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张老照片中的南京大屠杀

惨烈光华门

这是1937年12月日军侵略南京的一幅战地照片：几名日军士兵双膝跪地，躲在光华门城门上由一堆木头、沙包堆成的简陋工事中向前方窥探，远处依稀可见一股股冒起的浓烟。

他们属于日本陆军第九师团第三十六步兵联队，因为联队长名叫胁坂次郎，以日军惯例又叫“胁坂部队”，负责进攻光华门。这道城门距离南京大校场机场很近，是中日军队争夺的重点目标。

1937年12月9日，第三十六联队不等待重炮和辎重部队配合，开始独自攻城，炸开光华门后一拥而入，不料发现里面还有一道城门，遭到中国军队守城的教导总队第一旅第二团痛击，敢死队队长伊藤善光少佐被当场击毙。一个日军军官后来回忆：“激战中，敌人的两辆坦克迅猛突击而来，将士们发现后立即以沙袋为掩体应战，所幸的是勇士们将其击退了………最先登上城墙的敢死队中，除了见军曹、大谷伍长之外，有26人阵亡。除了中田、大桥两位少尉之外，有28人负重伤或轻伤。”

随着日军重炮部队加入战场，13日，第三十六联队攻占光华门。中国军队在撤退时纷乱不堪，在战斗中负伤的第二团团长谢承瑞被失控的人群冲倒，不幸在踩踏中身亡，第二年被国民政府追晋为陆军少将。

攻占光华门后，胁坂次郎领着部下站在断壁残垣上集体向东京的方向“拜谢天皇”，随即入城参与了惨无人道的南京大屠杀。

“魔王”入城

照片摄于1937年12月17日下午1时30分许，画面是日军侵占南京后举行的“入城式”。

这张照片的最前面，骑在马上的军官就是日军华中方面军司令松井石根大将，日本陆军的“第一中国通”。他是特意乘坐飞机从苏州飞到南京，主持这场“入城式”的。道路两侧站满了一排排日军士兵，身挎刀枪。远处，沦陷第四天日本陆军和海军一向不和，但又不得不在侵略战争中携手合作。这次“入城式”也反映了这种矛盾：松井石根带着陆军的两名高级军官——“上海派遣军”司令朝香宫鸠彦王、第十军司令柳川平助以及一大群幕僚，由城东的中山门入城往西走，一路检阅陆军的“上海派遣军”和第十军士兵；而海军的第三舰队司令长谷川清中将带着海军的高级军官从城北的挹江门入城往南走，一路检阅的是海军下属的“上海特别陆战队”和各艘舰艇上的陆战队官兵。

两路人马共同的终点是位于南京市中心的国民政府门前广场。他们在那里会合，一起举行“入城典礼”。最后，由松井石根把一面日本国旗升到门前广场中央的旗杆上。然后，他又领着所有人向东京的方向“遥拜”，并高呼三声“大元帅陛下（指天皇）万岁！”喊到第二声时，他的嗓子却发不出声了。事后解释，是因为“感慨至极”。

在此期间，日本陆军航空兵和海军航空兵的几十架飞机组成编队飞过南京上空，以示“军威”。下方，海陆两军的士兵都尽力吹着军号、奏着军乐，同时发出疯狂的欢呼。几个小时后，谙熟汉诗的松井石根写下一首《奉祝攻克南京》：“灿矣旭旗紫金城，江南风色愈清清，貔貅百万旌旗肃，仰见皇威耀八纮。”

永生的义人

明妮·魏特琳（Minnie Vautrin），20世纪女性教育运动的先驱者，也是一位在南京大屠杀中拯救无数生命的国际义人。而她自己却成为这场大屠杀的受害者，以身殉职。

1912年，取得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硕士学位的魏特琳从美国来到中国，长期任教于中国各地学校，最后扎根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南京师范大学的前身），连续任教22年，多次任代理校长。一生未婚的她，给自己取了一个中文名字“华群”，意为“融入华人群众中，为中华群众服务”。

在战火袭来之际，魏特琳先后四次拒绝美国大使馆要她撤回美国的通知，坚持留在南京为中国人服务。1937年12月13日，日军攻占南京，随即在城市内外展开大屠杀。一部分有良知的国际友人共同组建了“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收容难民。魏特琳也是其中之一。她挺身而出，在金陵女子学院建立了一个收容所，冒着生命危险为妇女儿童搭起一道保护墙。她在这段时间记下的日记成为控诉南京大屠杀的珍贵史料，也让世界看到了一位可敬的义人。

这些天，我整天都在校园里从一个地方跑到另一个地方，大声地说：“这是美国学校！”大多数情况下，这足以让日本人离开，但有时他们不理会，并凶狠地盯着我，有时还对我挥舞刺刀。

我不知道今天有多少无辜、勤劳的农民和工人被杀害。我们让所有40岁以上的妇女回家与她们的丈夫及儿子在一起，仅让她们的女儿和儿媳留下。今夜我们要照看四千多名妇女和儿童。不知道在这种压力下我们还能坚持多久，这是一种无以名状的恐怖。

上午其余的时间，我都从校园的这一边跑到另一边，把一批批的日本人赶走。

我去了南山三次，然后又到校园的后面，接着又被急呼到教工楼，据说那里有两个日本兵上了楼。在楼上五三八号房间里，我看见一个家伙站在门口，另一个正在强奸一名姑娘。我的出现和我手上那封日本大使馆的信，使他们慌忙逃走。在我内心深处，我真希望自己有力量把他们揍扁。

南京大屠杀中，魏特琳至少保护了上万名妇女儿童免遭日军的杀戮与践踏，被无数中国人称为“活菩萨”。然而她自己因为这段地狱般的经历，陷于严重的精神抑郁中。1940年春天，她不得不回到美国接受治疗。一年后，因为无法化解的精神创伤，她用煤气结束了自己55岁的生命。她的遗言是：“假如我有两个生命，仍愿意选择为华人服务。”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追授她最高外侨荣誉——三色襟绶采玉勋章。

如今，魏特琳在中国有两尊铜像。一尊在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史料陈列厅内，她伸开双臂保护着身后的中国妇女和儿童。铜像上方刻着当年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德国友人约翰·拉贝先生说过的一句话：“魏特琳就像抱窝的老母鸡带着小鸡那样保护着她们（难民）！”一尊在南京师范大学的校园内，她笑眯眯地注视着来来往往的中国师生，底座上刻着四个字：金陵永生。

这张照片拍摄于1939年，图中前排戴眼镜和黑色手套的女性就是魏特琳，她旁边的男子是助手杨绍诚牧师。魏特琳去世后，他为她主持了追思仪式，并将这张合影珍藏起来。

（本文摘自邹德怀著《山河在：一部鲜活的抗战史（1931-1945）》，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5年9月。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现标题为编者所拟。）

来源：邹德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