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冠华归葬故乡盐城遇冷，苏州：盐城不要我们要，太湖洞庭随便挑

1984年正月初三，苏州吴县县委大院的门刚开，李颢就踩着薄霜进了院子。管正书记抬头，看见李颢冻得通红的耳朵，话不多说，只问一句：“章含之还在等消息？”李颢点头。屋里静了几秒，管正随后给出一句干脆答复：“盐城不要，我们要。”

时间拨回到1983年9月22日，北京医院。乔冠华摘下氧气面罩，示意夫人俯身过来。他断断续续留下遗嘱：骨灰要回建湖老家。交代完毕，昔日笑声震动联合国大厅的外交部长，生命停在七十岁。 八宝山守灵只用了三天。章含之把骨灰盒揣在怀里抱回家，放在卧室整整一年。人说随乡入土，可她不敢莽撞。那一年，北京的夜格外长，她常摸着盒盖，轻声念丈夫的遗愿。

1984年12月初，章含之带着骨灰南下盐城。迎接她的，是盐阜宾馆一桌酒菜和几位离休老干部。现任领导全员缺席，气氛别扭。章含之察觉寒意，席间只谈天气，不提归葬。短短三天，她带着骨灰盒默默返沪。盐城的冬风吹过射阳河，街巷却无人议论这位老乡。

回到上海后，章含之思来想去，想到了苏州。山水温润，交通方便，还离北京、上海都不远。她托李颢打听吴县态度，才有文章开头那一幕。不得不说，管正当场的那句话，把多日阴霾一扫而光。

1985年春，洞庭东山南坡。茶树抽芽，太湖水面卷着微浪。章含之选定一块朝西小坡，背湖面山，泥土松软。当地民政部门仅用十天便办妥全部手续。安葬那天，湖面起雾，送行队伍寥寥十余人，没有花圈，没有致辞。一行人默立五分钟，随后悄然散去。乔冠华的第一处长眠地，就这样定了。

话说回来，乔冠华与盐城的渊源根深。10岁进盐城第二高等小学；十几岁便在亭湖中学与同学掀起反校长风潮；20岁远赴欧洲求学时，还在《救亡日报》写过《盐城风雨》。任何人都明白，他对这片滩涂之地感情极深。可惜，世事常不如人愿。

入葬苏州两年后，盐城方面回过味来。地方史志编撰需补空白，城市品牌也瞄准“红色资源”。 1987年夏，盐城市政府派专人到苏州，诚恳提出迁坟请求，并提议把主干道改名“冠华大道”，修纪念馆。章含之陷入两难。盐城是丈夫的根，苏州却给过雪中送炭的情分。迁，动了人情；不迁，违了遗愿。

1988年，经江苏省政协牵线，折中方案出炉：骨灰迁回盐城，但洞庭山旧墓不拆，树碑告示年代。乔冠华遂有了第二处墓地。此举在当时被视为“面面俱到”的处理范本：尊重个人意愿，也不伤地方感情。

故事并未结束。2003年，建湖县委提出，希望故居旁再建乔冠华墓，以便形成完整纪念区。章含之同意打造“衣冠冢”，内部安放眼镜、钢笔、旧手稿。章含之的继子女提出新想法：龚澎应与父亲合葬。年轻人理由简单——“父母生前风雨同舟”。章含之点头，这便产生第三处墓地：建湖衣冠冢，并列两位外交家的名字。

同年秋，上海福寿园亦伸出橄榄枝。理由有三：乔冠华早年长期在沪工作，福寿园埋葬章士钊，章含之也已决定百年后葬父旁边；另有一层现实因素——章含之年事已高，往返苏苏两地扫墓体力不支。经过再三衡量，她答应在福寿园立铜像、设衣冠冢。第四处墓地由此诞生。

四处安息，听来荒诞，却映照八十年代以来地方治理特点：荣誉资源与地域认同交织，名人身后事不再只是家事。有意思的是，乔冠华生前擅长多边外交，身后竟也用“多边布局”形式存在。有人揶揄道：“乔部长依旧在搞外交——只是场地换成了陵园。”玩笑背后，是地方政府竞逐文化品牌的现实考量。

细心读史，可发现盐城最初的冷淡并非无理由。1980年代初，“拨乱反正”刚起步，干部行事异常谨慎。乔冠华晚年卷入“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内部争论，政治评价一度模糊。基层官员自然选择观望，以免日后担责。几年后风向明朗，他的外交成就重新被肯定，盐城态度才180度转弯。

学界常说，墓地数量多寡与评价高低无关。事实上，四方抢护，恰恰说明乔冠华在中国近现代史舞台上的分量。板门店的夜谈、联合国大笑、中日邦交正常化文件的译稿，都有他笔墨。对普通读者而言，更直观的是影像：1971年联合国大会，他双臂张开仰首而笑；背后密密麻麻的掌声，把年轻的同事们震得热泪直流。

试想一下，如果乔冠华能预见身后四墓，他是否仍坚持“落叶归根”？谁也无从得知。但可以肯定，他若站在洞庭东山俯瞰太湖，或在盐城看潮起潮落，都不会陌生。水波拍岸，风声低语，都是家国。

今天的苏州与盐城，都已把乔冠华纪念设施纳入红色旅游线路。游客扫码听解说，或驻足看碑文，注目的一刻，大概很难想象当年那场“盐城不要”的尴尬。时代在走，每座城市也在用自己的方法修补过往空白。乔冠华的四处长眠，只是众多案例之一，却足以说明：历史人物的归宿，从来不是简单的终点，而是一场持续的对话——地方与中央、现实与记忆之间，互动永不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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