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一统易，天下归心难，从四次刺杀看秦始皇无法调和的阶级矛盾

中国历史上有两位被刺杀次数最多的皇帝，堪称“遇刺冠军，一位是清朝的嘉庆帝，另一位便是千古一帝秦始皇，二人皆有四次遇刺记录。

但这两位帝王遇刺的成色，却有着天壤之别。刺杀嘉庆的，不是厨子就是疯子，再或是狂热的宗教徒，不过是底层失意者的孤注一掷；而刺杀秦始皇的人，个个都能青史留名，他们的背后，是旧贵族的集体反扑，是六国遗民的刻骨仇恨，更是大秦王朝覆灭的伏笔。

秦始皇的第一次遇刺，是家喻户晓的荆轲刺秦。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这一幕成了千古绝唱。荆轲在《史记》中被列入《游侠列传》，这类人在当时有个统一的称谓，游士，他们依附于卿大夫阶层生存。而这场刺杀的操盘手燕国太子丹，代表的是诸侯王阶层。这一次行刺，本质是六国旧贵族对秦朝统治的公然反抗，是旧秩序对新秩序的绝望反扑。

更值得玩味的是，刺秦计划里有个不可或缺的人物，叛逃到燕国的秦将樊於期。他的存在，撕开了一个残酷的真相：秦国内部，也有一批不得势的势力，正虎视眈眈地仇视着秦始皇。

荆轲之后，第二位向秦始皇挥刀的人，是乐师高渐离。他在自己的乐器筑中灌铅，借着为秦始皇演奏的机会突然发难。放在今天，高渐离算是文艺工作者，可在那个时代，他同样归属于游士阶层。一曲悲歌未终，利刃已出，这是文艺之士对故国的最后悲鸣。

第三次刺杀，则是韩国贵族张良的惊天一击。张良的家族，三代人辅佐过五代韩国国君，妥妥的卿大夫阶层，介于诸侯王与游士之间。秦灭韩后，张良成了亡国贵族，心中的复国执念几乎要烧穿胸膛。他连亲弟弟的丧事都顾不得办，散尽家财，寻得一位大力士，打造了一柄百斤重的大铁锤，在博浪沙伏击秦始皇的车驾。只可惜，铁锤砸中了副车，秦始皇侥幸逃生。震怒之下的大秦王朝展开全国搜捕，张良只能隐姓埋名，蛰伏待时。

第四次遇刺，发生在咸阳城外。一群不明身份的人突然冲击秦始皇的车驾，虽然很快被护卫剿灭，看似波澜不惊，实则暗流汹涌。能精准掌握帝王的出行规律，背后必然有里应外合的势力，这意味着，大秦的统治核心内部，早已埋下了不安分的种子。

四次刺杀，牵出了一张庞大的反秦网络。从诸侯王、卿大夫、游士，到秦国内部的失意者，旧时代的既得利益者们，都在拼命动摇大秦的根基。秦始皇究竟动了谁的奶酪？答案很简单：他动了旧贵族阶层的全部根基。

周天子分封天下，一口气封了七十多个诸侯国，历经五六百年的兼并，才形成战国七雄的格局。秦灭六国后，秦始皇看似对旧贵族不薄——除了执意刺秦的太子丹等少数人，其余王族都被安置在咸阳，锦衣玉食，好生供养，这颇有点赵匡胤“杯酒释兵权”的意味。

可他忘了，一个诸侯王的背后，是一整个家族，是一整套依附于他生存的贵族、士大夫、游士阶层。秦统一后，推行郡县制，任用秦国本土官员，原来六国世袭的官员瞬间没了出路；曾经的诸侯王，失去了土地和军队，只能在咸阳城里做个富贵闲人；就连张良这样的顶级贵族，也从“相国候选人”沦为了无权无势的富家翁。这种地位的断崖式下跌，让他们心中的怨念日积月累，成了燎原的火种。

等到陈胜吴广在大泽乡振臂一呼，这把火便彻底烧了起来。韩王、魏王、齐王纷纷复国，楚国的项梁、项羽叔侄，更是打着楚怀王的旗号聚拢人心。他们起兵如此容易，只因六国虽灭，故国情怀仍在，旧贵族在地方的根基，根本不是短短十几年的统一就能抹去的。

就连后来开创汉朝的刘邦，看似是沛县的一介布衣，往上追溯也是贵族后裔。他早年曾投奔魏国信陵君的门客张耳，早已融入了反秦的共同体。而刘邦身边的萧何，本是沛县的主吏掾，相当于如今的县委办公室主任，政绩年年名列前茅，大秦朝廷多次举荐他升任高官，他却坚决推辞。这不是能力不足，而是心向故国，基层官吏中，这样对大秦心怀芥蒂的人，不在少数。

秦始皇做到了“天下一统”，却没能做到“天下归心”。从顶层的诸侯王，到底层的官吏游士，反秦的火种早已遍地都是。但要让这把火烧遍全国，还需要一个更大的火药库，那就是金字塔最底层的庶民。

庶民的不满，同样积怨已久。对商人来说，统一度量衡和货币本是长远好事，可短期的阵痛却让他们苦不堪言。六国货币兑换的混乱，跨地区经商的限制，让原本游走列国获利的商人利润大减；对手工匠人来说，“车同轨”的背后，是全国统一的武器、器物制造标准。一辈子熟悉了旧工艺的铁匠、工匠，突然要改用新规范，稍有不慎就要受罚，心中的怨气可想而知；对读书人来说，统一文字意味着要从头学起，更残酷的是，他们原本可以依附地方贵族谋求仕途，如今贵族倒台，他们也沦落到庶民阶层，怀才不遇的愤懑，成了反秦的又一股力量。

而最能隐忍的底层百姓，最终也被逼上了绝路。很多人说秦朝是“暴政”，可荀子当年游历秦国时，曾感慨这里民风淳朴、秩序井然，百姓的日子虽不富裕，却也安稳平和。这种良好的治理环境，延续了百年，是大秦“奋六世之余烈”的根基。

秦始皇接手后，并非要毁掉这套制度，而是他干的大事太多，步子迈得太急了。修驰道，是为了抵御匈奴——咸阳距离匈奴边境不过三百多公里，轻骑兵一天一夜就能兵临城下，驰道是国防刚需；征南越，将两广纳入中华版图，是开疆拓土的伟业；开凿灵渠、疏通黄河水运，更是泽被后世的水利工程；更别说阿房宫、秦始皇陵这样的浩大工程。

这些事，单独拎出来都是光耀千秋的功绩，可秦始皇却要在短短十几年里全部完成。当时的大秦，总人口不过四千万左右，直接投入到各项工程和戍边的人力，就高达九百万。这意味着，每一个劳作的青壮背后，都有三个老人、妇女、孩子在为他们提供后勤保障。整个国家，就像一辆被抽打着高速狂奔的战车，早已不堪重负。

秦始皇是这辆战车的掌舵人，他在世时，凭借着雷霆手段尚能维持。可他一死，再也没人能拽住这辆狂奔的马车。秦二世的昏庸、赵高的乱政，不过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最终，大秦这辆战车轰然倾覆，缰绳落到了只比秦始皇小三岁的刘邦手里。大秦的崩溃，是遗憾的，却也并不令人惋惜，它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一统中华，奠定了此后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格局。而那些没能被秦始皇抚平的裂痕，终将由后来者，用更温和的方式，慢慢弥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