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1万年的人类，如何应对气候变暖？

《史前一万年》

当全球变暖成为我们时代的紧迫议题，你可曾想过，人类上一次经历如此剧变，是在怎样一个洪荒年代？考古学家史蒂文·米森的《史前人类简史》，正是带领我们回到那个决定性的转折点——公元前20000年至前5000年，一段塑造了现代人类世界基石的壮阔岁月。

作者以全球为舞台，从西亚新月沃地的第一个村落，到欧洲冰原上猎人的篝火，从美洲最早的足迹，到东亚的农业萌芽，编织出一幅人类如何应对气候变迁、驯化万物、建立家园的全球图景。你会看到，农业的诞生不是瞬间的“革命”，而是人类与野生小麦、懵懂绵羊之间长达数千年的试探与共生；你会理解，城镇的崛起、神灵的崇拜、艺术的勃发，都与一场持续万年的全球变暖紧密交织。

米森教授凭借顶尖的考古学素养，却选择了最富想象力的叙事方式：他创造了一位穿越时空的观察者“约翰·卢伯克”，让我们得以亲临现场——站在耶利哥最早的城墙下，目睹哥贝克力巨石阵的建造，感受加泰土丘壁画带来的精神震撼……严谨的科学证据与鲜活的生活场景无缝融合，使得遥远的“史前”不再是冰冷的时间概念，而是一段充满智慧、挣扎与创造力的共同记忆。

这本书回答了一个根本问题：我们是如何从依赖自然的狩猎者，变为改造世界的农耕者的？它不仅关乎过去，更是一面镜子，映照出人类在环境剧变中永恒的适应、合作与创造。无论你是历史爱好者、环境关切者，还是单纯好奇“我们从何而来”，这部包罗万象、文笔精湛的著作，都将为你提供一次奇妙的阅读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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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干旱

新仙女木期的经济与社会，公元前10800—前9600年

约翰·卢伯克再次站在胡拉湖西岸，眺望马拉哈泉村。距离他上次看到这座位于橡树、杏树和开心果树中间的村子里生机勃勃的景象，已经过去了 50 代人、1500 年。时过境迁，林地此时已变得稀疏，乔木和灌木不再像从前那样，长满美味多汁的果实，向村民提供充足的食物。村中，屋顶和墙壁已经坍塌，有的屋子只剩下一堆瓦砾。有几座新建的圆屋，但又小又破。

西南方向 50 千米外，哈约尼姆村被彻底抛弃。在那里住了 200 年后，人们离开洞穴，前往台地生活，用之前的居所埋葬死者。但即使是那些新建的房子如今也已荒芜。荆棘和野草、蛇和蜥蜴、地衣和苔藓成了仅有的居民，自然开始索回它的石头，欢迎石灰石墙、玄武岩臼和燧石刀锋回归地下。阿布胡赖拉同样如此——人们已经离开，任由空屋坍塌，手工制品被抛弃和遗忘。

现在是公元前10800 年。定居村落生活只存在于人们代代相传的故事中，他们此时生活在临时营地中，四散分布在苦苦挣扎的林地和现在变得犹如荒漠的草原上。纳图夫人的文化成就只在这些人的手工制品、服装和社会习俗中留下了微弱的回响——考古学家称他们为晚期纳图夫人。其中许多人定期在马拉哈泉村、埃尔瓦德和哈约尼姆碰面，带来死者的尸骨，将它们埋在祖先身旁。埋葬之地已经成为圣所，是存在于历史和神话之间的地下世界。

定居村落生活的实验持续了近 2000 年，但最终失败了，迫使人们回到更古老的漂泊生活。在此之前，纳图夫文化的范围已经远远超过了地中海林地（欧弗·巴尔—约瑟夫称那里是它的“故乡”）。这种文化的标志—新月形细石器在西亚各地广泛传播，从阿拉伯半岛南部的沙漠一直到幼发拉底河畔都出现了晚期纳图夫人定居点。

纳图夫文化的传播暗示，定居村落生活在一定程度上是自身成功的受害者。它们的居民人数可能不断上升。流动的狩猎采集者人口存在天然限制，因为他们在营地间迁徙时不仅要带着自己的财产，还要带上最小的成员。生育必须间隔 3 到 4 年，因为一次不可能带超过一个孩子。马拉哈泉村、哈约尼姆和其他村子的纳图夫居民则能够更加自由地生育。

看上去，纳图夫文化的传播可能部分要归功于离开自己的村落去建立新定居点的人群。这可能是雄心勃勃的年轻男女能够为自己赢得权力的唯一途径。但另一个传播原因也不言自明：再也找不到足够的食物维持生计。晚期纳图夫人进入内盖夫沙漠建立了罗施霍雷沙和罗施金等村子，或者来到地中海沿岸建立了奥伦溪村，或者在幼发拉底河畔建立穆赖拜特定居点，他们可能是最初的一批经济移民。

村民开始过度利用他们依赖的野生动植物。垃圾堆中的瞪羚骨很能说明问题，这些骨头表明了他们如何试图控制动物种群，但最终适得其反，导致了食物短缺。来自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的卡罗尔·科普仔细研究了哈约尼姆和马拉哈泉村的瞪羚骨骼。这些村子狩猎的瞪羚与阿布胡赖拉捕获的习性大不相同。它们常年生活在纳图夫定居点附近，从未形成在幼发拉底河附近被伏击的那种大型瞪羚群。

《史前一万年》

科普发现，纳图夫人更喜欢捕猎公瞪羚。这显而易见，因为她研究的距骨很容易根据大小分为两类，大骨头的数量是小骨头的4 倍。大脚意味着大身体，对瞪羚而言，那意味着雄性。

当克巴拉人开始使用哈约尼姆洞时（比纳图夫人过上定居生活早了5000 年），他们杀死的公瞪羚和母瞪羚比例相当。纳图夫人也许试图通过优先选择雄性来维持瞪羚数量。虽然雌雄的出生比例相同，但事实上只需几只公羊就能维持瞪羚群。卡罗尔·科普认为，纳图夫人认定公羊是可牺牲的，并认识到需要确保有尽可能多的母羊用于繁衍。

如果这是他们的目标，那么就大错特错了。纳图夫人的错误在于，他们不仅捕猎公羊，而且选择所能找到的最大的。于是，母瞪羚只能和较小的雄性交配—这不可能是它们的自然选择。由于较小公羊的后代也较小，而且纳图夫人会杀死其中最大的，每代瞪羚的体型都变得更小。因此，哈约尼姆洞垃圾堆中的瞪羚骨骼比来自台地的大得多——两者相距500 年。

较小的瞪羚意味着可供日益增长的人口食用的肉也较少。对“野生园圃”的过度利用让这种短缺雪上加霜：人们收割了太多野谷，采集了太多橡子和杏子，导致无法实现自然补充。纳图夫人的健康开始受到影响，特别是儿童。这从他们的牙齿可以看出。埋在哈约尼姆的晚期纳图夫人，其牙釉质发育不全的比例要比早期纳图夫人高得多。他们去世时留有的牙齿数量也更少，而且有龋齿，进一步证明了他们健康不佳。食物短缺也会导致身体发育不良，就像在今天的饥荒受害者中所看到的。这可能解释了为何许多晚期纳图夫人（比如埋在奥伦溪村的）比最初生活在马拉哈泉村的人矮小。和在现代世界一样，男性比女性受到更大影响，在晚期纳图夫人中，两性的体型也比过去更为接近。

导致纳图夫村落人口流失乃至村子被弃的食物短缺，不能完全归咎于纳图夫人自己，归咎于他们没能控制自己的数量。人口增长带来的问题与某种人们完全无法掌控的因素相比或许不值一提，那就是气候变化。

持续千年的新仙女木期寒冷而干燥，原因是北美冰盖融化后，大量冰川融水注入北大西洋。我们可以从胡拉泥芯的花粉粒中清楚地看到它对西亚地貌的影响。公元前 10800 年之后产生的沉积物中，树木花粉的数量大幅减少，表明许多林地因为寒冷和缺少降水而消亡。事实上，在 500 年的时间里，气候条件变得几乎与末次冰盛期相同：正当人口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时，食物供应出现了灾难性的崩溃。

在人口压力和气候恶化的双重打击下，我们不应对早期纳图夫村落生活的崩溃感到意外。但人们无法轻易回归他们克巴拉祖先的生活方式。不仅因为现在人口数量要多得多，还因为晚期纳图夫人拥有定居生活的遗产：新的技术，新的社会关系，对动植物的新态度，关于土地和居所（甚至所有权和财产）的新观念。

即使人们回归了临时营地的古老生活方式，双脚重新习于跋涉，上述思想也没有回头路可走。

《史前一万年》

在追踪约旦河谷晚期纳图夫人的故事和回到卢伯克的旅行之前，我们必须首先短暂地造访向东1000 千米的地方。这将带我们前往比现在废弃的阿布胡赖拉村和幼发拉底河更远的地方，来到托罗斯和扎格罗斯山脉。新仙女木时期，这里的村子没有废弃。相反，它们正第一次被建造起来。

扎格罗斯地区边界模糊，地形多样，包括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较高部分，延绵的丘陵、深谷、峭壁和峰顶。日照和高度的变化导致降雨量和温度的巨大差异，即使整体条件又干又冷，仍然造就了许多生机勃勃的小块植被。

整个地区的温度下降，降水减少，给许多最近才从地中海沿岸传播至此的树木带来灭顶之灾。但未受恶劣气候影响的低地山谷为小片橡树、开心果树和红荆提供了庇护，也容纳了被迫从现在变得寒冷刺骨的高处山坡向下迁徙的猎物。

狩猎采集者不得不追随着动植物在那些山谷定居下来，人口密度变得比他们在山间四处游荡时高得多。他们在山谷中修建了一些有史以来最精美的建筑。建在托罗斯山脚下一条小河边的哈兰切米丘是这些新村落中最迷人的一个。1991 年，这个考古遗址受到堤坝建设的威胁。美国和土耳其的联合考古队展开发掘，他们找到了带石头地基和抹灰篱笆墙的建筑痕迹。建筑的准确建造年代仍然不明，少数几个放射性碳定年得出的数据跨度超过 2000 年，但主要生活时期似乎在公元前 10000 年左右。哈兰切米丘人采集种类繁多的植物性食物，包括杏子、开心果、李子和豆类。他们还狩猎山羊、鹿和野猪。

一些建筑是家庭居所，内有火炉、磨石和实用器具。但另一些建筑中发现了小雕像、带纹饰的石碗和来自北面100 千米外的黑曜石。这些建筑不被用于家庭活动，而是被用于社交或仪式活动。带纹饰的石碗用砂岩制成，有的平底，有的底部为圆形，侧面开孔，以悬在火上。许多碗装饰着刻出来的格子线、折线和曲线。有的带动物图案：一只容器的表面有三条狗在列队行进。一些研杵打磨得非常光滑，其中一根的手柄被雕刻成抽象的羊头。考古学家们还找到了许多形状和大小各异、用彩色石头制成的珠子。所谓的小雕像用与石碗原料相同的白石制成。

对季节性的狩猎采集者营地而言，哈兰切米丘显得过于庞大。人们在建筑中投入了可观的劳动，并且显然将较大的石质容器制成了家居配件。高度发达的物质文化和黑曜石贸易暗示，这个社会与曾经繁荣于马拉哈泉村的社会同样复杂——甚至可能更深地沉浸于象征和仪式的世界。直到许久以后的旅行，约翰·卢伯克才会意识到这些发展的影响——他将在公元前11000 年抵达美索不达米亚，那时他已经走遍了几乎整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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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国家学术院院士、认知考古学先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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