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打下寻乌，主席做了件许多人不理解的事，还留下一句名言

毛主席，早已和中国革命的历程绑在一起，他做决策向来有深层考量，可红军打下寻乌后，他干的一件事，当时不少人都想不通，偏偏就是这件事，生出了一句影响至今的名言。

1930年初，国民党调了14个团的兵力，对闽西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二次“会剿”。为了打破围剿，毛主席想出个“离开闽西，巩固闽西”的法子，和朱德带着红四军回师赣南，把敌军引开。5月2日，部队攻克了闽粤赣三省交界的寻乌县城。这座小城是商贸要道，南来北往的生意多，能集中反映周边的社会情况，毛主席一眼就看中这里，觉得是摸清实际情况的好地方。

可谁也没料到，打下县城后，毛主席没让部队接着推进分田，也没急于扩大根据地，反倒决定停下来搞社会调查。这个决定一出来，不少干部战士都犯嘀咕。当时局势有多紧张？国民党军队还在周边盯着，随时可能反扑，大家心里都绷着弦，觉得当务之急是练兵、发动群众，哪有闲工夫搞这些。有人私下念叨：“敌人还在旁边虎视眈眈，哪有功夫问这些买卖的事”，还有人直发愁：“这不是耽误革命时机嘛”，甚至觉得这调查就是“无用功”。

面对这些质疑，毛主席没动摇，只说“拼着精力把一个地方研究透彻，再看其他地方就容易多了”。寻乌县委书记古柏是本地人，对情况熟，主动过来帮忙。毛主席先让古柏领着去了南门街的杂货店，认识了店主郭友梅——这老爷子做了几十年生意，还当过两届商会会长，是个“寻乌通”。毛主席拉着他的手说：“我想和你交个朋友，往后要请你多说说寻乌的情况”，后来又请了县苏维埃委员范大明，还有农民、秀才、前清小官吏，一共11个人，开起了调查会。

调查会一开就是十多天，地点就在城南马蹄岗的一栋石楼里。毛主席自己当记录员，桌上摆着油灯，每天晚上都要把当天的谈话整理到深夜。一开始，参会的人还有点拘谨，怕说错话，毛主席就耐心引导，不管是土地怎么分，还是杂货铺的糖卖多少钱，都让大家放开了说。除了开会，他还天天往圩场跑，挨家店铺问行情，米价、肉价、柴火价都记在本子上，连水货店里酱油的原料、制作过程都刨根问底。走到田间地头，就和农民一起干活，边锄地边聊，问土地肥瘦、租子多少，还有地主是怎么剥削人的。

有一次，他专门找了三个不同村的贫苦农民开小会，才知道当地40%的农民一年忙到头吃不饱，每年还有5%的人家破产，被逼得没办法只能卖妻鬻子。听到这些，毛主席忍不住叹气，说绝不能让老百姓再受这份苦。这次调查前后搞了20多天，毛主席记了满满几本子笔记，后来在宁都小布整理成8万多字的《寻乌调查》，连城里22个行业、130多家商店的底细都摸得一清二楚，甚至哪家盐店本钱多少、哪家酒店生意好坏，都写得明明白白。

就在调查的同时，毛主席看着党内的情况也犯愁——当时不少干部捧着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六大决议，机械照搬，根本不管中国农村的实际。之前红四军打下信丰县城，就把农村没收土豪财产的办法用到城里，把十几家商店都没收了，结果商店关门、商人停业，老百姓生活不便，还招来了埋怨。毛主席意识到，不摸清实际情况，政策就会跑偏。于是他写下《调查工作》，也就是后来的《反对本本主义》，明确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批评那些“闭着眼睛瞎说”的干部，还强调“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

可这篇重要的手稿，后来因为战事频繁弄丢了。没想到福建上杭的农民赖茂基，把这份手稿用油纸包好，藏在墙壁的洞里，躲过了国民党民团的搜查。直到1957年，赖茂基把它捐了出来，1961年送到毛主席面前，毛主席高兴地说，“失散多年的孩子”终于找回来了。1964年，这篇文章公开发表时，正式改名为《反对本本主义》。

事实很快证明了调查的价值。依据寻乌调查的结果，红军调整了政策：土地分配不仅“抽多补少”，还加上“抽肥补瘦”，让贫农、中农都满意；对待城市商人，不再一概没收，而是保护中小工商业者的合法经营。这些政策一落地，分田工作顺了，商人愿意开店了，根据地的经济活了起来，也争取到了更多群众支持，为后来粉碎国民党“围剿”打下了基础。那些当初质疑的干部，亲眼看到变化，也慢慢明白毛主席的良苦用心，开始学着深入群众搞调查。

不管是在井冈山，还是到了赣南闽西，毛主席一直都认准一个理：革命不是靠本本和空想，得脚踏实地摸清情况、找准问题。寻乌调查只是他众多调查中的一个，可就是这份较真劲儿，让中国革命少走了很多弯路。

寻乌调查的实践和那句名言都在提醒我们，任何正确的决策，都离不开对实际情况的深入了解。现在咱们做事，还能有这份刨根问底的调查劲头，远离空想和盲从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