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巫术：早期文明的认知与文化基因

不要轻视巫术。在学术研究中，巫术不是迷信的代名词，而是人类早期用来理解自然秩序与生存的一整套仪式化行为体系。很多学者指出，诸子百家的思想萌芽、方技与道家传统，乃至易经中呈现的象数思维，都能在上古巫术体系中找到早期文化母体的影子。这不是证明巫术正确或有效，而是说明它是中国文明早期的一种认知结构。学界关注的不是神秘本身，而是不同文明中反复出现的仪式状态——比如萨满巫师上身的描述，长期作为人类学、宗教学的重要研究材料。阴阳五行、天干地支等观念，是人类试图解释时间、季节与自然变化时逐步抽象的认知模型，不是单一理论的突然发明。

从历史发展看，上古巫术体系大致分化出三条清晰路径：第一条是思想路径，春秋战国时期逐步抽象系统化，最终形成诸子百家的思想传统；第二条是知识与技术路径，与方技、道家思想并行，成为古代方书与修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三条以民俗形态保存，演变为节庆仪式、地方礼俗、生活礼仪等，构成中国传统文化最具生命力的部分。比如与傩仪、解厄传统、地方祭祀及民间故事结合，至今仍以不同形式存在于闽南、湘西、北方等区域，也是学界长期研究的对象。

巫术与文字的发明、传播关系密切。巫者在从事祭祀、占卜活动时，需要记录氏族谱系、历史、天文历法及祭仪细节，因此推动了文字的产生。比如商代贞人发明的甲骨文，是殷代贞卜文字的记录，将占卜时的内容刻在卜骨上；彝族毕摩发明彝文、纳西族东巴发明东巴文，都是巫师为记事和传递知识创造的文字。新石器时代的彩陶符号也与巫术相关——半坡、姜寨的仰韶文化彩陶钵沿刻的符号，大汶口文化的刻画符号，有人认为是象形文字，也有学者认为是巫术目的的原始符号，带字的陶尊更是巫者祭祀时的祭器。彩陶上的动物纹样和象征性纹样，多是古代氏族部落的图腾标志，带有巫术性质。

阴阳五行观念的起源也与巫术有关。殷代甲骨文中已有“阴”“阳”字样，《易经》基于阴阳奇偶符号与数字成书，深受阴阳观念影响。五行观念可能源于商代，《尚书·洪范》记载箕子向周武王陈述“洪范九畴”，提到五行是水、火、木、金、土，各有特性。阴阳与五行后来结合，成为解释时间、季节、方位、人体等的认知模型，影响了道家、中医等传统知识体系——比如《黄帝内经》的“移精变气”、道教的“踏罡步斗”，都是巫术“沟通天地、校准身心”核心的延续。

中国上古巫术与西方巫术有着本质区别。西方巫术如弗雷泽《金枝》中描述的，基于“相似律”“接触律”的概率性臆想，后期更与“役使魔鬼”“签订契约”绑定，被基督教定义为“背弃上帝的邪恶技艺”；而中国上古巫术是契合时空维度规则的实用技术——从红山文化的祭坛通神，到殷商贞人的“卜以决疑”，再到《周易》，核心是“沟通天地、校准身心”，通过玉琮、龟甲、蓍草等法器链接天地能量，不是强迫或臆想，而是顺时空规则而行的智慧实践。这种巫术从未沦为迷信，反而成为中华文明的精神基因。

学界研究巫术，不是关注神秘性，而是通过考古材料、人类学研究与古代文献，梳理上古礼仪的形成逻辑、巫术在古代社会的角色、民俗的演变脉络。比如一些学术成果会用考古、文献相互印证，完整梳理这套跨越数千年的民俗与礼仪演变，帮助人们理解中国传统思想与文化结构的源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