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K! 报道 | 专访第17届傅雷翻译出版奖获奖译者：关注普通人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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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届傅雷翻译出版奖获奖者近日在北京揭晓。

当天，译者黄荭凭借译作《每个人》（让-保罗·杜波瓦 著，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摘得文学类奖项，王甦凭借译作《疲于做自己：抑郁症与社会》（阿兰·埃伦贝格 著，南京大学出版社）获得社科类奖项，而新人奖则由赵天舒获得，获奖译作是《人与神圣》（罗杰·卡约瓦 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为纪念伟大的翻译家傅雷先生，傅雷翻译出版奖自2009年创立以来，坚持每年评选最佳法译中图书作品，以表彰法语译者对中国文坛和知识界的影响。颁奖当天，法国驻华大使白玉堂在致辞中重申，即使在人工智能和新型翻译技术迅猛发展的当下，译者的工作依然不可或缺。“因为只有人工翻译才能重现语言的丰富、细腻和精准。”他向在场的译者们表示：“你们不仅仅是把词语从一种语言转换到另一种语言，你们传递的是情感，是思想，是故事。”

颁奖结束之后，OK!与今年的获奖者和入围译者聊了聊，偶然发现了一个微小的共感——这些译者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更关注普通人的叙事。

《每个人》

让普通人的生存困境被看见

三十年深耕法语文学翻译，她将杜拉斯、波伏瓦等名家的作品带到中国读者面前，如今，又凭借《每个人》斩获傅雷奖文学类奖项，法文译者黄荭用精准而温暖的文字，还原了一个普通人在命运漩涡中崩塌与重建的全过程，让跨越国界的人生困境与希望产生深刻共鸣。

《每个人》是2019年法国龚古尔奖获奖作品。在法国，这部作品早已风靡，获奖之前便已售出10万多册，截止去年，法语版销量已达70万册，版权销往30个国家和地区。故而当世纪文景的编辑张晨邀请南京大学法语系教授黄荭翻译这部法国作品时，她毫不犹豫就答应下来。

“法国当代文学经历了新小说、荒诞派戏剧、自我虚构等浪潮，很多小说家的作品基本上已经脱离了情节甚至人物，先锋性更强。而让-保罗·杜波瓦更多地回归了小说的传统，他的小说故事性强，有清晰的人物塑造、跌宕起伏的情节和悬念，作品更大众，可以打动更多读者”，黄荭在采访中说，“杜波瓦获得龚古尔奖本身也说明，‘讲好故事’这件事很重要。”

从左到右：特邀嘉宾李修文，法方特邀嘉宾蕾拉·斯利玛尼，文学类获奖者黄荭，傅雷奖常任评委吴佳霖。

与以往翻译过的作品不同，《每个人》的整体风格很特别，这也是打动黄荭的一个原因。这部小说的叙事克制而不乏诗意，忧郁而又明亮，它将黑色幽默和残酷现实完美结合，“让-保罗·杜波瓦的作品有他一贯的调性，他的文风总是忧伤的，又不全然是绝望，会让你看到生活的光亮。”《每个人》既揭示了现代社会的复杂、无情和荒诞，又始终用爱和希望赋予人生一抹亮色。这让黄荭的翻译过程也充满挑战，“我尽量做到‘还幽默以幽默，还诗意以诗意’。”除此之外，由于杜波瓦塑造的人物语言极具个性，黄荭还尽量“找到适合每个角色的语气”，让这个横跨半个多世纪的故事，更好地被中国读者理解。“从教堂到监狱，主人公保罗在命运的起伏中始终没有放弃对美好的追寻。”她想把这种信念分享给更多人。

《每个人》的法语书名直译是“并非每个人都以同样的方式栖居于世”，这其实是主人公保罗做牧师的父亲说的一句话，黄荭说：“如果要译得更像一句谚语，也可以译为：‘人生在世，各有各的活法’，即‘不要用自己的活法去评判别人的生活方式’，在现代社会里，每个人都有隐痛，都有不为人知的苦衷，同样也都有坚强和柔软的一面。我想，每个人都能在这本书中找到自己的影子，产生共情。”

作为深耕法语文学翻译三十年的译者，黄荭深感杜拉斯、波伏瓦等文学名家的作品对自己的影响，“成为自己是一场伟大的历险。”此次获得第17届傅雷翻译出版奖的肯定，对她而言是一次温暖的鼓舞，“是对我三十年热爱与坚持的见证”。目前，她刚结束苏菲·玛索的《暗河》的翻译，正在校稿法国女性出版社联合创始人安托瓦内特·福克的《孕育》（《两性：女性学论集》的续篇），接下来要翻译的还有加缪的《第一个人》、纪德的《窄门》。黄荭希望通过文字传递书籍背后的情感力量，让不同文化背景的读者都能在故事中找到共鸣，让每个普通人都能感受到“生活的光亮”。

SPECIAL REPORT

OK!独家对话

黄荭

法语译者

译者简介

热爱法国文学已逾三十载，黄荭是南京大学法语系教授，她译有五十多部文学和社科作品，诸如玛格丽特·杜拉斯、西蒙娜·德·波伏瓦、科莱特、安妮·埃尔诺等人的作品。她也著有多部学术专著，例如《一种文学生活》、《玛格丽特·杜拉斯:写作的暗房》以及《我们仍在谈论杜拉斯》等。

OK！：是什么吸引了您翻译《每个人》？翻译之前，您对作者让-保罗·杜波瓦有怎样的了解？

黄荭：《每个人》译自法国2019年龚古尔奖获奖作品，法语原版书的书名很长，直译是《并非每个人都以同样的方式栖居于世》，中文书名用了更简洁、更直击人心的《每个人》。一开始是这本书的书名吸引了我，之后是那个动人的关于已逝幸福的怀旧故事。正如潘多拉魔盒的隐喻，让-保罗·杜波瓦在冷静而反讽地揭示世界的残酷与荒诞之后，仍为我们保留了一缕希望与温情的微光。翻译这本书之前我就知道杜波瓦是当代知名作家，他的《一种法兰西生活》2004年就获得了费米娜文学奖，也知道他的作品多多少少都有一点自传的痕迹（但并不能说他的书是自传体的），比如杜波瓦1950年出生在法国图卢兹，那也是小说《每个人》主人公保罗出生的地方。杜波瓦每部小说的主人公都叫保罗，和他本人的名字一样，主人公的妻子也常常和他现实中的妻子一样都来自加拿大。

OK！：您自己是怎么感受这个故事的？有没有很喜欢的篇章或者段落？

黄荭：这是一个横跨半个多世纪的关于出走、找寻、回归的故事，主人公保罗的父亲约翰内斯是从丹麦来法国的新教牧师，母亲安娜则是从小在影院长大、受到实验和艺术类影片熏陶、思想先锋前卫的自由女性，两个截然不同的人因爱走到了一起，又因思想观念的新旧冲突最终分道扬镳。1968年这股从世界各地吹来的狂风，“带来的新事物和诱惑像乱舞的风沙侵蚀着我们的生活……教堂被掩埋了，我们毕生的义务就是挖掘，把沙子刨开，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继续每个礼拜天聚在一起，在信仰中找回自己。”离婚后父亲远走加拿大，在塞特福德矿城重新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位置。但很快，1980年代矿区被过度开发，再次失去信仰的父亲在赌博中沉沦。父亲去世后，保罗去到蒙特利尔，一座让人“感觉生活的颠沛和冲击得到缓冲、不幸可以被包容、创伤可以被抚平的城市”，他在精英公寓找到了热爱的工作，兢兢业业，深受大楼住户的喜爱，之后他邂逅了驾驶水上飞机的薇诺娜，这个有着爱尔兰和印第安血统的女子给了他一个幸福温暖的家。但刻薄冷酷的新业委会主席塞奇威克的上任很快就让一切失控：精英公寓分崩离析，人心涣散，工作上受到苛刻和不公正的待遇，薇诺娜飞机失事身亡，泳池事件成了压垮保罗的最后一根稻草，冲动之下他对塞奇威克大打出手，被关进了监狱。监狱生活和回忆成为两条彼此缠绕的叙事线，在和监狱室友帕特里克·霍顿的相处中，在父亲、薇诺娜和小狗努克亡灵的陪伴和抚慰下，保罗重新感受到了爱和希望。故事结尾，从监狱出来的保罗以客人的身份住进精英公寓楼，走进曾经禁止他涉足的泳池，之后他又去了蒙特利尔大赌场。当所有心结解了，他抱着小狗努克的骨灰，回到了日德兰半岛最北端的斯卡恩，在祖先世世代代生活的地方，开始他的新生。有很多片段都很感人，甚至在监狱的灰暗生活中也有不少温暖和令人捧腹的瞬间。

OK！：您平时在选择翻译作品时，有什么样的标准？

黄荭：梁宗岱在《诗与真》中说一件艺术品应该是“想做”“能做”与“应做”之间一种深切的契合。这个标准放在译者选择翻译作品时一样适用，译者在选择时，不仅要考虑自己的喜好和情感共鸣（想译），还要知己知彼（能译），同时也要承担起译者的责任（应译）。

OK！：您过往翻译过诸如玛格丽特·杜拉斯、西蒙娜·德·波伏瓦、科莱特、弗朗索瓦兹·萨冈、安妮·埃尔诺等人的作品，这些名家的作品和思想带给您怎样的人生影响？

黄荭：这些作家和作品对我人生最大的影响或许就是：选择是一种自由，同样也是一种责任，“成为自己”是一场伟大的历险。

OK！：除了翻译工作之外，您生活中还有什么爱好？

黄荭：《闲来翻书》和《一种文学生活》应该就是我日常生活的写照。

OK！：翻译工作带给您的成就感是怎样的？您的人生格言是什么？

黄荭：我的微信签名：“无事花草，闲来翻书。”另外我也很喜欢伏尔泰的《老实人》中的一句“Il faut cultiver notre jardin”，傅雷先生的译文是“种我们的园子要紧。”作为双重的园丁（既热爱教书育人，又喜欢栽花种草），我也很喜欢“cultiver”一词的双重含义，既是土地的耕耘，也是精神的耕耘。

《疲于做自己：抑郁症与社会》

撕开抑郁症的社会根源

当抑郁症成为日益普遍的社会议题，多数人仍停留在个人层面寻找答案。而社会学家王甦翻译的《疲于做自己：抑郁症与社会》，则让读者看到疾病背后的社会根源。凭借这部作品斩获傅雷奖社科类奖项，王甦用严谨而流畅的翻译，为国内读者对抑郁症的认知提供了全新的思考维度。

最初，王甦关注到《疲于做自己：抑郁症与社会》，是应南京大学出版社编辑甘欢欢的邀约，她为此特意去书店寻找并仔细阅读，令她惊喜的是，这本书的视角很特别，国内现有关于抑郁症的著作基本都是心理学视角，而这本书则是从社会学视角展开，作者阿兰·埃伦贝格追溯了抑郁症成为“病症”的过程，揭示了个人化社会在赋予自由的同时，让个人付出的沉重代价。于是，几乎没有犹豫，王甦决定立刻投入这本书的翻译工作。

“这本书最吸引我的核心价值是作者的人文主义视角，”王甦说，“这些对社会的深度理解让我们不仅仅停留在对一个疾病的认识上，而是有了纵观整个社会变迁对人的状态的反思。从哲学上说，这涉及到讨论自由的边界和什么是‘个人’。”

从左到右：傅雷奖常任评委端木美，特邀嘉宾汪民安，社科类获奖者王甦，法国驻华大使白玉堂。

王甦的身边陆陆续续出现一些亲友陷入抑郁的状态，这让她对疾病有了更深的体悟。“如果把得病的理由仅仅局限在个人心态、原生家庭、人生际遇等个人原因上去理解，会让我们陷入‘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境地。我们会对抑郁症产生误解，认为是个人不够坚强，不够幸运等等。然而事实上，抑郁症的出现和发展具有非常深的社会原因，个人并不能真正对自己得病与否负责。在治疗疾病这方面依然把责任推给个人和家庭，这是不公正的做法，甚至会对病人及其家属造成二次伤害。”她希望通过翻译让更多人意识到，抑郁症的流行与绩效主义、人被工具化等社会现实直接相关，“社会应该承担主要责任，而不是将压力全部推给个人”。这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成为她攻克翻译难点的动力。

“社科类作品的翻译不仅是语言转换，更是思想的传递，”王甦说，“《疲于做自己：抑郁症与社会》的出版，让更多人以更全面的视角看待抑郁症，也能推动中国社会对精神疾患的关注与反思，这正是我的翻译工作的价值所在。”

SPECIAL REPORT

OK!独家对话

王甦

自由译者

译者简介

王甦，社会学家、自由译者、巴黎十大社会学博士、法国国家人口院博士后和研究助理。2015年开始钻研社科书籍的翻译，她参与已出版的法译中著作有《雷蒙·阿隆回忆录(增订本)》、《民族国家间的和平与战争》(雷蒙·阿隆)、《一个偶像的黄昏》(米歇尔·翁福雷)等。她已出版的中译法作品有《电话之旅》(韩松)等。

OK！：书中关于抑郁症的论述是基于法国社会背景展开的，翻译时您如何理解中法社会对抑郁症认知的差异？

王甦：法国对抑郁症的认识已经比较多元。由于福柯的《疯癫与文明》《临床医学的诞生》《性史》等这类书籍的广泛传播，法国经历了对疾病概念，尤其是精神疾病的社会学和哲学反思。一些过去被认为是疾病的社会现象被去病理化（如同性恋和跨性别等）。抑郁症这样的疾病概念则经历了知识考古学般的追溯和分析，超越了精神病学的领域。这些思考让法国对抑郁症的认知不仅仅停留在精神病学和心理学层面，也超越了个人生活层面，进入到对社会结构和社会制度的思考里。这点正是目前中国对抑郁症的认知里缺乏的要素。国内对抑郁症的认识目前还是非常单一的，首先是心理学的观点几乎垄断了思考，测量和量化的思维也处处可见。我认为，中国心理学和精神病学在诊疗上更加靠近美式实用主义。实用主义固然在解决问题方面能让人避免过多的理论纠缠，但过于强调实用和效率也存在明显的缺陷：它容易导致人们缺乏对精神病学形而上的探究和整体思考，让人仅仅满足于心理和药物技术的纯粹运用。在中国抑郁症的公共话语领域，这一问题早已明确突显。这几年，中国从欧美引入了大量的心理支持技术，目的都是让个人学会激发潜力和内在精神力，来战胜现实的困难。抑郁症被分解为各种症状，然后被所谓对症的药物和自我心理技术治疗，这是目前中国对待抑郁症的主流处理办法。个人需要去就医（不然就是家人需要送个人去就医），个人需要重新燃起斗志，战胜抑郁症，个人要有信心，走出阴霾。这些口号和建议充斥了抑郁症的话语，它们解决抑郁症的办法依然是强调个人的能动性。如果埃伦贝格对抑郁症的分析是中肯的，那么，这样的话语和疗法或许反倒会加重创造了抑郁症的社会氛围，在治疗领域继续强化主宰者个人的能力。然而，如果抑郁症是流行症，仅仅靠自救显然是不够的。

OK！：哪一部分内容让您最有共鸣？

王甦：我非常喜欢下面这段话，它比较好地概括了这本书的思想。“抑郁的向内爆发和成瘾的向外爆发相对应，抑郁症患者的匮乏感和瘾君子向外寻找感觉相对应。抑郁症，这个疾病的交叉点，被我用作了转向的十字路口，为的是描绘现代主体性的这种转变，现在的人们不得不承担把自己照顾好的繁重任务。现在，选择才是常态和规范，不稳定性是它的代价。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这些疾病才构成了当代内在世界的阴暗面。主宰者个人的公式是：精神自由和个人能动性，身份不安全感和行动无能。”

OK！：傅雷奖的肯定对您而言意味着什么？

王甦：傅雷奖是对我迄今为止翻译工作的莫大肯定，我很感谢这个奖的存在让像我这样的默默耕耘者被看见。笔译的报酬十分微博，有时候几年都不一定能拿到报酬，因此坚守在这个行业且不断磨砺自己功底的每一位翻译，在我看来，都是无名英雄。希望未来有更多译者能够受惠于这个奖项，受到鼓励。

OK！：当下抑郁症话题越来越受关注，您希望这部译作能对不同读者群体带来怎样的影响？

王甦：一本著作的影响永远无法估量，因为我们永远无法知道它能在不同人那里激发出怎样的思考。我最希望的是患者及其家属能够经由这本书改变仅仅从个人角度看待抑郁症的传统做法，减少对患者和自身的二次伤害。如果抑郁症是精神自由和个人能动性至上的社会带给个人的冲击和代价，那就无需将其仅仅怪罪到某个具体个体的脆弱或不坚强上。同理，我希望能够经由这本书减轻抑郁症在社会大众和舆论中的污名化。如果抑郁症是我们共同建造的这类社会的流行病，那么我们都对它的流行负有责任。当我们去宣扬绩效主义、等级观念以及个人应该全盘承担自己的命运（似乎真的存在一个在真空中的全能个人似的）时，我们也参与了对抑郁症的制造和传播。这一次是陌生人倒下，下一次可能就是我们的亲人，甚至我们自己。我希望以此书唤起不同领域的学者、不同职业的普通人，去以更全面和人文主义的视角看待抑郁症及其它精神疾患。

OK！：接下来还想做哪些翻译尝试？

王甦：我的翻译工作一直与我的社会理想挂钩，因此我会继续深耕抑郁症方面的书籍。不仅如此，我对一切反思当代社会的书籍和从历史中借鉴想法的书籍都会偏重。

OK！：除了翻译工作之外，您生活中还有什么爱好？

王甦：我生活的爱好都属于文化类的，因为喜欢历史，所以我除了社会学研究之外，最喜欢的还是去博物馆看展览和名胜古迹，深挖历史。其次是音乐和游戏，在闲暇时候我弹琴和玩电脑游戏和桌游比较多。

《合成的心》

一场与女性困境的温柔共鸣

“翻译这本书时，我总在脑海中勾勒阿代拉伊德的样子——一个 46 岁的单身女人，站在巴黎的酒吧里，努力让自己进入男性的视线，却发现自己早已成了透明人。”电话那头，译者吴燕南的声音柔和而慢调，由她翻译的法国作家克洛埃·德洛姆的作品《合成的心》入围了今年第17届傅雷翻译出版奖，这本书以黑色喜剧的笔触，撕开了中年女性的情感困境与自我觉醒之路。

吴燕南与《合成的心》的相遇，始于疫情期间的一场特殊读书会。“当时大家都不能出门，我和几个法国女性朋友组建了线上读书会，后来不知不觉就聚焦到女性主义主题和女作家作品上，这本书就是我们当时共读的书目。”她回忆道，那时候这本书刚出版不久，还未斩获美第奇文学奖，却已在她们的读书小组中引发了强烈共鸣。

“没有谁是疯狂热爱，但每个人都能在书中看到自己或身边人的影子。”吴燕南说，这种“小中见大”的特质，让她第一眼就萌生了翻译的念头。彼时她正在巴黎第三大学攻读法国文学博士，同时兼顾文学翻译工作，法国对文化工作者的支持，让她得以在阿尔勒的文学驻地中心与世界各地的译者交流，也让她有机会近距离接触当代法国文学的脉搏。

《合成的心》作者克洛埃·德洛姆是法国文学界知名且特别的作者，她出生于1973年，10岁时经历家庭惨剧后形成独特创作内核，把自己融入小说、写诗、唱歌，围绕自身经历进行创作，至今已出版三十余部小说、实验文本等作品。让吴燕南印象深刻的是，在决定翻译这本书之前，她曾有缘见过作者本人。“之前我和同学一起编撰关于‘年老’的青年学者杂志，曾邀请她来做访谈。”她回忆起克洛埃·德洛姆，“她非常直接，不会用漂亮话掩饰事实，拒绝用消费主义话语美化年老这件事。”此外，克洛埃·德洛姆的女性主义主张也让她深受启发：“她说，成为女性主义者，不是靠口号或符号，而是真正接纳自己，正视现实。”

幸运的是，翻译版权的洽谈很顺利。“我翻译了一小段发给国内群岛图书的彭伦老师，他一直关注当代外语文学，觉得这本书很有意思，后来顺利拿下了中文版权。”吴燕南坦言，最初她也不确定国内读者是否会对中年女性的情感故事感兴趣，“但编辑的信任给了我勇气，事实证明，好的故事总能跨越文化与年龄的隔阂。”

2025傅雷奖入围译作

翻译《合成的心》的过程，对吴燕南而言是“充满幸福感”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没有挑战。“克洛埃·德洛姆的语言太特别了，流畅又紧凑，几乎没有废话，信息密度极高，还夹杂着大量法式俗语。”她解释道，单纯理解俗语的意思并不难，难的是把握其中的情感浓度。而最让吴燕南触动的，是书中对女性处境的真实刻画。“第二章写阿代拉伊德在酒吧里，男人的目光越过她、穿透她，那种‘透明人’的感觉太真实了。”她感慨道，这种被忽视的困境，是很多女性迟早要面对的课题，“如果早知道这个时刻会到来，或许我们能更坦然地接受，把精力放在真正重要的事情上。”

吴燕南坦言，最初自己也并不完全能共情书中这位46岁的女主角，包括她查看到豆瓣上的评论，很多读者也不理解“为什么一个女性到了46岁的时候，还在纠结男人爱不爱她这种问题？”

“我想可能是国情不同，法国女性对爱情的渴望期好像更长，50 多岁依然会憧憬爱情，这和中国女性的状态不太一样。”吴燕南说。深入翻译后她发现，隐藏在情感诉求背后的，其实是共通的自我价值迷茫。

“阿代拉伊德既想找经济条件好的伴侣改善住房，又希望对方有进步的政治观念，她不是纯粹的恋爱脑，也不是完全的物质主义，这种两难处境太真实了。”吴燕南说，这种“小小的失败者”形象，在法国文学中并不常见 ——“以前我从法国女作家笔下所了解到的女性形象要么是被伤害的，要么是疯狂的，要么是完美的，而阿代拉伊德什么都有一点，又什么都不够，这种普通又真实的状态，恰恰是很多人的写照。”

翻译完《合成的心》之后，吴燕南觉得自己的爱情观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以前还会在意异性的好感，现在这种话题已经从我的人生中剔除了。”她笑着说，这本书更像一场“洗礼”，让她变得更自由，“阿代拉伊德希望自己有一颗合成的心，不会受伤，但其实真正的坚强，是接纳自己的脆弱，专注自身的成长。”

SPECIAL REPORT

OK!独家对话

吴燕南

法语译者

译者简介

吴燕南，法国巴黎三大法语文学博士，2020年开始以文学翻译为爱好。她翻译过的作家有雷蒙·格诺、于勒·苏佩尔维尔、乔治∙普莱。她也与法国译者共同将金宇澄的《洗牌年代》译为法语。她曾获得多个法国文学译者驻地项目的资助，她也希望能在未来将法国的当代“小众”作家们介绍给中国的读者。

OK！：《合成的心》讲述了一个46岁的法国女性在爱情方面的烦恼，在您看来，这一点在中国女性身上是否有共通性呢？

吴燕南：法国女性对爱情的需求期或渴望期好像确实比中国女性要长很多，她们到50多岁还会去谈论和憧憬爱情（中国女性在这个时期大部分人已经不会了，我们似乎更“务实”一些），但作者克洛埃·德洛姆对这一点是无情嘲讽的，她把这件事情无情地解构掉，很残酷地指出，哪怕是法国当代社会，父权制的影响也是非常显著的，这种影响投射到爱情领域，就会体现为，一个可能45岁左右的女性还会渴望爱情，还会渴望有一个各方面条件都不错的的男性来爱她，但是在男性的眼中，45岁左右的女人是不存在的，已经是一个“死去”的女人，是一个没有任何性意味的女人了。

OK！：在翻译之前，您自己读《合成的心》有怎样的感受？

吴燕南：我自己读的时候，我也会觉得这本书它有治愈感。一开始读阿代拉伊德的故事会觉得有点可笑，我的一个好朋友也说，作者对阿代拉伊德没有“从头到尾的残忍”，一开始虽然会感到很可笑，但是你慢慢读进了她的故事之中，理解了她的人生，你就会理解她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作者给她塑造了孤单的世界，她在很小的时候就父母双亡，在这个世界上再没有任何亲人，所以我们读着读着就会慢慢理解，她为什么那么执意地要去找一个人生伴侣。

OK！：您是怎么理解《合成的心》这个名字的？

吴燕南：我觉得这个名字有点奇怪，但是它是出自于书中的一段，“阿代拉伊德多么希望自己的心不是血和肉构成的，而是塑料纤维构成的，这样的话她就不会受伤。”她应该是希望自己是那种无情的人。

OK！：今年获知自己入围了傅雷翻译奖有怎样的感受？

吴燕南：当时是法国大使馆给我发来的邮件，因为有时差，我是醒来才看到的，当天还是该做什么工作就做什么。这不是我第一次入围，其实每次都挺意外的。我感觉每一次入围的所有作品都很厉害，对评委来说要评出一个奖项是一个挑战。国内的翻译老师们也都很厉害，因为在国内做翻译其实是完全没有办法养活自己的，这些老师们在很低的报酬情况下，仍然做出了非常优秀的翻译，真的挺了不起的。

OK！：接下来还需要翻译什么样的作品？

吴燕南：克洛埃·德洛姆今年出了《合成的心》的番外篇，主角变成了阿代拉伊德的一个朋友，朋友的故事，讲述了她在一段爱情里是怎么慢慢失去自我，变成被男性伴侣操控的这样一个故事。我觉得也很有意思，也想推荐给编辑。

OK！：除了翻译工作之外，您生活中还有什么爱好？

吴燕南：我一直会去攀岩，筋疲力尽运动之后就比较容易进入睡眠。然后因为我住的地方离海比较近，去年夏天开始，我还会去上一下冲浪课，让体力和脑力劳动稍微平均一下。

采访/撰文/新媒体 毕小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