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仁斋：从山东教员到抗日师长，最后一刻把机密烧在胸口

# 王仁斋：从山东教员到抗日师长，最后一刻把机密烧在胸口

1936年秋的东北，漫山枫叶红得像泼了血，风裹着松针的寒气往人骨头缝里钻。通化通往柳河的山路上，一个挑着货郎担的身影慢悠悠走着——担子前头是针头线脑、花布帕子，后头夹层里藏着给游击队的密信和标注日军据点的地图。这人操着一口山东文登口音，戴顶旧毡帽，袖口磨得发亮，谁见了都觉得是个普通货郎。可没人知道，他是让日伪军恨得牙痒痒、却又怕得发抖的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三师师长王仁斋；更没人能想到，十几天后，他会在钓鱼台的荒草丛里，把最后一滴血洒在这片他拼了命守护的黑土地上。

王仁斋1906年生在山东文登侯家镇高家村，打小就透着股“认死理”的劲儿。13岁考进文登县乙种蚕业学校，课本上的“蚕桑养殖”他学得认真，可更爱听进步教师讲“五四运动”的故事。后来考上青州省立甲种农科学校，有次校长不许学生谈论国事，他带头站在操场上喊：“国家都要没了，还能安心读书吗？”喊得嗓子哑了，就用粉笔在墙上写“还我青岛”，被校长记了大过也不低头。那时候的他，满肚子热血却像没头的苍蝇——总跟同学说：“我想救中国，可手里只有课本，能咋救？”

1925年，20岁的王仁斋回村当小学教员。土坯搭的讲台裂着缝，他用黄泥糊了糊就站上去，教孩子们念“人之初，性本善”，更偷偷讲“为啥地主家天天吃白面，咱老百姓却只能啃树皮”。有次地主家的恶狗扑上来咬伤了贫农家的孩子，他抄起院里的扁担就冲出去，把狗赶得直叫，还带着全村人堵在地主家门口要说法，硬是逼得地主赔了医药费，还当着全村人的面给孩子道歉。可夜里躺在床上，他翻来覆去睡不着——一村的事能管，可全中国的老百姓还在受欺负，这点“能耐”远远不够。

1927年春天，王仁斋揣着母亲缝在棉袄里的三块大洋，瞒着家人偷偷去了武汉。火车上挤得连落脚的地方都没有，他啃着干硬的窝头，心里却烧得慌——听说那里有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伍，能真正救中国。到了武汉，他找到党组织，没几天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对着党旗宣誓那天，他攥着拳头的手全是汗，不是紧张，是激动得发颤——终于找着能让他“救中国”的路了。同年冬天，党组织派他去东北搞工运，他二话没说就登上了北上的火车。在东北的那几年，他一会儿扮成在奉天兵工厂扛钢板的工人，手掌磨得全是血泡也不吭声，就为了跟工友们唠家常、传消息；一会儿装成走街串巷的货郎，挑着担子走遍了通化、柳河的大小村镇，把革命道理藏在“针头线脑的买卖”里；有时候还当临时教员，在夜校里教老百姓认字，教着教着就说起“鬼子占了东三省，咱不能当亡国奴”。鞋子磨破了好几双，脚底板全是老茧，可只要看到有人悄悄把“抗日救国”的小纸条塞进怀里，他就觉得浑身是劲。

1932年春天，王仁斋加入辽宁民众自卫军第九路军，当了政治教官。他没半点官架子，跟士兵们一起睡土炕、啃冻得硬邦邦的窝头，夜里还帮受伤的士兵挑脚上的冻疮。给士兵们讲课，他不讲大道理，就说“咱当兵不是为了吃粮，是为了不让鬼子进咱家门、欺负咱爹妈”。在他的带动下，第九路军里发展了20多个党员，司令包景华也愿意让共产党在队伍里活动。可好景不长，同年10月，第九路军在柳河高家船口跟日军打仗，日军的炮火炸得阵地一片狼藉，队伍伤亡过半，包景华心灰意冷地带着几个亲信走了。剩下的士兵有的哭着要回家，有的把枪扔在地上说“不打了，打不过”。王仁斋急得满嘴起水泡，他捡起地上的枪，对着天空“砰”地开了一枪：“鬼子还没打跑，咱能散吗？爹妈还在等着咱把鬼子赶出去！愿意跟我干的，跟我走！”最后，30多个愿意留下来的士兵跟着他回了柳河四道沟，他把仅有的粮食平分了，又挨家挨户找老乡借粮、凑弹药，没过多久，队伍就发展到80多人，成立了海龙游击队，他又当队长又当政委。

那时候的条件苦到啥地步？冬天没棉衣，战士们把破麻袋片裹在身上，夜里冻得睡不着，就围着篝火跺脚；没粮食，就挖野菜、煮树皮，有次连着三天没正经吃饭，战士小王站岗时晕了过去。王仁斋赶紧把藏在怀里的半块窝头掏出来——那是他省了两顿的口粮，掰了一大半给小王：“我是山东人，耐饿，你年轻，得有力气扛枪。”小王啃着又干又硬的窝头，眼泪“吧嗒吧嗒”掉在窝头上。王仁斋带着队伍在通化、柳河的山林里打游击，每到一个村子，他都先帮老乡挑水、劈柴，等老乡们放下戒心，再坐在炕头上唠：“鬼子占了咱的地，杀了咱的人，再不想办法，咱的孩子以后就得给鬼子当奴隶！”老乡们被说动了，有的连夜烙饼送到队里，有的把家里藏的旧枪拿出来，还有的小伙子直接背着包袱来参军：“王队长，我跟你打鬼子！”后来，海龙游击队改编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七军海龙游击队，他任队长，队伍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壮大。

1933年秋天，王仁斋遇上了杨靖宇将军。俩人在通化的一间小茅屋里见了面，杨靖宇握着他的手说：“仁斋，早就听说你带队伍有一套，果然名不虚传！”王仁斋笑着说：“杨司令，我这点本事不算啥，跟着您，咱更能打胜仗！”11月24日，他们一起攻打三源浦据点。王仁斋带着10个队员，趁着天没亮摸进镇子，用匕首解决了门口的哨兵，从后门冲进伪稽查局，活捉了伪稽查局长；队员们跟着冲进去，把“满铁工程局”和伪警察署的牌子砸得稀烂，还烧了伪军营房，缴获了20多支枪。紧接着，他们又奔袭土匪邵本良的后勤基地凉水河子——邵本良是投靠日军的汉奸，手里有几百人，平时净欺负老百姓。王仁斋带着队伍绕到后山，从悬崖上爬下去，突袭了敌人的仓库，把粮食、弹药全运了出来。不到两天连克两个据点，邵本良吓得躲在城里，连城门都不敢开。

可日军很快调了一个联队的兵力，把他们包围在了龙岗山。队伍里的子弹快打光了，杨靖宇急得在临时指挥部里直跺脚：“没弹药，咋跟鬼子拼？”王仁斋盯着地图看了半天，突然一拍大腿：“我有办法！”他挑了5个机灵的警卫队员，换上之前缴获的日军军装，腰里别着“通行证”，又把脸抹黑了些，装成日军的运输队。走到日军弹药库门口，哨兵端着枪问：“干什么的？”王仁斋用学来的几句日语粗声粗气地说：“奉命取弹药，耽误了战事，你担得起吗？”哨兵被他的气势唬住了，赶紧放行。他们趁机把14铁桶子弹和两挺机枪搬上马车，大摇大摆地出了据点。靠着这些弹药，队伍顺利突围。之后，王仁斋又凭着自己熟悉地形的本事，给杨靖宇当向导，带着队伍绕到敌人背后，一举攻克了八道江镇——那是日军的重要据点，拿下它，南满的抗日根据地就连成片了。后来，他们在龙岗山开辟了河里根据地，建了兵工厂、被服厂、后方医院和粮栈，战士们终于有了能遮风挡雨的“家”，不用再在山林里挨冻受饿了。

从那以后，王仁斋的名气越来越大，职务也一步步升——1934年12月，在中共南满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当选南满临时特委委员，当时他任东北人民革命军南满第一游击大队政委；1935年3月，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部副官长；同年秋，按杨靖宇的命令，在柳河四道河河南成立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三师，1936年5月完善“三三制”建制后，他任师长。可他还是老样子，跟战士们亲得像兄弟。有次行军，战士小李的脚崴了，他把自己的马让出来，陪着小李走了20多里路；队伍里的粮食不够，他跟大家一起挖野菜，从不多吃一口。

1935年3月14日，王仁斋带着队伍在通化到柳河的公路旁设伏。当天下午，两辆载着通化伪县长和日军参事官的汽车开了过来。等汽车靠近，他喊了声“打”，子弹像雨点一样射过去，司机当场被击毙，汽车停在路边。伪县长想跳车逃跑，被他一枪撂倒；日军参事官负隅顽抗，也被战士们打死。这一仗，截获了汽车，缴了16支长短枪，还缴获了伪县长随身携带的“剿匪计划书”。消息传出去，老百姓都拍手叫好，有的还编了小调：“王师长，枪法准，打死汉奸和鬼子，救咱老百姓！”

同年夏秋，王仁斋三次带着队伍打伪军邵本良部。第一次在凉水河子设伏，把邵本良的运输队抢了个精光；第二次在八道江镇突袭，捣毁了他的指挥部；第三次在本溪梨树甸子，几乎把邵本良的伪混成旅全部消灭。邵本良带着几个亲信逃了出去，元气大伤，再也不敢轻举妄动。那时候，王仁斋还忙着扩编队伍，在柳河、金川、通化一带扶植了10多支地方游击队和农民自卫队，甚至办了个少年连——都是十几岁的孩子，有的父母被鬼子杀了，有的家里的房子被烧了。他给孩子们买纸笔，教他们学文化，也教他们练枪法。有个叫小柱子的孩子，才12岁，抱着比他还高的步枪练瞄准，总练不好，急得直哭。王仁斋蹲下来，手把手教他握枪、瞄准，还说：“小柱子，别急，练好了枪法，才能给爹妈报仇，才能保护更多人。”后来，小柱子成了少年连里最厉害的射手，还立过功。

1936年9月中旬，队伍里的弹药快用完了，连机枪都成了“哑巴”。王仁斋决定亲自去南岭杨大堡筹集——那里有个伪军的弹药库，他之前跟库管员有过联系，能买到些子弹。他只带了两名战士，又扮成货郎，挑着担子出发。没想到走到钓鱼台的时候，突然从树林里冲出十几名日伪便衣，手里的枪全对准了他们：“不许动！再动就开枪！”王仁斋反应极快，掏出藏在货郎担里的手枪就打，当场撂倒一个敌人。可敌人太多，他的胳膊中了一枪，鲜血一下子渗了出来，把袖子都染红了。“快，把文件烧了！”他忍着疼，对身边的战士喊——怀里藏着标注游击队据点的地图和党员名单，绝不能落到敌人手里。

两名战士赶紧掏出文件，划着火柴点燃。火苗映着王仁斋的脸，他一边开枪掩护，一边死死盯着燃烧的文件，直到看着它烧成灰烬、变成黑色的纸灰，才松了口气。可就在这时，几颗子弹击中了他的腿，他重重地倒在地上，手里还紧紧攥着枪。日伪军围了上来，喊着“抓活的”，可王仁斋还在挣扎着开枪，直到最后一颗子弹打完。一个日伪军上前想把他拖起来，他突然用尽全身力气，一口咬在对方的胳膊上，疼得那人哇哇叫，举起枪就朝他的胸口开了一枪。

当那两名战士趁乱突围、跑回队伍报信的时候，哭得说不出话：“师长……师长为了烧文件，没来得及撤……”杨靖宇听说王仁斋牺牲的消息，沉默了好久，最后拿起王仁斋用过的手枪，说：“仁斋是好样的，他为抗日流尽了最后一滴血！”第二天，杨靖宇带着队伍攻下了钓鱼台，把那里的日伪军全部消灭，给王仁斋报了仇。战士们在他牺牲的地方立了块木牌，上面写着“王仁斋师长之墓”，小柱子跪在木牌前，哭着说：“师长，我会跟着您的脚步，把鬼子赶出中国！”

后来，老百姓们把王仁斋的故事编成了歌，在通化、柳河的山林里传唱；文登老家的人听说他牺牲的消息，都自发地到他家里慰问，说“仁斋是咱高家村的骄傲”。直到今天，文登的纪念馆里还陈列着他当年用过的货郎担、手枪，东北的抗日烈士陵园里，他的名字刻在最显眼的地方。他没留下太多照片，可他的故事，就像长白山的松树一样，永远立在人们心里——那个从山东教员变成抗日师长的汉子，用智慧和勇气护了一方百姓，用生命践行了“抗日救国”的誓言，他的血，永远染红了这片他深爱的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