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是“悼明”之作？曹学会：把曹雪芹看低了

最近，“《红楼梦》是悼明之作”的说法再次流传开来，有人从字里行间寻找影射，以曹家家世为据，将《红楼梦》解读为一部隐晦的“反清怀明”的政治寓言。

事实上，每隔一段时间，关于《红楼梦》的某种“惊世解读”便会涌现，在算法推荐、情感动员、圈层传播的新媒体生态中，那些简单明了、情绪强烈的观点更容易获得传播。碎片化的信息传播往往放大极端观点，简化复杂问题，将学术讨论转变为立场站队。

围绕着近来的这些争议，澎湃新闻专访了北京曹雪芹学会执行副会长位灵芝。

位灵芝谈道，将《红楼梦》认定为“悼明之作”不新鲜。早在一个世纪前，蔡元培便在《石头记索隐》中提出类似看法，将金陵十二钗与明末清初的历史人物一一对应，构建了一套完整的“悼明”话语体系。这种解读在近一百年后卷土重来，并借助着新的媒介形式大肆传播，我们需要思考的除了观点的正误，也需要思考为什么它会出现以及这个时代理解经典的方式本身。

曹雪芹的思想境界：超越“一家一姓之兴亡”

位灵芝表示：“将《红楼梦》简单归结为‘悼明’，实际上是把曹雪芹看低了。”

要真正理解《红楼梦》，要先理解曹雪芹独特的思想高度。这位生活在乾隆盛世的文学巨匠，经历了家族由“鲜花着锦”到“茅椽蓬牖”的剧烈转折，写作《红楼梦》时，未将笔墨仅局限于个人际遇的悲叹，“他的视野，已超脱于王朝的更迭轮回，抵达人类存在的本质困境与永恒命题。”位灵芝谈到。

位灵芝分析：“曹雪芹的思想底色以禅宗为武器，具有直面本质的能力，其视野远远超越具体朝代更替。他评点历代王朝兴衰、臧否人物得失，包括他强调‘无朝代邦国可考’，就是说你要超越这些东西，去看人间的真相。”

这一观察切中了《红楼梦》的关键设定——作者有意将故事置于“无朝代年纪可考”的时空背景中，大荒山、无稽崖等等，暗含着曹雪芹要写的不是某个特定时代的兴衰史，而是贯穿古今的“世事情理”——那些在权力更迭背后不变的人性逻辑，在历史浮沉中永恒的情感结构。脂砚斋的评论也与此暗合，他评价：“作者之意，原只写末世。”这里的“末世”非指明或清的末日，而是所有繁华终将散场、所有盛宴必至尾声的永恒悲剧，是“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的某种终极悲剧。这些都体现出曹雪芹的关怀远远超出了明清易代的特定历史时刻。

位灵芝特别强调了曹雪芹的思想资源：“曹雪芹以禅宗为思想武器，这赋予他一种穿透表象、直指本质的能力。”禅宗讲究“不立文字，教外别传”，强调超越言筌，直悟本心。这种思维方法体现在《红楼梦》中，就是对一切固定标签的解构与超越：宝玉鄙视“禄蠹”，并非反对某个王朝的官僚制度，而是对功利主义人生价值观的根本性质疑；他说“女儿是水做的骨肉”，也不是在讨论性别政治，而是在赞美一种未被世俗污染的生命本真状态……

曹雪芹塑像

曹家家世与清初特殊的政治逻辑

支持“悼明说”者最常倚重的论据，来自曹雪芹独特的家族背景。他们认为，曹家作为内务府汉军旗人，身份上的矛盾与尴尬必然导致其对明朝的隐秘认同。这种解读虽有其情感上的吸引力，并在民族主义情绪高涨时容易引发共鸣，却忽略了清初政治生态与满汉关系的极端复杂性。

曹雪芹的祖父曹寅，确实是理解曹家历史地位的关键人物。他历任江宁织造、两淮盐政，不仅是康熙帝的宠臣、耳目，更是江南文坛的重要赞助者与组织者。曹寅主持编纂《全唐诗》，广泛结交顾景星、朱彝尊等遗民文人，资助他们出版著作，这些行为常被简单解读为对汉文化的坚守和对前朝的怀念。

位灵芝建议从具体历史语境出发进行辨析：“曹寅的确曾广泛结交江南文人，资助遗民整理文集，康熙还曾命曹寅为朱元璋陵立碑，赞其‘治隆唐宋’，实则是为清朝统治确立‘法统’正当性——表明清承明祚，而非否定自身政权。”这一行为在当时具有明确的政治象征意义：通过尊崇明朝开国皇帝，清廷试图构建自己作为中华文明正统继承者的合法性。

位灵芝明确指出这种行为的本质：“这个行为其实不是对清朝的否定，对明朝的尊崇，恰恰是为了清朝自己的统治……大家可能理解反了。”她提醒我们注意清初特殊的政治逻辑：作为一个以少数民族身份入主中原的政权，清朝面临的合法性挑战远超前代。顺治、康熙、雍正诸帝采取的策略，是通过系统性的“文治”建设，将自己塑造为儒家道统与中华文明的正统继承者。

对于曹家微妙的社会身份，位灵芝也辨析道：“曹家身为内务府包衣，世代依附清廷，从利益到情感均与清政权紧密相连。”包衣制度是清代特有的身份体系，这些“皇室家奴”虽然社会地位特殊，但与主家形成了深入骨髓的依附关系。曹家从龙入关，世代担任织造等要职，他们的荣辱兴衰完全系于清廷。曹寅的父亲曹玺之妻孙氏曾是康熙乳母，曹寅本人少年时期担任康熙侍卫，这种亲密关系决定了曹家不可能持有系统性的反清立场。

位灵芝从文本细节提供了佐证：“曹雪芹在书中描写‘耶律雄奴’等情节，实则是清代旗人文化自信的自然流露，而非讽刺。”第五十三回“宁国府除夕祭宗祠”的详尽描写，第六十三回芳官改名“耶律雄奴”的戏谑段落，这些文本证据都显示出作者对旗人文化的熟悉与自然呈现，而非外在的批判视角。

北京曹雪芹学会传播负责人杨硕也补充道，《红楼梦》早期的重要传播就是在满清皇室中，曹雪芹最亲近的朋友敦诚、敦敏是皇室子弟，阿济格的五世孙。如果曹雪芹反满，他们怎么会和曹雪芹来往？爱新觉罗·永忠是允禵之孙，他非常喜欢红楼梦，并题诗《因墨香得观红楼梦小说，吊雪芹》“传神文笔足千秋，不是情人不泪流。可恨同时不相识，几回掩卷哭曹侯！

乾隆也看过《红楼梦》，看完了说“盖明珠家事也”。以清朝文字狱之严格，如果曹雪芹悼明或反满，这些人怎么会看不出来？

“红迷会”公号整理的各种认为《红楼梦》是“反清悼明”的网络发言

持续进行中的历史探秘传统

“悼明说”在红学史上有着极为蛮长的脉络，它的起伏演变折射了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一个多世纪来的精神历程与时代焦虑。理解这条线索，有助于我们看清当下争论的历史维度。

20世纪初，蔡元培出版《石头记索隐》，系统提出《红楼梦》是“清康熙朝政治小说”的观点，认为“作者持民族主义甚挚”。蔡元培治学严谨，搜集了大量史料，试图在小说人物与历史人物之间建立严密的对应关系：以贾宝玉影射康熙废太子胤礽，以十二钗影射清初名士。在民族危机深重、反清情绪高涨的年代，这种解读暗合了时代心理，具有特定的历史合理性。

位灵芝对此提出：“索隐与考证在红学史上常如‘一体两面’。”1921年，胡适发表《红楼梦考证》，以“自传说”挑战索隐派，讥其方法为“猜笨谜”。胡适通过发掘敦诚、敦敏等人的诗文，确立了曹雪芹的作者身份，将红学研究引向实证道路。

考证派与索隐派在后续发展中也并未截然分开，时常相互渗透。位灵芝观察到：“即便胡适的‘自传说’，也未完全摆脱索隐思维。”胡适将贾府与曹家、宝玉与曹雪芹一一对应的做法，在方法论上与索隐派有着相似的内在逻辑。红学大家周汝昌的《红楼梦新证》中集考证派之大成，梳理曹家家世时也难免在某些问题上陷入索隐式猜想。

由此，中国传统的“文史互证”研究方法，本身就包含了对文本多义性的承认，但也容易滑向过度的历史想象。

进入21世纪，刘心武的“秦学”（以《红楼梦》人物秦可卿为切入点探究小说创作背景的研究分支）在《百家讲坛》的推动下，再次掀起索隐的热潮。他通过对秦可卿身份的考证式猜想，将《红楼梦》与康熙朝废太子胤礽、弘皙逆案等宫廷斗争相联系，虽然学术争议巨大，但收到大众市场的热烈反响。

“上一次关于曹雪芹的较大规模的讨论就在刘心武‘秦学’流行时期，但那时传播环境还与今天不同。”她指出了媒介变化带来的深刻影响。

今天“悼明说”在自媒体平台的再次流行，呈现了全新的传播特征。位灵芝分析道：“今天‘悼明说’再起，主要是新媒体传播环境下，话题容易被放大为全民讨论。”在算法推荐、情感动员、圈层传播的新媒体生态中，那些简单明了、情绪强烈、具有民族主义色彩的观点更容易获得传播优势。碎片化的信息传播往往放大极端观点，简化复杂问题，将学术讨论转变为立场站队。

《红楼梦》不是当代互联网“历史新解”的个案，仅仅一个月内，先后还出现了康熙生父是洪承畴、朱元璋教科书画像等风波，更深层地看，这反映了大众对历史隐秘的持久兴趣，但是也暴露了经典普及中的某种困境。当普通读者面对《红楼梦》这样一部思想深邃、结构复杂、文化背景遥远的作品时，索隐式的“解密”提供了一条看似轻松并且引人入胜的进入路径。然而，这条路径往往以牺牲作品的丰富性为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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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红楼梦》的三重门径：从阅读到生命实践

面对众说纷纭的“解读”与网络上喧嚣的观点之争，普通读者该如何找到进入《红楼梦》世界的合适路径？位灵芝提出了三重门径。

对于初次接触《红楼梦》的读者，位灵芝建议：“如果你没有历史知识，那就读文本、享受文本，享受它作为一个文学作品能够给你带来的愉悦和营养。”她强调直接阅读的重要性：“不必急于‘解读’，而应沉浸于文本的语言、情节与人物之中。”

当读者对故事有了基本熟悉，自然会产生更深的好奇：这样的故事为何发生在那个时代？这些人为何如此行事？这时，适当的历史背景知识将会丰富阅读体验，“如果你有比较丰富的历史知识，想读得更深一点，最好对清史、对曹雪芹所处的时代有基本了解。”

了解曹雪芹的家世，知道他出身江宁织造家族，少年时经历过“锦衣纨绔之时，饫甘餍肥之日”，中年后陷入“举家食粥酒常赊”的困顿，我们便能更深刻地理解书中对繁华易逝的复杂情感。了解清初的社会结构，知道旗人社会的特权与束缚、包衣身份的微妙处境，我们便能更准确地把握贾府作为贵族家庭的日常状态与行为逻辑。

当你已经有了足够的储备，那么《红楼梦》可以被视为进入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入口：“《红楼梦》有点像中国人的文化导航图——你要想真的进入到中国文化的精粹层面，《红楼梦》可以给你提供一个很好的向导。”

位灵芝还特别强调了《红楼梦》的生活美学价值：“对于传统的审美和我们的生活美学，红楼梦提供了很好的记载和表率，它是中国风雅生活的集成。”无论是“栊翠庵茶品梅花雪”的茶道精微，“大观园试才题对额”的园林意境，还是“史太君两宴大观园”的宴饮艺术，《红楼梦》描绘了一幅中国传统雅致生活的全景图。在物质丰富但精神焦虑的当代，这种对生活艺术的细致关注与诗意提升，反而显示出特殊的现代意义。

比起沉湎于自证或证伪，我们或许可以将目光从“悼明与否”这样具体争议上移开，望向《红楼梦》所展现的更为广阔的人类精神图景，我们会发现曹雪芹的哀愁与思索属于所有时代。在这个意义上，将《红楼梦》降格为任何单一的政治寓言或历史隐喻，其实都是一种误读。

位灵芝在采访最后也提出：“《红楼梦》是一个开放的文本，人人都可以谈，但不应将某种观点视为唯一真理。”她提醒读者保持清醒的阅读态度：“不要把它看成是一个唯一的观点或者最正确的观点，你需要自己去看文本，看相关的东西，形成自己的判断。”《红楼梦》的真正答案不在热搜里，而恰在文本中。曹雪芹的“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需要被郑重地阅读与思索。

一份早期《红楼梦》校注者们的校对手稿，极为认真的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