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手被绑，以死拒俘！一等功臣孙飞龙：牺牲后还咬着越军一只耳朵

“双手被反绑着跪在地上，子弹从背后射入他的身体，嘴里还咬着一只敌人的耳朵”。

这是战友们1984年在老山战场上发现孙飞龙时的场景，这位年仅23岁的烈士在牺牲前到底经历了什么？

孙飞龙出生于1961年，河南人，是我国高考恢复后军校从地方招收的第一批学员之一。1982年7月，军校毕业的孙飞龙被分配到武汉军区第20军58师172团6连担任连长。按理来说，当时孙飞龙所在部队并不在我军第一批轮战部队之列，为何他会牺牲呢？

1984年“两山轮战”开始后越军在4月28日的战斗中损失惨重，随即制定了“MB-84”北光反攻计划。为了确保反攻顺利进行，1984年7月6日午夜，越军派出1个连偷袭了我军的“辛柏林”雷达阵地，导致我军的新式装备受损严重。得知情况后我军首长大怒，下令组建侦察大队，全面展开对老山、者阴山地区的对越侦察作战。

在这样的情况下，昆明、成都、武汉、南京、济南、兰州、北京、沈阳军区、空军分5批次共组建了15个侦察大队。其中，第一侦察大队就是由孙飞龙所属第20军负责组建。20军挑选了703人精兵强将，立过1次三等功的孙飞龙就在其中。经过3个月的临战训练后，入伍刚满2年的孙飞龙和战友们于7月中旬进入老山战场正对面的云南省麻栗坡县执行侦察、巡逻等任务。孙飞龙时任第1侦察大队5连1排排长。

1984年10月27日，驻扎在马家湾的第1侦察大队5连接到情报称越军已派出1个侦察分队从15号界碑进入我方境内。15号界碑位置正是5连所辖范围，接到情报后5连连长王友文立即在连指挥部召开会议。最终经过指挥部商量，为确保即将付诸行动的渗透侦察捕俘行动的顺利实施，前往康家塘一带执行侦察任务，勘察路线和敌情。

原本计划由连长带领5连3排执行该任务，因3排在前一天晚上刚执行潜伏任务，战士们还未来得及休整，临时决定1排执行该任务，又因1排1班站岗，所以只带了2班、3班前去执行侦察任务，全连各班排继续留守驻地设伏。

接到任务后，第1侦察大队5连1排排长孙飞龙随连长王友文一行24人出发前往康家塘，本以为这是一次和往常一样的普通巡逻任务，连长王友文也不信邪，不认为就这么巧正好碰到越军。殊不知，越军已提前做好准备。

康家塘位于今天麻栗坡著名的“老山药王谷”，临近八里河东山地区，核心区是大山的一块低凹平坦地带。由于开发较少，原始森林密布，极其利于隐蔽。1984年10月27日，第1侦察大队5连1排2班、3班战士和通信班无线报务员钟吉平、连部和其他连队几名熟悉地形的战士经过2小时的翻山越岭抵达康家塘。

部队一进入康家塘外围地区就发现了几枚可疑脚印，在小路上的一行脚印很像是越军制式军鞋留下的。因当时雾大，小路的小草上聚集了一层白白的水雾，越军制式军鞋底上的麻方形纹印在草地上清晰可见。脚印一直沿着山涧下的一片水洼地自下而上顺山涧小道往前延伸，经研判分析，这很可能设伏越军清晨下来取水时留下的脚印。

得知情况后，连长王友文立即将队伍分为2组，一组12人，留守高地观察负责后方保障。另一组12人由连长王友文、1排长孙飞龙带队，负责侦察障碍排除并提供战斗火力，沿高地顺坡而下前出至康家塘旧址执行侦察巡逻。孙飞龙接到的任务正是提供战斗火力。

行进途中，连长王友文、1排长孙飞龙带队走小路向谷底靠近，左右两侧都是一片不足半人高的乱石和草木。殊不知，越军就埋伏在小路左侧的山坡上，他们还在路边安置好了定向地雷。

战士们虽然都穿着作战服，但连长王友文和孙飞龙穿的是干部作战服，这就与普通战士区别开了。也给越军提供了攻击目标，他们可以清晰的看到连长王友文腰间别着手枪和两枚手雷，卫生员带着急救箱携手枪，报话员带步话机，未带武器，通信员和1排长孙飞龙持56式冲锋枪。越军正是从服装和武器上面确定的目标。

走在前面的是负责执行侦察巡逻任务的小分队，孙飞龙在队伍后面谨慎观察，越军原计划是想打偷袭我军高级指挥官，但等到前面的小分队走过以后，发现后面已经没有跟进部队了，立即引爆了定向地雷。

我军毫无防备，队伍后面的连部人员除报话员外全部牺牲或负伤，首先中弹的是连长王友文，越军射出的子弹和定向地雷同时击中了他，以致他根本来不及出枪回击。且越军的子弹刚好击中并引爆了连长王友文腰间子弹带上拴着的82-1式攻防两用手榴弹，这款手榴弹威力极大，导致连长王友文的牺牲之地惨不忍睹，一只手被炸飞，两条大腿被完全炸断只有少许筋皮相连，内脏也全部被抛出。大小肉块及内脏，飞落在树枝上、石壁上、草丛中，到处都是，当场壮烈牺牲。此外，卫生员赵殿杰、通信员周宪尧也当场牺牲。

孙飞龙在爆炸中左大腿负伤，但身上的疼痛并没有影响到他的判断，爆炸发生后立即组织战士们反击。战斗打响，各种型号的子弹和手榴弹像雨点般的飞落在侦察分队的四周，孙飞龙拖着受伤的左大腿顺势卧倒，迅速向右边有利地形滚去，咬着牙向敌人连投4枚手榴弹，又举枪向敌人猛烈扫射。

听到前方的爆炸声和枪声，后方提供保障的12人立即前往支援。双方刚一交火就打得非常激烈，在孙飞龙反击时，越军投来的一枚手榴弹在他身边爆炸，二次受伤的孙飞龙彻底失去行动能力。见此情况，潜伏的越军疯狂向孙飞龙扑去，企图将他制服带走。

看到越军靠近的孙飞龙情急之下掏出一枚手榴弹准备与敌人同归于尽，但由于伤势过重，还没来得及引爆手榴弹他就昏死过去。越军就趁着这个间隙将孙飞龙抓了起来。看到1排长孙飞龙被抓后，报话员迅速隐蔽并立刻向后方驻地发回了遭遇越军袭击的消息。得知消息后，5连驻地部队立即赶往康家塘支援，但由于路途遥远，并不能及时赶到。

这边的战场上，因越军兵力有限，且也有人员伤亡，在抓到孙飞龙后决定捆绑起来拖走。孙飞龙被越军拖行100米左右时突然醒来。发现被俘后，孙飞龙使尽浑身力气反抗，没有枪就用头撞、脚踢、牙咬与敌人展开搏斗，在反抗中咬掉了越军的一只耳朵。尽管孙飞龙反抗激烈，但终究是身负重伤，再加上手被捆绑着，根本不占上风。越军急于撤退，遂将孙飞龙残忍杀害。随后越军又在另几位负伤的战士身上各补了一枪才撤退。

这边驻地前往支援的5连1排、3排在会合后顺着越军撤退的小路继续追击，但道路越来越窄，担心敌人布雷再中埋伏，只好撤了回来。

据参战5连3排7班一名战士回忆：

“当时我在似睡非睡中被隐约传来的爆炸声和几声枪响惊醒，这时排长高伯策从外面直冲到屋里喊大家马上出发，侦察分队与敌人接上火了，地点大概在康家塘附近。”

等到1排、3排全体战士一路小跑用20分钟赶到康家塘附近1个山坡时，他们碰到了从战场上撤回来的几名战友，这时枪声早已停止。

等到所有人抵达战场时，景象十分惨烈。通讯员周宪尧的脑浆从头部的伤口处溢出，卫生员赵殿杰脸上没有了一丝血色，双目凹陷，眼球都没了。连长王友文大半个身体都被炸碎了，1排长孙飞龙被敌人用绳子反绑着双手，子弹从后背射入他的身体，在他的嘴里，还紧紧的咬着一只从敌人身上撕下来的耳朵。

在这场惨烈的遇袭战中，我军侦察分队共有4名战士牺牲（连长王友文和一排长孙飞龙、卫生员赵殿杰、通信员周宪尧），2人受伤。据事后监听越方电报得知，我军炮兵在反击中炸死3名越军。

战后，烈士王友文被追记二等功，赵殿杰、周宪尧追记三等功，孙飞龙追记一等功。

虽然孙飞龙牺牲了，但他的英勇事迹一直在我军中流传，最终第1侦察大队在战斗中设伏越军3500人次，炸毁指挥所1个、击毙越军36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