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晚年评价冯玉祥：很残忍，谎话连篇，我这人做不出他做的事

一米八的大个子，在上海郊外的水田里摔了个狗啃泥，浑身上下糊满了烂泥巴，这事儿就发生在1937年的淞沪会战前线。

当时日军飞机跟苍蝇似的在天上乱转，司令部里一帮大官正开着要紧的军事会议，防空警报一响，别人都往结实的地方躲，就他，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冯玉祥，猛地推开门往外冲，一头扎进了田埂。

会议室里，张治中这些同僚看着他那狼狈样，没绷住，笑了。

这个被美国《时代》周刊捧上天，称作“六英尺高，神枪手，中国最强者”的将军，就这样留下了一个让人摸不着头脑的画面。

这到底是真怕死，还是这泥巴地里头，藏着什么别的门道？

要说冯玉祥这个人，得把他拆开来看。

晚年的张学良，提起他，嘴里就蹦出几个字：“贪财、好骗、残忍。”

这评价可不全是空话，“残忍”这个词，尤其体现在他那套“我可以，你不行”的双重规矩上。

民国那阵子，军阀之间换老板比换衣服还勤，冯玉祥算是这圈子里的老手。

当年在北京，他拿着张学良给的五十万奉票，转头就在城里搞起了政变，把自己的顶头上司吴佩孚给卖了。

这事儿在他自个儿看来，是审时度势，是政治手腕。

可这套逻辑，搁在别人身上就行不通了。

他手底下有个叫马廷勷的师长，也是个墙头草，为了好处先投了张作霖，后来又跟了蒋介石。

最后这人落到冯玉祥手里，冯将军没给他上军事法庭的机会，直接让人挖了个坑给活埋了。

自个儿背叛叫“革命”，手下人背叛就得偿命，这构成了他权力世界里最拧巴的一环。

他这股狠劲不光是对着叛将，也用在了日常带兵上。

别的将领讲究个礼贤下士，冯玉祥的军营里却是另一番景象。

据后来当了大官的白崇禧回忆，冯玉祥治军，最爱干的事就是罚跪，高级将领犯了错，照样得趴在地上，让他用鞋底子抽屁股。

这种管理方式，说好听点是令行禁止，说难听点就是羞辱。

他以为用恐惧能管住人，结果是把人心全给打跑了。

后来中原大战打完，蒋介石想让他出山，回北方去把宋哲元、韩复榘这些西北军的老部下重新捏合起来，组建第六战区。

消息一传开，一场看不见硝烟的“兵变”就爆发了。

山东的韩复榘第一个给中央发电报，话说的很直白：宁可跟着李宗仁干，也绝不回到冯玉祥手下。

原因？

就是当年挨他军棍的滋味，这辈子都忘不了。

紧接着，同样被他用鞋底子伺候过的宋哲元、石友三等人也偷偷给中央去电，旗帜鲜明地表示反对。

曾经跟着他南征北战的袍泽兄弟，集体给他投了否决票，这无异于当众宣布，他那套靠棍棒建立的权威，彻底破产了。

如果说治军的严苛暴露了他的性格底色，那围绕着他的“贪财”和“胆小”的那些传闻，就更像一出出让人哭笑不得的戏。

1924年，冯玉祥把末代皇帝溥仪从紫禁城里赶了出去。

这事儿一干，北京城里就传开了，说他把宫里的宝贝都揣自己腰包了。

为了自证清白，冯玉祥在故宫里头，导了出戏。

他把北伐军的高级将领都请来“观礼”，然后让故宫里所有的杂役、太监排成队，扯着嗓子一起喊：“冯将军是清白的，没拿故宫一针一线！”

这番操作，非但没让人信服，反而把在场的李宗仁这些将领给逗乐了，大家伙儿憋着笑，心里都跟明镜似的。

据说，那些“没拿”的宝贝，后来都神不知鬼不觉地变成了真金白银，给他在南口跟奉军死磕的时候，凑出了一千四百多万的军费。

同样让人觉得荒诞的，还有他那个“胆小鬼”的形象。

淞沪会战在田里摔跤那档子事，只是个开始。

没过多久，他干脆把第三战区司令长官的摊子一扔，自个儿跑到一百五十里外的宜兴张公洞里头“养病”去了，把指挥权全撂给了副手顾祝同。

顾祝同急得不行，跑去跟白崇禧诉苦，说咱们这冯司令是真怕了日本人的飞机。

可白崇禧这“小诸葛”一听，就觉得味儿不对。

白崇禧心里清楚，冯玉祥再怎么着，也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不至于怕死到临阵脱逃的地步。

他稍微一打听，就明白了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冯玉祥这哪是“避难”，分明是一场无声的“罢工”。

原来，蒋介石虽然给了他个司令长官的头衔，却没给他半点实权，底下的部队根本调不动。

冯玉祥在自己的日记里气得直骂，说自己当了一个月的“无言之司令长官”。

与其在那儿当个摆设，还不如找个借口走人，用“胆小”这个名声，来表达自己的抗议。

他那一身泥浆，既有躲飞机的狼狈，更有对这个有名无实任命的憋屈和控诉。

把这些军阀的外壳一层层剥开，里头的冯玉祥，其实是个浑身充满矛盾的“怪人”。

他做事从来不走寻常路，骨子里透着一股农民式的狡黠和质朴，有时候还会流露出一种很别扭的温情。

有一回，吴佩孚过五十岁大寿，各路人马送的都是金银珠宝、古董字画。

轮到冯玉祥，他大大方方地抬上来一口大水缸，里头装着满满一缸清水，还起了个响亮的名字叫“宫廷玉液”。

在场的人都看傻了，吴佩孚也挺好奇，问这“圣水”是从哪儿弄来的。

冯玉祥咧嘴一笑，老老实实地说：“水倒是取自天下第一泉，不过是我从自己营地水缸里舀的。”

这种近乎行为艺术的恶作剧，把一屋子的人都给整不会了。

在民间，他甚至还得亲自下场给自己辟谣。

有次他穿着便服在西安街头吃早点，听见卖粥的老乡议论说“冯将军要来了”。

他来了兴致，就凑过去问老乡们怎么看这个冯将军。

卖粥的压低声音说：“冯将军人不坏，就是有个毛病，爱抢人家的姨太太。”

冯玉祥一听，气得哭笑不得，赶紧跟人解释：“老乡你搞错了，那是‘狗肉将军’张宗昌干的事，我冯玉祥可不干这个！”

他对士兵的好，也带着他自己独特的印记。

在那个等级森严的年代，他会亲自给手下的士兵剪脚指甲。

这在别的部队里是想都不敢想的事。

据说，有个士兵因为被他罚过，心里一直记恨，故意三个月不洗脚，就等着冯玉祥来给他剪指甲时，用那股味儿把他熏个跟头。

这故事真假难辨，但它能在军中流传开，本身就说明了冯玉祥和下属之间那种又敬又怕、又爱又怨的复杂关系。

中原大战的时候，天上敌机轰隆隆地往下扔炸弹，新兵蛋子们吓得直往地里钻。

他扯着嗓子问大家：“天上的飞机多，还是乌鸦多？”

士兵们愣了一下，回答说：“乌鸦多。”

他便接着喊：“乌鸦天天在你头顶拉屎都砸不到你，飞机的炸弹那么金贵，能那么容易就砸到你头上？”

这么一个粗俗但管用的话，一下子就把军中的恐慌给压下去了。

或许，冯玉祥身上这些乱七八糟的特质，最后都指向了周恩来对他的一个评价，说他有种“有伟人所不敢为，说人所不敢说”的精神。

他在军阀这个大泥潭里滚了半辈子，精通各种生存法则，但脑子里却始终装着一根弦，那就是对国家大事，他有自己清醒的看法。

他对蒋介石的批评，可以说是毫不留情。

他在日记里写，一个国家的领袖，不应该什么事都自己抓，什么职务都自己兼，“一个人就算是万能的，也不能分身万处，什么都管，最后就成了什么都不管。”

他甚至还拿当时美国的罗斯福和苏联的斯大林举例子，给蒋介石提了个在当时看来非常超前的建议：成立一个由各行各业专家组成的“智囊团”，来辅助国家决策。

在那个讲究个人独裁的时代，一个行伍出身的军阀能有这种见识，确实不一般。

冯玉祥的一生，就是一个充满矛盾的集合体。

他身上既有旧军阀的贪婪、残暴和狡猾，又带着农民出身的朴素、怪诞和精明。

他可以是泥地里狼狈的“懦夫”，也可以是愤而“罢工”的抗议者；他可以是拿着鞋底抽人的“暴君”，也可以是蹲下来给士兵剪指甲的“大家长”。

他更是在那个万马齐喑的年代，少数敢于对最高领袖提出尖锐批评的“孤臣”。

1948年，在从美国返回中国的苏联轮船“胜利号”上，电影放映室突然起火。

浓烟滚滚中，冯玉祥和他的小女儿冯晓达在船舱内因烟熏窒息身亡。

他最终没能回到他为之奋斗又为之失望的土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