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
就在大家以为巴黎圣母院的噩梦终于随着2024年12月的重开庆典画上句号时，一场次生灾难，或者说“人为灾难”好像又来了！
在这座历经850年风雨、刚刚从烈火中重生的哥特式建筑瑰宝里，人们又爆发了新分歧。
事情的起因很简单：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巴黎大主教想要在圣母院里留下属于21世纪的印记，比如这样船新的圣母——
于是，他们决定拆除圣母院南侧六个礼拜堂里的原有彩绘玻璃窗，换上全新的当代艺术作品。
听起来似乎是一种“推陈出新”？但问题在于，原本在那里的窗户是由著名的建筑大师尤金·维奥莱-勒-杜克（Viollet-le-Duc）在19世纪精心设计的经典之作。
而且，这些窗户在2019年的那场浩劫中奇迹般地幸存下来，毫发无损。
虽然大火没能烧毁它们，如今的当权者却想亲手把它们拆下来装进箱子里，这种操作就怎么看都有点奇怪。
小马哥画蛇添足，他这一决定瞬间惹恼了整个法国文化界，甚至演变成了一场全民保卫战。
目前，已经有30多万人联名签署请愿书，强烈反对这一“破坏性”的替换计划。
更绝的是，著名的遗产保护组织“风景与古迹协会”（Sites & Monuments）直接将这件事告上了法庭，起诉理由：这是对国家历史文物的非法破坏。
那么，究竟是什么样的“神作”，值得让小马哥顶着几十万人的骂名，也要强行置换掉大师的真迹呢？
答案在最近的巴黎大皇宫揭晓了。
为了让公众“提前适应”，官方特意举办了一场名为《一息尚存》（D'un seul souffle）的展览，展出了由获胜艺术家克莱尔·塔布雷（Claire Tabouret）设计的彩窗模型。
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当这些高达7米的原尺寸模型矗立在展厅时，现场一些观众看完后表示自己气若游丝，真的仅有“一息尚存”了。
这位出生于1981年的艺术家给出的方案，据说灵感来自于“五旬节”和“圣灵的气息”。在她的描述中，这是一种关于和谐、团结以及在混乱世界中寻求希望的表达。
她使用了“独幅版画”（monotype）的技术，在有机玻璃上用墨水绘制，试图捕捉某种流动的、朦胧的光影感。
画面中出现了肤色黝黑祈祷的使徒（似乎在提醒着人们富饶的非洲大地对法国发展所作的贡献）、弯曲的树木、狂乱的圣母玛利亚，以及色彩斑斓的晕染。
然而，对于许多抱着朝圣心态前来的观众来说，眼前的景象让人眉头紧锁。这些设计图看起来更像是某种现代抽象水墨画或者是随手的涂鸦，充满了当代艺术特有的“不知所云”。
有人表示：“这根本就是油漆，完全看不出玻璃该有的通透感。”甚至有刻薄的评论认为，把这样的东西放进庄严肃穆的哥特式大教堂，违和感太强了，不仅突兀，简直是刺眼。
更有意思的是，这场更换彩窗的闹剧，让原本是“马克龙迷弟”的著名皇室主持人、遗产捍卫者斯特凡·贝尔恩（Stéphane Bern）彻底破防了。
他都忍不住在媒体上愤怒地炮轰这一决定，称这是一种不可理喻的傲慢。
斯特凡甚至在比利时国王夫妇访法期间，当着马克龙夫人布丽吉特的面，直言不讳地表达了对该项目的反对，场面一度十分尴尬。
斯特凡的愤怒代表了绝大多数反对者的心声：并不是说当代艺术不好，也不是说克莱尔·塔布雷没有才华，问题的关键在于——位置。
维奥莱-勒-杜克设计的这些窗户虽然是“格栅式”（Grisaille）的几何图案，看起来没有那些描绘圣经故事的窗户那么花哨，但它们是圣母院整体建筑逻辑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它们存在的意义，是为了过滤光线，营造出一种神圣、静谧且色调统一的氛围。
这位19世纪的大师是为了恢复中世纪的荣光而设计的，他的作品本身就已经被列为历史古迹（Monument Historique）。
根据1964年的《威尼斯宪章》，古迹修复应当尊重并保留其现存的历史状态。法国作为这一宪章的发起国，如今却带头违背。
如果国家带头破坏文物保护法，那以后还怎么要求私人业主保护古迹？
就像一些批评者所说的：“如果因为觉得旧窗户‘不够漂亮’或者‘不够现代’就可以随意拆除，那这和随心所欲的装修有什么区别？”
更让人感到荒谬的是，并不是没地方放新东西。
反对者们苦口婆心地建议：如果你非要搞现代艺术，北塔那边还有空的窗格啊！为什么非要拆掉完好无损的古董呢？
这背后的原因，恐怕只能归结为一种令人生厌的“政治虚荣”。
冤有头债有主，据说，这是马克龙总统本人的执念。
就像密特朗有了卢浮宫金字塔，希拉克有了凯布朗利博物馆一样，马克龙似乎也急切地想要在巴黎圣母院这座全法国最重要的建筑上，留下属于他任期的“21世纪印记”。
为此，他不惜花费400万欧元的公款搞搞新意思——哪怕是在重修预算如此紧张的情况下。
这笔钱花得真让人心疼！
2019年那场大火，全世界的人看着尖塔倒塌而心碎流泪，大家捐款、祈祷，盼望的是圣母院能“原样重生”，找回记忆中的模样。
谁能想到，大火没能破坏的窗户，却可能要毁在政客的政绩工程手里。
那些幸存下来的维奥莱-勒-杜克的窗户，见证了两次世界大战，见证了无数的历史瞬间，如今却因为不够“时髦”，就要被扫地出门，打包送进一个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建成的博物馆里吃灰。
在巴黎大皇宫的展览现场，一位50多岁的观众维克多仔细端详着那些色彩斑斓的新设计，无奈地摇了摇头：“在这里看效果也许还行，但我真的无法想象如果不透明的颜料变成玻璃，光线照进来会是什么灾难现场。”
另一位法律专家克里斯蒂安则决定行动起来，他表示看完展览后，更加坚定了去签反对请愿书的决心：“这不仅是审美问题，更是道德问题。把维奥莱-勒-杜克的作品拆掉，就像是再次背叛了这座大教堂。”
当然，支持者们——主要是官方和一部分艺术界人士——也在极力辩护。
他们认为教堂是“活的”，不应该被冻结在某个历史时刻，每一代人都应该在上面留下痕迹。
现任文化部长甚至搬出了“古今对话”这样的理由，试图为这个项目赋予某种哲学上的合法性。
艺术家克莱尔·塔布雷本人也表示，她希望能用这些窗户带来“白色的光”，传达一种超越语言的团结与和谐。
这么一想，似乎也有些道理，毕竟最初埃菲尔铁塔落成、斯特拉文斯基的《春之祭》首演、卢浮宫金字塔刚建好、夏加尔的作品画上巴黎歌剧院的老穹顶时，也是骂声一片无人理解的，也许以后看着看着就能习惯呢？
但现在的问题是，当局必须正视30万个愤怒的签名。
如果不尊重过去，又何谈未来的和谐？如果所谓的“痕迹”是建立在抹杀前人杰作的基础上，这······
目前，尽管反对声浪一浪高过一浪，甚至官司都打到了行政法院，但政府似乎有些铁了心要“硬闯”，如果一切按计划进行，这些备受争议的新彩窗将在2026年底正式安装。
听讽刺的，这不禁让人想起雨果当年写下《巴黎圣母院》的初衷——为了从“野蛮人”手中拯救这座建筑。
那时的野蛮人是那些乱拆乱建的城市规划者，而今天的“野蛮人”，或许正是那些打着“创新”旗号，却对历史缺乏最基本敬畏之心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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