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斗争，远未终结：读张纯如《南京大屠杀：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遗忘的大浩劫》有感

写在前面的话：今天(12.13)是第12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88年前的今天，侵华日军野蛮侵入南京，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惨案。这份民族伤痛，我们从未忘记。 每年这个时候我心情都非常沉重，曾几次拜读何建明《南京大屠杀全纪实》，却总未能读完，因为每次读都会头皮发麻、神魂失据。近日我老友林玉逍坚持数个深夜，读完了张纯如《南京大屠杀：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遗忘的大浩劫》，我特邀约其撰文，故成此篇。

林玉逍按：因近期与好友零零碎碎地分享关于纯如先生大作的读书心得，收到“少爷写春秋”约稿，写下这篇情绪化表达较多、写作手法幼稚、甚至还有诸多语法不当的文章，以此审视那段特殊的历史、审视自己的内心。

《华盛顿邮报》的专栏作家乔治·威尔评价道：由于张纯如的这本书，“第二次南京大屠杀”为之终结。这句话在今天看来并不尽然，甚至关于“第一次南京大屠杀”的阴影至今在远方顽固地不肯消散。今天就以拜读《南京大屠杀：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遗忘的大浩劫》发表读后感为契机，谈谈该作对我的启发以及对这段历史的思考。

01

好儿子、好父亲、好兄长

但杀人强奸对他们来说是件“解压”的事

“日本鬼子”和我们都是肉体凡胎、娘生爹养的，他们肯定不是一生下来就是惨无人道的“鬼子”。纯如先生书中引用的诸多文献解释了其中原因。

日本社会在20世纪以来逐步形成了对全体成员军事化的管理和控制，学校教育尤为深入。虐待、打骂、“死死死”、“杀杀杀”的教育充斥着日本人的青春童年，如果完成学业立志当兵，以上“家常便饭”只会变本加厉的施加在士兵的内心，成为每天在军营里的日常，磨灭掉作为人原有的天性，变成绝对效忠天皇、绝对屈从上级、杀死正常情感的机器。

而这样一批从小开始在每一个成长环节、每一个人生阶段、甚至大多数社会场景中，持续遭受数年、数十年极端否定人性的军国主义洗脑教育的被压迫者，在长期承受非人的巨大压力后，一旦在另一片完全不同土地上被授予了自己曾深受其害的迫害、欺辱他人的权利乃至掌握更低层的生杀大权，在残酷的等级制度中积攒的怨恨、恐惧与怒火，突然在“啪”的一声后打开了突破口，终于在中国爆发为一桩桩骇人听闻的血淋淋事件……

此刻的它们也不再是他们，此刻的悲剧也在十多年内在运往海外的新兵训练中循环往复，军国主义把一批批日本社会的“好儿子、好父亲、好丈夫”变成了肆意虐杀同类、奸淫妇女、摧残孺子的“日本鬼子”，并且在大多数时候还不仅仅是把人杀了那么简单，在受害者死前还要最大限度摧毁他们的人格尊严，就如军营里受到老兵的平白无故要折辱自己的尊严，亦如上学时无法理解为何要被教师、前辈无缘无故的虐待和霸凌，仿佛如此重复千百次，才能稍稍缓解多年来心灵上的重压。

02

“日本士兵严格遵守军纪

在中国人家借宿时甚至会小心地换上拖鞋”

对友人说出这句话的柳川平助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定的乙级战犯、南京大屠杀的主犯之一。我们可以轻易发现一个普遍事实：大多数日本军国主义战犯在审判记录中，初期都表现出各式各样令人憎恶、鄙视的诡辩，这一阶段它们惯用理直气壮的态度，讲出完全颠倒黑白的描述，恬不知耻地把自己塑造成人畜无害的正义形象；

而当铁证如山的证据摆在它们面前，它们又总是会像是没有进化出智力一般反复地、粗暴地、不做任何有效辩护地否定客观事实的存在；到最后辩无可辩时，依旧会气急败坏地在嘴上负隅顽抗到底，强行表示“哪怕这些是事实，那也不能怪我们，要怪就怪中国人不老老实实欢迎日本人的烧杀抢掠”，会把屠杀邻国百姓偷换成为了把这些国家从西方解放出来。

这其实可以看做日本人对于显而易见的“后果”的极端恐惧，哪怕舍弃所有良知、丧失大部分理智，也要拼命远离同样成为“任人宰割”的“羔羊”，毕竟自己在不久前还是杀人、强奸、侮辱尸体、偷盗和破坏一切财产的“英雄”，但又瞬间回想起自己最初好像也是一头更可悲的“羔羊”。

这是大多数没有太多非军事教育文化背景的军官的写照，而一小部分深受中华文化影响的“中国通”，则能表现出更令人胆寒的阴险。

03

面朝南京的“血土观音”

旁边正埋着甲级战犯的骨灰

1939年，返回日本国内的甲级战犯、南京大屠杀元凶之一松井石根命旧部收集了十大罐当年在南京城外处决过数万中国人的临时刑场的泥土，运回日本后烧制成了一尊慈悲的观音菩萨塑像供奉起来，美名其曰“兴亚观音”，取名自臭名昭著的“大东亚共荣圈”“大亚细亚主义”的理论源泉“兴亚论”。从取名环节即可看出该“观音”像的建设依旧充斥着松井一厢情愿的倒行逆施。

至于松井石根这么做的原因，那就是他自以为很懂中国文化、但的确很善于主动曲解中国文化。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中的这类“中国通”最擅长于挪用一些它们自以为懂的中国宗教、文化元素，逆天违理，以文化认知中最神圣、至善之名（例如观音菩萨）施行咬死不认自身曾犯下极端恶劣、心知肚明的罪业之实；假以虔诚之姿，行亵渎神明之勾当；假以忏悔之名，行镇压冤魂之诡计；假以告慰之言，行喊惊军国主义之阴谋。

这尊由南京市民鲜血浸染的泥土作为关键材料烧制而成的“兴亚观音”，面朝南京，双手合十作念咒之态，自诞生之日起就不是真观音菩萨，至今是日本鬼子们欺世盗名的军国主义孤魂野鬼的人间皮囊。

此等公然逆天悖理的罪行，更加印证《资治通鉴》里对于倭寇的评价：“知小礼而无大义，拘小节而无大德，重末节而轻廉耻，畏威而不怀德，强必盗寇，弱必卑伏。”

（后来更讽刺的是，东条英机等七名甲级战犯的骨灰被辩护律师三文字正平、兴禅寺住持市川伊雄、火葬场场长飞田美善如同野狗叼骨般偷窃出来，由“兴亚观音庙”的住持伊丹忍礼偷埋在了这尊“兴亚观音”的脚下。）

04

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斗争

还远没有到终结的时刻

诚然，物理意义上的“南京大屠杀”早已停止，但军国主义余孽的后代并没有从内心放下当年那把屠刀，更别提它们会谢罪悔改。如今的军国主义信徒，嘴上叼着另一把政治、文化的“钝刀子”，无所不用其极地妄图再次摧毁我们的历史、我们的精神。

几十年前，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曾提出“三个区分开来”，即要把广大的日本人民同极少数军国主义分子严格区别开来，把日本政府反华政策的决策者与可能争取和团结的政党、政治家及政府官员区分开来，把日本与在日本建立军事基地的美国区分开来。在当时特定历史阶段确实是取得伟大成功的政治智慧，百万日侨重返家园，把数千名日本战争遗孤抚养成人，特别是对大批日本战俘进行了成功的教育和改造，他们当中很多人参加了解放战争以及新中国经济建设。

但是，今日之中日关系，似乎又到了剑拔弩张的前夕；今日之中华儿女依旧热爱和平，但今日之日本民意选举出来的首相一个比一个更狂热于解禁“和平宪法”的枷锁，今日之日本用残酷的现实告诉我们，“广大的日本人民”似乎萎缩到相当孱弱的程度，而可能被争取和团结的政党、政治家及政府官员似乎无法再发出制衡如今日本社会“主流民意”的声量。

我们纪念和平，但务必不能迷恋和平，更不能失去有一天可能会失去和平的勇气。

我们铭记历史，但务必不能只记住一串数字和一个历史事件的名称，更不能不去了解发生这段悲惨国殇的原因。

我们放下仇恨，但务必不能忽视旧敌人每一天都试图走向老路，更不能认为这与近在咫尺的生活琐碎毫无关联。

和平从来都是空间属性远远大于时间属性，我们当下享受的和平，是因为我们所处的国家足够强大，不是敌人足够善良。试想一下，数十年或百年后，随着世界各国综合实力的动态变化，曾经我们民族经历的磨难和噩梦，是否有卷土重来的风险，还未可知。

唯有所有军国主义余孽真正正视历史、悔改错误，日本才能像如今的德国一样，与本民族过去的污点真正意义上的一刀两断，日本才能为其玷污人类文明的黑暗历史画下句号，而“第一次南京大屠杀”的阴霾才会真正消散，“第二次屠杀”，才永远不会重现。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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