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陕北落下“不光彩”的一笔，中央首长：争取一切机会自我批评

1949年5月，四野主力部队陆续南下中南，一批从东北抽调到中南工作的干部也随之而去。这里面有一位过去份量很高，到抗战和解放战争显得“默默无闻”的干部，他是聂洪钧。

提起他的名字，在陕西革命史上可能落下“不光彩”的一笔。

聂洪钧并非陕北出身的干部，而是湖北人。1922年考入湖北省立甲种工业学校学习，受到革命思想的影响，在1925年入团，因工作需要澎湃入党介绍人，成为党员。此后，回湖北展开农民运动，被抓起来是董必武等人想办法将其保释。

随着北伐军进入武昌，农民运动也进一步高涨，他担任县农协会长，还发动自卫军参加叶挺部队作战。大革命失败后，他辗转去过苏联一段时间后回国，被分配到江苏农委秘书长，协助澎湃工作，后来被派往闽浙赣省委担任组织部长，后改为红10军政委。

部队开始展开敌后斗争，取得不少胜利，发展队伍，1933年上级将10军改为11军，划归中央红军建制，他调任闽浙赣组织新10军，担任政委，后改闽浙赣军区政治部主任、政委。

他的入党资历和职务都是高起点。

可以说，他此时的工作与陕北没有任何交集，是什么让转入陕北工作呢？

红7军团抵达闽浙赣后与红10军组建红10军团，方志敏担任军政委员会主席，他调任师政委，又改为皖南特委书记，做地方工作，由上海中央局直接领导。没多久，中央局调他去上海工作，准备把他派往东北加强革命，可后来得知西北需要干部，就派他过去与北方局朱理治去西北主持工作。

当时，无论是上海临时中央局，还是北方代表都接到个别人的汇报，认为红26军以及陕甘边特委有右倾，要他们依靠某位干部处理右倾工作。朱理治、聂洪钧先后抵达西北，主持军政工作。他们作为空降干部并不全面了解西北革命问题，只是听取个别人的意见、汇报，以及上级的指示，就有了一个对西北干部固有认识和印象，这也导致后来反右是源头。

随着红25军抵达陕北，也带来老苏区的右倾斗争经验，在缺证据，靠严刑逼供下的口供对西北军地主要干部进行逮捕，造成不可挽回的错误。幸亏中央及时抵达，并制止错误的行动，才挽救不少干部。

作为反右的几位决策人，虽然都在1942年西北局高干会议上被定性，可1935年只对戴季英和聂洪钧进行最后警告和严重警告处分。

聂洪钧抵达陕北后，担任西北军事委员会主席，让他负责前线反右工作，执行逮捕刘、高命令，他说是后方传达指示，这里后方是省委。这也给前线部队带来一些损失，有些人为此付出生命。

后来，他的职务调整很频繁，抗战时期离开西北去了湖南工作，后回延安学习等。抗战胜利后，又被派往东北工作，无独有偶，朱理治、郭洪涛、聂洪钧等都去了东北，担负不同职务。

朱理治曾经在1942年西北高干会上做过深刻检讨和发言，与会期间，很多人对他在陕北的工作提出很多质疑、问题，有些是不满的。1945年，七大后再次召开西北问题座谈会，朱理治非常积极主动进行检讨、反思，发言相比上一次而已，大家安静许多，因为这个诚恳的态度。

说到态度，聂洪钧显得“沉默一些”。在东北高干会上，虽然想过看戏反省自己提点意见，没有得到大会的发言机会，小组会上讲了一点意见，但也没有联系反省自己。他很看重上级对自己的评价，先后找陈云、李富春对自己进行批评，也就是说提出缺点。

李富春对他说过，让他与多方面接触，多方面提意见并进行自我批评。也希望他去高那里，多谈谈。

人家没有直白说，过去你在西北问题是对高进行过一些做法，现在本着团结的态度，应该都沟通检讨，应该低姿态让人看到变化，并不是若无其事一样。可他当时没有理解意思。

没想到，部队南下时，他的工作被调整，东北局对他此前的任职提出反对意见，当时东北局负责人是谁，大家也都清楚。他也才幡然醒悟，把问题有联系到1935年反右工作上。他找安子文希望组织上应当了解自己反右后的改变。

1949年中央首长找聂洪钧谈话，问题在东北高干会上有没有发言，回答说没有。首长说：你应该争取一切机会进行自我批评，如果没有态度，即便有改变谁会知道？怎么能让人对你不保持就印象呢。首长提到自己，也提到彭真，工作上有失望的地方就应该抓住各方面机会检讨，让别人知道自己时刻在反省，而不是“遗忘”。

解放后，他的工作一支是省部级副职，先后在湖北省担任副主席，又调任中财委副主任，后改为政协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