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兵的兽行有多狠？南京妇女的遭遇被揭开，幸存者哭着说不出话

据说，攻下一座城池，最高明的办法是“不战而屈人之兵”。

可还有一种说法，最野蛮的征服，就是把一座城的尊严，连同它的砖瓦和血肉，一起踩在脚下，碾得粉碎。

1937年的冬天，南京就遇上了后面这种。

那些扛着太阳旗的士兵，嘴里喊着“圣战”的口号，可他们进城后干的第一件事，不是找政府大楼插旗子，而是踹开一户户普通人家的门。

十二月的南京，天冷得刺骨。

枪炮声响了几天，突然就这么静下来了。

城里的人，躲在地窖里、阁楼上，还以为最难的时候过去了。

可他们不知道，真正的灾难，才刚拉开帘子。

那种安静，不是和平，是屠宰场动手前的死寂。

很快，街头巷尾就响起了另一种声音：皮靴踩在石板路上的咯噔声，挨家挨户砸门的砰砰声，还有女人和孩子尖利的哭喊。

以前的南京，是六朝古都，是国民政府的脸面，街上车水马龙，秦淮河的灯影都透着一股子繁华劲儿。

可一夜之间，这一切都没了。

规矩，这个东西，平时看不见摸不着，但没了它，人就不是人了。

街上倒着的人，有放下武器的士兵，也有穿着长衫的教书先生，还有推着独轮车卖菜的农民。

他们不是死在炮火里，而是死在刺刀下，死在枪托下，有些甚至被拉到江边，像码柴火一样堆在一起，用机枪扫射。

整个城市，成了一个没有盖子的坟墓，活下来的人，不过是暂时还没轮到自己。

在这种人人自危的光景里，男人们要么被抓走当了劳工，要么直接被杀掉，家里的顶梁柱一倒，剩下的女人和孩子就彻底暴露在了外面。

对南京的女人来说，死亡已经不是最可怕的事了。

那些喝得醉醺醺、眼睛发红的日本兵，三五成群，在城里像没头苍蝇一样乱窜。

他们的目标很明确，就是找“花姑娘”。

“征发”，这是他们最初用的词。

听着还挺像回事，就是征用物资。

他们闯进家里，先是抢米抢面，抢值钱的东西。

可当他们看到屋里只有瑟瑟发抖的女人时，“征发”这个词的意思就变了。

从十几岁还没长大的丫头，到挺着大肚子的孕妇，再到头发花白的老太太，没有谁能幸免。

有的女孩为了躲避，把头发剪得乱七-八糟，往脸上抹锅底灰，把自己弄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

可这根本没用。

那些士兵会把人拖到光天化日之下，当着邻居和家人的面施暴。

反抗？

换来的是刺刀。

顺从？

也未必能活命。

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一个教书育人的地方，在那时候成了南京城里女人们最后的指望。

一个叫魏特琳的美国女士，是这个学校的教务长。

她把学校的大门一关，挂上美国国旗，想用自己外国人的身份，给一万多名躲进来的妇女儿童撑起一把保护伞。

她每天都在校园里巡逻，拿着手电筒，驱赶那些想翻墙进来的日本兵。

她的日记里，密密麻麻记下的，不是教学心得，而是每天有多少日本兵闯进来，拖走了多少个姑娘。

她写道：“今天又从我们这里抢走了12个姑娘。”

“我真不知道这种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

她拼尽了全力，但一个人的力量，在一群失去理智的野兽面前，实在太渺小了。

即便是在她拼死守护的“安全区”里，暴行也从未停止。

你会想，这些人怎么会变成这样？

他们也是人生父母养的，在自己国家，可能也是个孝顺儿子、好丈夫。

这事儿就得从根上说起。

日本当时搞的军国主义教育，就是把人变成机器。

从上小学开始，就天天给你灌输，天皇是神，为天皇去死是最大的光荣，大和民族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

这种思想，就像毒药，吃久了，脑子就坏掉了。

上了战场，人性的那点儿约束就更没了。

尤其是在攻下一座大城市之后，那种“胜利者”的狂热心态，会把人心底最黑暗的东西全都勾出来。

在一些日本兵的日记和后来的回忆里，他们毫不避讳地写道，强暴中国女性，被他们当成一种“战利品”和“娱乐”。

这在某些部队里，甚至都不是个别士兵的行为，而是一种集体性的放纵。

上头的军官管不管？

名义上，像松井石根这样的总司令，也下过“严肃军纪”的命令。

可这命令就像一张废纸。

底下的军官，很多自己就参与其中，或者干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他们觉得，士兵们打了这么久的仗，死了那么多兄弟，进城后“放松”一下，是理所应当的。

这种默许和纵容，比什么都可怕，它等于告诉所有士兵：你们可以为所欲为，没人会追究。

于是，一场本来应该在13号就结束的战斗，变成了一场持续数周，针对全城百姓，尤其是女性的、有组织的暴行。

当然，也不是所有人都瞎了眼。

当时留在南京的，还有二十多个外国人。

他们组了一个“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头儿是个叫约翰·拉贝的德国人。

这人身份挺特别，是个纳粹党员。

可就是他，利用自己德国人的身份和纳粹的标志，划出了一块安全区，收容了二十多万中国难民。

他亲眼目睹了日军的种种暴行，在他的日记里，一笔一笔，全都记录了下来。

他写：“我可以开车绕南京城走，几乎看不到一条街上没有尸体。”

“强奸，我说的不是一起，也不是一百起，而是一千起，甚至更多。”

这些白纸黑字的记录，和一个纳粹党员的良心发现，成了这段历史最无法辩驳的证据。

那些活下来的女人们，她们的伤，不只是身体上的。

那种屈辱和恐惧，会跟着她们一辈子。

很多人，在后来的几十年里，都选择了沉默。

她们没法说，也不敢说。

在那个年代，这种事，说出来不仅得不到同情，可能还会被自己人指指点点。

她们只能把这口血水，混着眼泪，自己咽下去。

直到很多年以后，当一些勇敢的人开始站出来讲述自己的经历时，世界才真正看清，那场浩劫在她们身上刻下的伤疤，到底有多深。

几十年过去了，有些当年参与暴行的日本老兵，也开始站出来忏悔。

比如一个叫东史郎的人，他把自己的战时日记公之于众，详细描述了自己和战友们的所作所为。

他说，他想把真相告诉后人。

这些迟来的忏悔，或许能让一小部分人看清事实，但对于那些被伤害的灵魂来说，一句“对不起”，实在太轻太轻了。

魏特琳女士，那个在金陵女子学院拼死保护中国妇女的“活菩萨”，战争结束后回到了美国。

然而，她在南京目睹的一切，像噩梦一样缠着她，让她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

1941年，她在美国印第安纳波利斯的一间公寓里，打开了煤气。

她的墓碑上，刻着一行字：“金陵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