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在1944年与中共话语权竞争中的逐渐衰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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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艰苦的抗战过程中，中共及其领导的力量获得了极大的发展。

当时中共已建立了19个敌后抗日根据地，拥有9550万人口，八路军、新四军已经发展到100万人，成为国内举足轻重的抗日政治力量，影响日益扩大。国民党政府将共产党力量的发展视为自己最大的威胁，竭力加以限制和防范。

抗战期间国民党本身的统治却日益腐朽黑暗，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实行专制统治，镇压迫害各民主党派及无党派进步人士。

据报道，国统区“各学校中的青年和政府机关中的职员，却因党派的关系，或甚至并无党派关系而被疑有党派的，都在排斥或甚至遭到更大的危险。这在群众较多的中国共产党、中国青年党，及救国会派，所遭受的苦难也最酷烈”。

许多青年因党派或政治原因而被机关学校开除，失学失业，甚至遭到逮捕关押。

钳制舆论，任意查封报刊。

再次，实行恐怖统治，特务横行，随意捕人，使国统区人民的人身安全和自由完全没有保障，引起了人民的强烈不满：“据查重庆一市，实际上实行逮捕人员之机关现时有十八个之多，大半于法无据，且大半为一般人民所不知晓之机关。”

面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和独裁统治，国统区各党派及无党派人士为了争取生存权利，实现团结一致共同抗日，都要求在不同程度上实行民主，于是民主就成为当时政坛一个重要而又敏感的问题。在这种背景之下，抗战以来出现了几次民主宪政运动的小高潮。

第一次是1939年9月，在国民参政会一届四次大会上，由国、共及其他党派人士分别提出了7个提案，涉及实行宪政、结束党治，保障人民权利等内容。经过激烈争论后，会议通过决议，要求政府定期召集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实行宪政；同时决定组织宪政期成会，协助政府促进宪政。

它被当时舆论称为“一个晴天霹雳的宪政运动”。

大会闭幕后，宪政期成会在重庆连续召开了几次座谈会，讨论宪政问题，并拟订了宪法修正草案，共8章138条。但这个宪政运动的唯一成果，几乎未经任何讨论，就被束之高阁，最后不了了之。

上述要求提得十分尖锐，反映了各党派及无党派人士对国民党专制统治的强烈不满，形成了不小的政治压力。

蒋介石只得亲自出面发表讲话，谓“宪政是国父遗教，是既定国策，越早越好，若可行不行，则政府将不打自倒，望赞助、监督、督促。学校机关劝人入党是好意，入党是国民义务。宪政实行后，当然是多党制，但训政时则否，各党派只要不违反三民主义，政府定扶助之”云云，既为自己辩护又予以安抚。

民主宪政运动是当时国统区争取、巩固和发展民主政治的运动。其发起者主要是国民参政会内各党派及无党派人士，中共对之表示支持并积极参加，而国民党则以各种借口予以拒绝或敷衍，或企图将其纳入自己所谓的“宪政”轨道。

民主问题遂成为各党派与国民党激烈争论的焦点。当时这种争论还主要限于国民参政会的讲坛，其影响范围还比较狭窄。在国民党的限制和压力下，关于民主宪政的讨论往往流于纸上空谈，无疾而终。所以被时人称之为“苦命的宪政运动”。

但国共对立的加剧，一方面更显示出以民主方式化解国内矛盾的必要性，同时也使处于国共之间的各党派和无党派人士感到“吾辈调解国共，必须有第三者明确的立场和主张”。在这一思想指导下，1939年10月，梁漱溟、张君劢、黄炎培、左舜生、李璜、章伯钧、沈钧儒、张澜等人发起成立“统一建国同志会”，于1941年3月改组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后改称“中国民主同盟”，简称“民盟”）。

民盟主张坚持抗日，要求在“军队国家化，政治民主化”的前提下实现国家统一，成为民主宪政运动的重要推动者。

国民党内部分教授与知识分子也希望推动宪政，借以消除当时社会对国民党政权的不满。

1943年秋，西南联大国民党员教授举行会议，讨论国内形势，决定以联大区党部名义致函蒋介石，要求开放政权，实行立宪，并推举冯友兰起草。信稿中以清朝灭亡作为国民党的前车之鉴，称“睹一叶之飘零，知深秋之将至”，“昔清室迟迟不肯实行宪政，以致失去民心，使本党得以成功。前事不远，可为殷鉴”。信稿受到与会者的赞赏，陈雪屏称之为“当代大手笔”。

信稿通过后即由联大三青团分团干事长陈雪屏带至重庆。据说蒋介石阅信后“为之动容，为之泪下”，不久，蒋即复信联大区党部，表示同意实行宪政。

第三次是1943年9月，在国民党五届十一中全会上，面对国内外各方面要求实行民主改革的压力，国民党提出“准备实施宪政”，宣布将“于最短期间完成施行宪政之一切准备，务于抗战结束之一年内召开国民大会，制颁宪法，实行总理所主张之民权政治”。

做出了愿意还政于民的姿态。在随后召开的国民参政会三届二次大会上，决定成立宪政实施筹备会，以切实推进宪政筹备工作。宪政实施协进会在重庆多次召开座谈会，各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积极参加，热烈讨论，提出各种有关提案，并创办了《宪政月刊》，民主宪政运动在国统区终于形成了一定的声势。

但当时就有人指出，此次运动“主要关系，为美国舆论之压迫所促成”。而国民党实际上并无实行民主宪政的诚意，“自十一中全会及参政会开后，实行宪政之呼声重起，政府非有诚意，徒以塞英美之责也”。

1944年秋，国统区的民主宪政运动达到了高潮。此时国民党政府在豫中会战和长衡会战中遭受重大军事失利，政治腐败与黑暗暴露无遗，社会不满情绪也达到了沸点。在是年9月召开的国民参政会三届三次会议上，参政员纷纷就政治、军事等问题，质询、批评当局，言辞激烈。据与会者记载，“此次大会对政府之批评极严厉，对各部长官乃至军事将领之失职，多公开指责，无顾忌，报纸亦多登载此类言论。论者谓国民政府成立以来政治公开以此次会议为始点”。

共产党代表林伯渠也在会上首次提出：

将中共关于建立联合政府的政治主张公之于众。联合政府是中共向国民党发动政治攻势的一种策略口号，它的提出得到了中间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热烈拥护。

在重庆、成都、昆明等地，都成立了促进宪政的社会团体，出版各种刊物，讨论宪政问题，宣传民主思想，掀起了国统区民主运动的高潮，使国民党政府受到巨大冲击，在政治上陷入了空前的被动。

为此中央团部曾召开会议商讨对策，“对共产党人提出国是会议及联合政府之主张，咸报愤慨”。国民党统治的深刻危机，也立刻反映到三青团的团务工作中。抗战后期，以大中学生为代表的国统区青年，在中共的领导和影响下，对国民党政府的不满日益加深，思想趋于激进化，从而使三青团在青年中间陷于孤立、被动境地，其影响大为缩小，三青团所谓的“青年运动领导权”面临着严重的挑战。

中央团部承认：“本团工作环境，自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以来，奸伪势力，渐次滋蔓，内乱频仍，本团任务日益艰巨。”

国共之间争夺青年和学生运动领导权的斗争也日益尖锐起来。

皖南事变以后，由于国民党政府实行高压政策，取缔各种进步学生团体，迫害学运活动分子，使国统区的进步学生运动在一个时期内陷于沉寂。

皖南事变之后，白色恐怖笼罩国统区，左翼学生纷纷撤离学校，西南联大学生自治会为三青团完全控制。此后为了撇开为三青团控制的学生会，中共地下党开始把工作重点放在系级活动上，以公开合法的系会、级会与壁报团体的名义，举办各种座谈会、学术讲座、专题报告会、辩论会等，以影响、团结广大学生。

到1944年初，左翼力量已在多数系会、级会中占据优势，使三青团控制的校学生自治会变成了空架子。是年5月4日，进步力量为了纪念五四运动，在西南联大举办了各种活动，它表明进步学生运动在沉寂三年之后，重新开始活动，被称为“联大民主精神复兴的一天”。

鉴于左翼力量的恢复壮大，中共地下党决定夺回学生自治会的领导权。同年秋天举行学生自治会代表选举，经过积极的准备和部署，左翼力量在选举中一举击败三青团。次年2月，左翼取得了校自治会的控制权，使中共领导的进步力量在西南联大占据了优势。从此以后，学生自治会就成为西南联大民主运动的积极推动者。

对三青团在联大的失败，国民党当局深感震惊。

蒋介石在对中央团部的训话中说：

他认为现在“西南联大的学生自治会，就操纵在一般反动派的手里”，最使蒋介石感到费解的是：“我们青年团是有组织的团体，而且有政府来作后盾，可以公开的活动，反而不能当选，不能掌握，这是我们所应该引为最大的耻辱！”

蒋介石由此得出结论：“以后我们和共产党斗争，主要的战场就是各地的学校”，强调“我们必须争取教育学术方面有号召力的人士，特别是优秀热烈而有活动能力的学校青年”。

在国统区民主运动的推动下，1944年秋至1945年春，中共地下党先后建立了一些比较广泛的进步青年组织。如在重庆成立了新民主主义青年社(简称“新青社”)，在成都建立了成都民主青年协会（简称“民协”），在昆明成立民主青年同盟（简称“民青”），上述组织都接受中共的领导，实行民主集中制，成为中共在国统区开展学生运动的得力助手。

1945年4月6日，西南联大学生自治会发表了对国是的意见，提出了立即停止一党专政、组织联合政府、取消一切特务组织、改善人民生活、根绝党化教育等六项要求，这个意见书实际上成了国统区学生运动的政治纲领。

是年5月，昆明西南联大、云南大学等四所高校，不顾国民党当局的禁止和破坏，举行了规模盛大的“五四”纪念周活动，并在此基础上成立了昆明市大中学校联合会，作为昆明学生公开的统一领导机构，共产党员齐亮当选为学联主席，对整个国统区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也为抗战胜利以后昆明地区学生运动的发展打下了重要基础。

面对学生运动的蓬勃发展，西南联大三青团积极配合国民党政府，运用各种手段，极力加以遏制，企图挽救危机，但一直未能奏效。

该分团主任陈雪屏报告：

反映出联大三青团所面临的窘境。

三青团组织在制止学运方面显得“事与愿违，力不从心”。中央团部承认形势相当严重，称“反动势力伸入学校后，全国学风日败，尤以昆明、成都、重庆三地为甚，盖奸党即以此三地为据点，每于战局转变、物价波动之际，利用青年不安现状之偏激心理，大肆攻击，鼓动学潮，以淆乱社会视听，致昆明之联大、成都之川大、重庆之中大、复旦，几成为彼等惹事之大本营”。

中央团部还分析了失利的原因，指出“团在以上各校，向采公开活动方式，团员身份已经暴露，且须与党站在同一战线，每于政治不惬人意时，协助学校当局，解决问题，殊有事与愿违，力不从心之感，加以本身组织体制，尚有缺点，与各方配合不够，力量不免削弱，益以自从军运动推行后，干部空虚，经费拮据，乃竭力与教育行政机关及党部配合，以挽救危机”。

中央团部深感问题严重，认为形势的发展已经威胁到其对“青年运动之领导”，因而极为焦虑。

它在一份有关决议案中指出：“本团优劣胜负之所系，即国家存败兴亡之所关。”“一年以来，因战事之失利，物价之高涨，社会风气之窳败，以及异党之百计策动，智识青年之思想，乃日趋偏激。…根据各方报告，深觉形势严重，非有根本之对策，不易保持本团青年运动之优势领导，且使全国青年之思想行动，纳于正轨。”

最使中央团部引以为忧的是国统区青年学生的思想动向。

人心向背的潜移默化，使三青团的地位日趋被动：

三青团在青年中间失去了吸引力，推行团务益感困难。“过去每届征求，辄踊跃来归，现则优秀份子大有裹足不前之势，选择极感困难。”“团之吸引力大不如前”，也由此造成了团员干部情绪的大为低落：“优秀团员对现状有时亦同觉不满，然其言论行为，处处受严格限制，内感工作之单调呆板，外遭同学之讥评毁伤。”“多数同志不能不随环境而推移，其斗争情绪，势难提高。”

由此可见，随着国民党政权出现危机，三青团团务也面临着严重的挑战，出现了“青年领导问题”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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