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83-1688：澎湖铁血 VS 光荣不流血，如何塑造后世三百年格局？

历史的诡异之处在于，同一时期发生的事情，却定义了不同的未来。1680年代，也就是十七世纪末，世界历史悄然迎来一个极具张力的“分水岭”。

1683年，台湾海峡炮火连天，清军水师的东方巨舰炮轰澎湖，用铁血手腕挫败分裂图谋，实现台湾重回祖国版图，奠定了康乾盛世的先河。

五年后，在地球的另一端，也就是1688年，西方岛国—英国爆发了一场不流血的光荣革命，从荷兰迎来一位“客座”的国王——威廉三世，专制的国王詹姆斯二世仓皇逃亡，英国制度由此发生转变，中世纪的封建专制结束，开创了现代宪政制度的和平奠基……

东西方文明，在这几乎同步的十年里，走上了一条深刻影响后世数百年的分岔路。回顾这一段历史，看到的不仅是战争的胜负与王朝的更迭，更是中西方文明底层逻辑的差异。

一 康熙平定台湾：统一构建农耕帝国的根基

1683年的清朝，正处在康熙亲政后的鼎盛初期。这时候的康熙29岁，雄才大略，已平定三藩之乱，消除了内陆的最大隐患。

当时，清政府看到盘踞在东南海疆的台湾抗清势力，乃是清朝统治的最大威胁，自然下决心解决台湾问题。

于是，在1683年6月14日，康熙授予施琅将军率领2万官兵、200多艘战船从福建的铜山出发，直扑台湾的门户澎湖。

这一场被载入史册的澎湖海战，堪称古代海战的经典之作。当时，施琅巧妙利用六月的台风风向和洋流，经过七日激战，最终击毙郑军1.2万人，俘获5000余人，击毁、缴获战船190余艘，彻底取得了澎湖海战的胜利。

在这一年九月，郑克塽率领部下向驻扎进台湾的清军投降，宣告明郑政权在台湾二十二余年统治的结束，清初最后一个大规模的割据政权覆灭，以及延续近四十年的南明残余势力彻底终结。

康熙平定台湾之后，看到台湾战略位置的重要性，不仅是中国东南沿海与东南亚通商的要冲，在未来的海上贸易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于是，1684年在台湾设府，下辖诸罗、台湾、凤山三县，隶属福建省，驻兵万人防守在台湾。

康熙帝的此举动，完成了地理上的大一统局面，强化了“天子一统天下”的政治理念。之后，清朝积极在台湾推行科举、普及儒学思想，引进大量福建、广东移民持续涌入台湾，屯垦荒地，将台湾岛屿与大陆的中华文明深入融合，其“移民融合 + 文化认同”策略，为民族共同体构建提供宝贵的历史经验。

因此，十七世纪八十年代康熙平定台湾的胜利，体现了中国传统政治的核心：以君主专制中央集权为核心，通过军事征服与行政整合实现国家的“大一统”，延续着秦始皇建立的中央集权封建专制制度。中国社会也进入了一个封建朝代更替的循环圈，遵循着“其兴也勃焉 其亡也忽焉”之规律。

二 光荣革命：和平妥协催生现代宪政雏形

在康熙平定台湾，建立稳固中央集权的大一统政权的五年后，英国正经历着一场影响深远的社会变革——光荣革命。

在光荣革命之前的英国，处在王权和议会的激烈博弈之中。自从1640年资产阶级革命爆发以来，英国经历了内战、共和、复辟的拉锯战中。当新兴的资产阶级和新贵族，不满意国王查理一世的专制统治，于是资产阶级代表——克伦威尔发动革命，把查理一世送上断头台。

之后，英国陷入克伦威尔军事独裁，以及斯图亚特王朝专制复辟等事件。复辟的斯图亚特王朝国王——詹姆斯二世不仅实行专制的独裁统治，更是打压新教的传播，推行天主教复辟，打压代表新兴资产阶级利益的议会，引起了英国社会各阶层的普遍不满，资产阶级为代表的议会更是策划推翻国王专制的行动。

詹姆斯二世

于是，1688年11月，议会邀请荷兰执政威廉三世（詹姆斯二世的女婿）率军登陆英国本岛。当时虽然英国王室虽然拥有4万军队，实力远远胜过威廉。

但由于国王詹姆斯二世的专制残暴的政策，令众叛亲离——军队不愿为他而作战，甚至连他的女儿安妮也站到了议会一边。

之后，威廉采取迂回战略，率军缓慢向伦敦推进，一路上都未发生大规模流血冲突。圣诞节前夕，众叛亲离的詹姆斯二世，只能带着新生儿逃亡法国，威廉就这样进入了伦敦，兵不血刃地接管政权。

第二年，威廉和妻子玛丽在英国议会支持下，加冕了英国君主。同时，威廉签署了英国议会限制王权的《权利法案》（Bill of Rights 1689）。同时，权利法案谴责了詹姆斯二世的专制行为，重申了英国人的基本权利：国王无权停止法律实施、征税权属于议会、议员享有言论自由、禁止酷刑和重税等。

此后，议会又颁布《宽容法》，虽仍排斥天主教，但保障了新教不同教派的信仰自由。由于此次社会变革不牺牲任何一个人，被英国历史学家津津乐道，并赞许为“光荣革命”。

光荣革命的重大意义在于，用和平不流血的方式，结束了中世纪的封建专制，打破了“君权神授”的传统认知，约束了王权，建构了13世纪《大宪章》“议会权力高于王权”的制度根基，建立了现代民主制的君主立宪制的雏形。

君主立宪制在英国的诞生，不仅保留了君主制的稳定形式，也通过法律的方式，将专制王权关进笼子，为新贵族与资产阶级掌握政权提供了保障，更令资本主义发展获得了稳定的制度环境，为之后第一次工业革命的诞生和英国在全球的扩张铺平了道路。

三 “岔路口”抉择：东西方文明的分水岭

在表面上来看，康熙的平定台湾和英国光荣革命，仿佛是两件彼此独立的事件，在本质上却是十七世纪末东西方文化分道扬镳的起点，也是两种文明在制度上的根本差异所致。

在政治制度上，康熙平定三藩、收复台湾等一系列举措，强化了封建君主专制，令中央集权达到了崭新的高度，将中国传统王朝的国力推向了顶峰，统治的疆域构成了现代中国版图的基础，这是陆权帝国的一次辉煌胜利。

但康熙这些政策本质上都是为了维护封建皇权，国家命运完全掌握在君主个人能力，缺乏稳定的制度约束。

英国光荣革命后确立的君主立宪制，通过议会与王权的制衡，将权力关进了笼子里，强调有限政府和公民权利。

因此，东西方在制度上的差异，决定了两个文明在未来两百年的发展轨迹。

光荣革命后英国君主立宪制的确立，使得英国在18世纪迅速发展出成熟的代议制政府、独立司法体系与市场经济，为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发生，以及成为世界头号强国——“日不落帝国”奠定基础，主导了世界近代史的发展。

清朝则在18世纪达到鼎盛，却高度集中的体制缺乏制度性权力制衡，在面对近代化挑战时逐渐显现出僵化与迟滞，最终造成1840年鸦片战争落后于世界步伐。

以下表格是两则不同：

四 东西方为何走上不同的道路

为了在17世纪八十年代相似的历史时期，东西方走上了不同道路，这不是偶然，却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结果。

1 社会结构差异

英国自从中世纪开始，就存在强大的贵族、教会与城市自治传统，议会（尤其是下议院）拥有实际征税权与立法参与权。

但中国至从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秦朝依赖，就处在封建中央集权制中。之后，秦汉以来的历朝历代，都是不断推动郡县制与官僚体系的发达和完善，地方精英依附于中央，缺乏独立政治空间。

2 经济基础不同

十七世纪的英国出现资本主义萌芽，商人阶层崛起，伦敦金融市场初具规模。圈地运动的完成，使资产积极完成了资本原始积累，海外贸易规模持续扩张，这一切必然推动政治上变革。

明清时候虽然在繁华的江浙一带，已有了资本主义萌芽和繁荣的市镇经济，但封建皇权下的重农抑商政策对商业经济的打压，社会都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商业资本难以转化为改变封建专制的政治力量。

3思想资源分化

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之前，欧洲经历了宗教改革、科学革命与启蒙思潮，资产阶级的自然法、天赋人权、社会契约等观念深入人心。

但十七世纪末期的中国，社会仍以儒家保守的程朱理学为主导，强调纲常伦理与严格的封建等级秩序，变革多限于治术并非政体。

结语

我们不能简单地说英国的“光荣革命”，必然优于康熙的“平定台湾”。实际上，两者都是各自文明，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理性选择。

英国通过光荣革命实现社会的和平转型，为现代民主政治创造了典范，被欧美国家广泛借鉴，推动了全球政治文明进步。同时，也催生了阶级矛盾，其殖民对外扩张也带来全球殖民掠夺灾难。

清初康熙的统一行动，巩固中央集权的多民族国家版图，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为清初带来了长期和平环境和康乾盛世的繁荣，却也为后来的闭关锁国，以及工业革命中落后埋下伏笔。

可以总结，康熙的“守土统一”与英国的“制度创新”给予了我们启示：国家强盛需要筑牢的主权根基，更要保持制度创新的活力——这正是中华文明“守正创新”的精神内核，以及当代中华民族复兴的价值导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