横 跨 欧 亚 天 际——回忆同共产国际苏联电台联络
廖 辉
1935年9月16日,红25军驰骋陇东南、飞越六盘山,最早到 达陕北,在永坪镇同陕甘红军胜利会师。
9月18日,在中共陕甘晋 省委主持下,两支红军部队合编为第十五军团,徐海东为军团 长,程子华为政委,刘志丹为副军团长兼参谋长。为了粉碎敌人 对陕北的第三次“围剿”,迎接红一方面军的到来,10月1日, 取得了著名的劳山战役的胜利,这是红十五军团成立后打的第一 个大胜仗,歼灭敌一—O 师两个团和师部,师长何中立也丧命, 缴获一部完整的电台,还有报务员和机务员,电台就送到保卫局 保管。我当时也在保卫局的电信班,有五六个人。
1935年10月26日,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红十五军团和 红一方面军会师后,两个保卫局合编为一个保卫局,人员也就多 了。
在这时为了培养红军的报务技术人员,军委三局局长王诤派 人来挑选无线电报务学员,条件是20岁以下的优秀青年。我当时 才18岁,正好被挑选上,不仅心情很高兴,同时对无线电通信有 一种好奇心,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小小的机器,能同几千公里外的 人联络上。
王诤局长找我谈话,要我先跟那个被俘的尹机务员学 习机务,并明确交代两项任务,一要注意保护好机器,二要把技术 尽快学到手。于是我们便把在劳山战役中缴获的那部电台整修后用上了。
当时我们这部电台一共3个人,队长是赵玉珍,他曾经在 苏联学习过无线电报务技术。据赵玉珍说,在他回国之前,苏联 曾派人送过一部电台来,是用骆驼运送的,可在路上被国民党部 队检查扣留了。
大约是1935年底至1936年初之间,我们这部电台在瓦窑堡靠 西北的山顶上开设起来,主要任务是同共产国际的苏联电台联 络,对外称十一分队。
我们白天就把天线架设好,夜晚把机器抬 到山顶上,在深夜十一二点钟就开始收听共产国际的苏联电台,开 设后的第一天晚上,我们仔细认真地进行收听,一会儿就收听到 对方电台的呼叫,我们不由得喜上眉梢,可一直忙到深夜两点多 钟,到对方不呼叫我们时,我们还没有回答通。
第二天仍然没回 答通,我们的心情十分地焦虑。
第三天,大家想方设法地把天线 进行了改动,对准西北的苏联方向,并增加了天线的高度,反复 将电台的波长调准,直到深夜一二点钟,终于使座落在亚洲大地上 的陕北红色电波,划破笼罩的深沉夜幕,沟通欧洲的共产国际苏 联电台,大家真是欣喜若狂,沉浸在一片欢乐的气氛之中。
接着,邓颖超还问我们电台工作中有 什么具体困难和要求。赵玉珍就详细汇报了如何进一步搞好无线 电联络的一些想法和打算,提出想把电台再架设到一个比较高的地形上去,可以提高联络效率。
邓颖超非常赞同和支持这个想 法,要我们仔细测看周围的地形,选准地点后,如需要那个窑 洞,就对她说一声,她再想办法让出那个窑洞来,把电台搬进 去。
邓颖超与我们谈完话后,已快到中午,她硬是盛情地挽留我 们吃午饭,在合作社(即当时的食堂)买了一碗羊肉,一碗猪肉烧 萝卜,还买了10几个馒头招待我们,这在艰苦的战争年代已是相 当丰盛的午餐了。
这次谈话虽然时间不长,但使我感到邓颖超深 入实际、联系群众,认真细致的工作作风和如此热情关心通信事 业,犹如一股暖流涌遍我的全身,使我对进一步搞好无线电通信 工作更加充满了信心和力量。
党中央机关由瓦窑堡转移到保安城后,我们的电台就架设在 保安城郊西北靠山边的一孔石窑洞里,继续同共产国际的苏联电 台保持联络。
1937年1月,党中央机关由保安县进驻延安后,我 们的电台就架设在宝塔山下的窑洞里,收发报机架在炕上工作, 用汽油引擎带动马达发电。
有一次,使用中马达整流子坏了,由 于没有备用零件无法修好,只好改用充电机,(那时叫霍姆莱 特),用6至8个电瓶串连为一组,同时开充电机发报, 一直坚 持同共产国际的苏联电台联络。
“七 ·七”事变后,全国军民奋起投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 正义战争。1938年1月,王诤局长找我谈话,指示我到南昌组建 新四军军部的电台,深入敌后,打击日寇汪伪。不久,我们第一 批去的报务人员有我、温风山、陈贤臣、张克南、吴茂达等同 志,便整装踏上了南下的征程。
电波回荡在兴安岭
于 保 合
1931年“九 ·一八”事变后,日军的铁蹄践踏了我可爱的家乡。 在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下,沈阳、长春、吉林三个城 市只在三天内就相继沦陷。
我正在就读的吉林大学停办了,只好 又回到吉林一中高中班学习。那时,学校里已经有了共产党的秘 密组织,师生们抗日热情十分高涨。
在此期间,我结识了中共吉 林市委负责人、吉林女师教员李世超。他高高的个子,戴一付近 视眼镜,说话和蔼可亲。他经常和我们一些进步学生议论抗日的 前途,祖国的命运,介绍东北抗日义勇军和中国工农红军的情 况,宣传革命的道理。在他的影响下,我加入了共青团。
1933年12月,组织上派我和一个叫苏钦臣的工人到苏联学习 无线电技术。
次年1月,我们经绥芬河乘火车到达莫斯科,由苏 联女少将弗列满娜接转关系,派人把我们送到莫斯科北郊约70公 里斯密斯火车站附近的桦树林中。这里有一幢二层小楼,后来又 新建了一座二层楼,楼下是教室,楼上是宿舍。这就是我们学习 无线电的学校。
学校教官叫则普鲁,德国人,曾在上海做过三年 秘密电台工作,他用英语给我们讲课。女翻译叫玛丽,上海人, 也是来学习无线电的。
我们的课程表是:上午讲电学、无线电收 发报机原理、练习电码和国际电语;下午自制收发报机或收发电 报练习;星期天上政治课,讲中国革命和中国工农红军活动情 况,讲马列的书。
当年9月,因我的学习成绩优秀,提前毕业分 配,派我去上海搞秘密电台工作,并交代我到上海后跟一个叫贝内的英国人接头联系。
我离开了莫斯科,乘上东去的列车,奔向祖国的怀抱。
到达 边境后,按着苏方的安排,一天夜里,我怀揣着通信用的军鸽, 顺海拉尔河左岸奔磋岗方向渡境。这时正涨大水,草甸子、水泡 子连成一片汪洋。我瞠着没膝深的水,深一脚浅一脚地走了一 夜,找不到河岸,分不清东西南北,迷了路。
天蒙蒙亮了,我走 出水甸子,在一块草坪上稍事休息一下疲惫的身体,掏出铅笔写 了一个纸条:“周围都是水,我要返回,重新选择路线过界。” 然后别在信鸽的腿部放飞了。
下午我回到苏联边防军处,他们已 见到军鸽捎回的信了。第二天,苏方用汽车把我送到国界边。天 渐渐黑了,我走出3里多路,猛然发现一条亮晶晶的电线横在 眼前。这是日本人设在国界线上的封锁铜线,一碰上它就会响起 来发出信号。我小心跨了过去。
朦胧的月光下,我发现前面有一 片阴影在移动,原来是敌人的骑兵巡逻队。等阴影消逝在夜幕里 以后,我继续往前走。东方现出了鱼肚白色,这时我已经踏上了 祖国的土地。
1934年10月我到达上海,按着规定的时间、地点四次前往接 头,均没有接上关系,后来知道联系人断了,于是我决定北返满 洲省委去。
回到哈尔滨后,李世超来找我,他让我留下来,准备 建立秘密电台,与党中央建立联系。后来由于形势发生变化,与 我接头的杨大嫂、李世超先后通知我,省委决定派我到珠河中心 县委游击区去工作,并说游击队发展很快,有可能从敌人那里缴 获电台和器材。
珠河游击队很快发展成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赵尚志任 司令。后来部队转移到依兰县境。当时各部队间迫切需要加强作 战的协同,领导机关迫切需要与中央取得联系。
1936年春末的一 天,赵尚志司令指示我筹备成立三军电信学校,并派四五名少年 连队员到伊春山里运来了缴获的无线电台及电池、附属零件。我 离开了三军司令部,奔赴座落在松花江北岸的帽儿山。
为了避免敌人的骚扰,1936年7月,在小兴安岭巴浪河沟张木营子以东50 里的东山坡上,正式成立了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司令部电信学 校。我当年22岁,化名万内,任校长兼教官。学员有三军司令部 少年连的、有独立师的,都是十七八岁的热血青年。
电信学校的第一课是修建校舍。东山坡是一片原始森林,师 生们自己动手,就地取材,伐木料,锯木板,盖起一栋木刻楞房 子,钉了简单的桌凳,还用石头垒起了火炕。房前辟出了一块平 地,作为操练、游戏的地方。
8月中旬开始上课,那天天气格外 晴朗,阳光透过树林的枝叶洒在门前的空地上。学员们兴奋地围 坐在机器旁,当我打开电源开关,按动电键,森林里立刻传出了 嘀嘀哒哒的发报声。
课程设置三分之一讲电学及电工原 理,三分之二练习收发报和国际电语。每天还有一小时的政治课。 我除负责党支部工作以及讲授业务课外,还经常和学员们一起去 沟外背米背菜。生活、学习虽然艰苦、紧张,但大家都能够吃苦 耐劳,磨练意志,学习热情十分高涨。
3个月后,我接到赵司令指示,要电信学校与伊春抗联总部政 军学校合并。12月,我们背上器材和行军给养,在三军六师张光 迪师长陪同下,走了八九天,到达伊春政军学校。放眼望去,周 围都是古老高大的苍松翠柏,在茫茫雪原上抹出一片生机。积雪 下面是松软的厚厚的松针被,脚踩上去发出咯吱咯吱地声响,风 吹动树上的白雪,纷纷扬扬十分好看。
电信班学员每天有半天仍上报务课和技术课,另外半天与政军学校学员一道上政治课和军事课。 政治课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主课,学习莫斯科印的中国书 籍和《共产国际》刊物,还有巴黎《救国时报》,以及中国工农 红军及东北游击活动的情况材料,开展诉苦教育,激发了大家不 怕困苦、不怕牺牲的大无畏精神,坚定了同志们革命到底的必胜 信念。
1936年冬,中共满洲省委来信说,斗争形势发展很快,抗联 三军由4个团扩大为7个师,六军也由4个团扩大为4个师,部队迫 切需要加强通信联络,要我们加快速度,抓紧学好技术。
到1937 年初,电信班学员除掌握了基本的电学知识外,都达到了每分钟发 报十一二组,收报十五六组的要求。
在短短一年的时间里,政 军学校培养了一批优秀的指挥员和通信技术人才。送走了酷寒的 严冬,迎来了兴安岭的早春。根据省委指示,学员们走向新的战 斗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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