看。
在那枚奖章上,清晰地刻着四个大字——“坚决顽强”。
那一瞬间,张贺兆感到深深的震撼和感动。
作为民政干部,他太清楚这枚奖章的分量了。
这正是当年晋察冀军区为了表彰狼牙山五壮士的英勇壮举,由杨成武将军亲自颁发的荣誉奖章。
紧接着,李桂荣又拿出了一张照片。
照片虽然有些泛黄,但画面依然清晰:年轻的宋学义紧抿着嘴唇,努力挺直着腰板,正在接受杨成武将军亲手佩戴奖章。
而在照片上,那个年轻战士身上的伤还没好,必须有人搀扶才能站立。
所有的疑惑,在这一刻烟消云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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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贺兆抬起头,目光越过破败的窗棂,看向院子里那个满身泥巴、露着脚趾头、为了省一条板凳而坐在门槛上的农民,那个为了不给政府添麻烦而隐姓埋名、甚至连自己辉煌过去都不愿提及的老人。
他正是全中国都在寻找的英雄。
张贺兆眼眶瞬间湿润。
在这个贫瘠的豫北村庄,宋学义是个“怪人”。
怪就怪在他总也直不起腰来,怪就怪在他那似乎永远也干不完的农活,和那个他从不离身的“怪物件”。
自从身份被张贺兆确认后,宋学义依然是那个宋学义。
他没有搬进县城,没有要任何特殊待遇,依然守着那三间破房,守着他的一亩三分地。
唯一不同的是,人们知道了他的腰为什么总是弯着。
那是一种让人看一眼就觉得疼的姿势。
无论走路还是干活,宋学义的上半身总是向前倾斜,背部隆起一个夸张的弧度。
在沁阳市博物馆里,至今珍藏着一件特殊的文物——一条早已磨损严重的皮质腰带。
这条腰带极其宽大,与其说是腰带,不如说更像是一件硬质的护甲。
这就是宋学义的“脊梁”。
1941年那一跳,虽然被半山腰的树枝挂住幸免于难,但巨大的冲击力粉碎了他的腰椎。
为了能够像正常人一样站立、劳动,他必须依靠外力来支撑上半身的重量。
早些年,宋学义用一条帆布子弹袋缝入钢板,自制了第一代“腰卡”。
后来,政府为他重新定制了这条皮质钢板腰带。
这层层叠叠的钢板,就像是一副刑具,死死地勒在他的腰间。
除了夏天极热、皮肉被磨烂化脓的时候,他几乎从不摘下来。
这几块冰冷的金属,代替了宋学义原本的骨头,支撑着他度过了复员后的漫长岁月。
即使是有了钢板的支撑,剧痛也从未远离。
每逢阴天下雨,腰部的旧伤就像有无数钢针在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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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从不叫苦,甚至很少吃药,因为家里穷,买不起药。
大多时候,他只是默默地蹲在墙角,抽一袋旱烟,等着那一阵阵钻心的疼熬过去。
对于宋学义来说,身体上的残缺是可以忍受的,但他最怕的是被人当成“英雄”供起来。
在他那顶常年戴着的草帽上,原本写着名字“宋学义”。
后来,他找来墨水,把后面两个字涂掉了,只留下一个孤零零的“宋”字。
儿子宋福保觉得奇怪,问他为什么要涂掉。
宋学义的回答简单而固执:“不能让人家一看见这名字就想起课本上写的、电影里演的狼牙山那些事来,咱就是个农民,得讲本分。”
05
有一年,电影《狼牙山五壮士》拍摄,剧组把幸存的葛振林和宋学义都请到了北京。
那是老战友难得的重逢。
晚饭后,葛振林兴致勃勃地拉着宋学义要去洗澡,想让老伙计放松放松。
可宋学义却皱着眉头,一脸愁容地拒绝了。
他心里惦记着家里的几亩地,惦记着家里没有壮劳力,还惦记着那个体弱多病的大女儿。
葛振林听后大吃一惊:“你们当地对你没有照顾吗?你实在困难,可以向组织上反映啊……”
宋学义沉默了。
他当然可以反映,作为特等残废军人,作为国家级的英模,只要他开口,解决这点困难易如反掌。
但他没有。
回到北孔村后,日子依旧艰难。
大女儿后来患上了小儿麻痹症,因为没钱及时医治,最终下肢致残。
看着女儿拖着残腿走路的样子,宋学义的心里比谁都疼,但他依然没有向组织伸过一次手。
不仅不伸手,他还把每个月有限的残废金拿出一部分,救济村里比他更穷的贫困户。
抗美援朝开始后,家里本来就揭不开锅,他却带头拿出了七斗粮食捐给国家。
村里人都说,宋支书是个傻子,放着好好的福不享,非要跟着大家伙儿吃糠咽菜。
可只有宋学义自己知道,比起那三位跳崖牺牲的战友,比起那些连名字都没留下的烈士,他能活着,能看着儿女长大,已经是天大的福分。
然而,命运似乎总要在英雄的身上再踏上一只脚。
“文革”的风暴刮到了这个偏僻的村庄。
因为那次著名的跳崖,宋学义遭到了从未有过的冲击。
批斗会上,那些平日里熟悉的乡邻,在狂热的氛围下变得面目狰狞。
有人指着他的鼻子,恶毒地质问:“人家都跳崖跌死了,你怎么活着回来了?你是不是假英雄?”
更有人叫嚣道:“你再到狼牙山跳跳,跌不死,就承认你是英雄。你从房顶跳下来也行,房顶还没狼牙山高,跌不死也算……”
面对这些诛心的羞辱,那个曾经面对日军刺刀都不眨眼的汉子,选择了沉默。
宋学义没有辩解,没有反抗,只是低着头。
他的腰本来就弯,此刻弯得更低了。
批斗结束后,他默默地回到家,拿起粪筐,继续去村里的路上拾粪。
夕阳下,那个佝偻的身影被拉得很长很长。
他的沉默,不是因为软弱,而是因为他知道,任何辩解在那个疯狂的年代都是苍白的。
他的勋章藏在箱底,他的伤痕刻在骨头里,这些无需向任何人证明。
只有一次,宋学义打破了他的沉默,那是为了别人的命。
1959年,宋学义到河南滑县开会。适逢暴雨如注,河堤突然决口。
洪水像猛兽一样撕开了防线,在场的群众惊慌失措,乱成一团。眼看洪水就要吞噬村庄,千钧一发之际,一个身影突然跳进了激流中。
那是宋学义。
他在浑浊的洪水中站稳脚跟,用尽全身力气大喊:“我是‘狼牙山五壮士’之一的宋学义!大家听我指挥,没带工具的下水,挨个坐在决口处筑成人墙!”
“宋学义”这三个字,在豫北的大地上依然有着千钧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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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到英雄的喊声,慌乱的人群瞬间有了主心骨。
人们不再逃跑,而是纷纷跳入水中,一个挨着一个,用血肉之躯堵住了汹涌的洪水。
那一夜,宋学义的腰卡被冰冷的河水浸透,钢板冷得像冰块一样贴在皮肤上,但他一步也没有退。
这是他复员二十多年里,极少次主动亮明身份。
不是为了荣誉,不是为了待遇,而是为了身后那些鲜活的生命。
1970年的深秋,是他生命中最后的秋天。
回到家后不久,宋学义的病情急剧恶化。
所谓的“老胃病”,最终被确诊为肝癌晚期。
1971年6月26日,在这个初夏的日子里,宋学义在郑州的一家医院里悄然离世,享年53岁。
没有隆重的追悼会,没有铺天盖地的报道,他走得就像他生前一样安静。
临终前,他没有留下什么豪言壮语,也没有对那段遭受误解的岁月流露出半点怨恨。
他只是静静地闭上了眼睛,就像完成了一次漫长的行军,终于可以卸下那个沉重的钢板腰带,好好地睡一觉了。
1979年6月25日,宋学义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2011年的清晨,淡淡的阳光洒落在沁阳烈士陵园。
松柏苍翠,墓碑林立。
在这里,安葬着158名革命烈士。
在这158个名字中,有157位都是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或是在敌人的屠刀下英勇牺牲的。
他们把生命定格在了最壮烈的瞬间,成为了永恒的雕像。
只有一位不同。
那就是宋学义。
他没有死在狼牙山的悬崖下,没有死在日寇的枪林弹雨中。
他带着一身伤痛,回到了这片贫瘠的土地,像一头沉默的老牛,在生活的战场上又独自冲锋了三十年。
他忍受了病痛的折磨,忍受了清贫的煎熬,忍受了人心的误解,直到耗尽了最后一丝力气。
他是这座陵园里唯一一位“活”着回来的烈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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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块刻着“宋学义”名字的墓碑下,埋葬的不仅仅是一具弯曲的脊骨,更是一个比钢铁还要坚硬的灵魂。
他用一生的低头耕耘,完成了另一种形式的伟大——那是一种即使没有掌声,也要把路走到底的英雄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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