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桐清音 不绝如缕 ——古琴与北京的城市记忆

刘智晗

位于兴华胡同23号院的北京古琴研究会旧址

古琴研究会成员在院内弹琴切磋。

瑞典汉学家、古琴家林西莉在古琴研究会弹琴。
胡同深处，琴音流转。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北京城的声音记忆，恍若一场多声部的交响乐：有长安街上“大一路车”跑过的轰隆，有胡同里“二八大杠”清脆的铃响，还有一缕清微淡远的琴音，在护国寺附近一座寻常的四合院里悠然回荡，那里正是北京古琴研究会的所在。
这缕琴音不仅关乎一门古老艺术的存续，更揭示出宏观文艺政策与微观文化实践之间的互构关系。城市的文化面貌正是在二者持续互动中被塑造出的动态场域。那些执着传习古琴者的人生际遇及其艺术实践，共同镌刻下古都独特的历史记忆，成为那个时代不可复制的文化缩影。
胡同深处的“桃源”与“阵地”
1954年，在中央音乐学院民族音乐研究所的支持下，北京古琴研究会成立了。这个位于兴华胡同23号的寻常院落成为了一处特殊的文化空间。对于从旧中国动荡年月走来的琴人们，这里既是安宁纯粹的世外桃源，更是抢救民族文化遗产的前沿阵地。不同社会背景的琴人会聚于此，从旧日的王孙贵胄到新时代的革命干部，从一度贫困潦倒的传统琴人到专注琴学的文献学者，他们在这里找到了心灵的栖息地与共同的文化使命。
会长溥雪斋是清朝皇室后裔、道光帝曾孙，前半生过着典型的旧王孙生活，精于书画和古琴。而上世纪60年代初，在林西莉（瑞典汉学家、古琴家）的记忆中，他“温文儒雅”，“穿着那件带有丝绸里子的蓝布长衫，有时会轻手轻脚有点好奇地走过来，评点一下我手的姿势”。他从皇室亲贵转变为新社会的文艺工作者，将个人的艺术修养转化为服务公众的文化事业。
副会长查阜西出身书香门第，少年时期，他跟自家塾师夏伯琴试学古琴，能书擅弹；家破人亡的动荡年代，他领导海军学校学潮、追随孙中山建设空军、倾力创建中国民航、投身革命事业，曲折跌宕，九死一生；百废待兴的新中国成立初期，他又引领了当代琴坛的振蔽起废与复兴。
出身艺术世家的管平湖在旧社会过着“家徒四壁，囊空如洗”的生活，自1951年被中国民族音乐研究所聘作副研究员后，才得以摆脱贫困，潜心琴学。在只言片语的资料中，管平湖多次感慨新中国创造的优越环境是此前半个世纪做梦也难以想象的，为此他只有拼命工作，聊以报答。
时代的洪流将这群背景各异的琴人会聚一堂，在研究会这个特定的文化空间内，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文艺方针转化为具体的打谱、排练与演出实践，共同塑造了五六十年代北京独特的文化肌理。
与时间赛跑的集体事业
当北京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现代化浪潮中奔涌向前时，护国寺的深巷里，一群琴人正默默守护着一条流淌了三千年的文化长河。在北京古琴研究会，琴人们的活动远非旧式文人雅集的顾影自怜，而是以实干之姿、围绕三项核心任务展开的集体事业。
抢救，是与时间赛跑。1919年，24岁的查阜西在日记中写道：“昨晚自念当集诸家琴说，参以新知，辑为琴谱，以图振蔽起废……此事必矣，然不知何年何月可成。”这一夙愿直到1956年方得实现。在文化部指派下，查阜西带队展开了规模空前的全国古琴普查。不足百日之内，他们奔赴二十多个城市，走访了八十六位琴家，录制了二百六十二首琴曲，奏录总时长逾一千分钟。与此同时，“打谱”工作使《碣石调·幽兰》《广陵散》等千年古曲重现原貌，绝响重鸣。
整理，是为后世立根基。在全体琴人的协同推动下，《存见古琴曲谱辑览》《古琴指法谱字辑览》等著作相继问世。《琴曲集成》更将存世的一百五十余种琴谱系统影印辑录，这项历时半个世纪的工程，经两代琴人的接续努力方得完成。查阜西曾说：“溲勃云乎！实待用之物，即吾早逝而不及用，至盛世寻求文化之际，焉知不蔚为国宝而不录？”
传播，是让旧艺获新生。古琴研究会打破了“琴为自娱”的旧传统，主动让古琴从文人书斋走向大众舞台，从孤芳自赏的雅音转变为“为人民服务”的艺术。查阜西在以《1954年古琴在北京》为题的工作总结中兴奋写道：“在以往三千年中，很难想象能够有上万人曾经听到音量微弱的古琴演奏。但是，在1954年一年之中……仅我们北京古琴研究会的会员在演出中所得到的观众就超过了十五万人！”古琴不仅出现在各大城市的音乐观摩会演中，曲调还被其他民族乐器演奏、用于编曲素材、器乐合奏等多种尝试，古老的琴音奏响了古都的当代律动。
穿越时空的文化回响
古琴研究会的影响不只限于琴学传承，更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成为了连接东西方文化的桥梁。1961年，瑞典留学生林西莉慕名辗转来到这里，成为了唯一的学员。她的回忆录以第一视角为我们留下了关于那个院落的珍贵记忆：“一排排简朴的白石灰房子一律面向院子，仿佛屋与屋之间有着某种关联似的。屋里沿墙挂着、摆着的是黑色和红色的古琴，也放了些书柜和黑色高背木椅。在雕木花架上摆着的是栽有细长兰草的瓷花盆。”对她而言，这个静谧的院落如同文化的渡口，而古琴，正是载她驶向中国传统文化浩瀚海洋的一叶扁舟。
更让林西莉感佩的是琴人们广博的文化素养，她回忆道：“研究会汇集的十来位音乐家对于中国文化遗产有着深刻而又鲜活的认知。他们的献身精神，他们的热切而温和的友情，还有在一个新时代中抢救和记载古琴音乐的紧张工作，令我肃然起敬……我的所有问题他们都能回答，不论是中国诗歌还是瓷器，是哲学还是建筑，是中国文字还是音乐，无所不包。”在那里，她意识到，古琴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早已超越一般乐器的实用范畴，被赋予了修身载道的深厚文化内涵与近乎神圣的地位。
植根于胡同深处的这粒种子，终在更大舞台迎来绽放。1977年，管平湖演奏的《流水》随美国“旅行者号”金唱片飞向太空；2003年，古琴艺术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口述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名录”——这些成就的取得依靠的正是半个世纪前那次全国普查与系统整理所积累的丰厚资料。古琴从濒危遗产到文化名片的嬗变轨迹，勾勒出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的独特出路。
如今，护国寺附近的小院已换了模样，但那段琴音与城市交织的记忆依然清晰。丝桐之上，留下的不只是《流水》《幽兰》的曲调，更是一代人在社会激荡中延续文明血脉的集体记忆。它提醒着后人：一座伟大的城市，既需要开拓未来的远见，也离不开守护历史的定力。这份坚守深植于一代代人的文化血脉中，如丝桐清音，不绝如缕，生生不息。
（作者单位：中央民族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