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唐朝：大业年间的政治和经济状况

谁又能想到，那个日后被口诛笔伐的少年天子，半夜在龙椅下瑟缩着，一边用指甲抠着地砖，一边盘算着如何让这些唾手可得的权柄真正抓牢？到了绣墩上的余温都还没散去，皇宫外面的凉风就已经把大业改律的誓言吹得发烫。权力，真能让天下太平？

那些被史书一页页翻过去的年头，似乎都在为他绘制一张从不完整的画像。隋炀帝杨广，或许更想叫“皇帝的儿子”，又或者是那个翡翠串珠掉落地上会托腮发呆的少年。他的嘴角在父皇怒吼时依旧要翘一点点——像极了后来的决绝。

时至今日，我在老城区偶尔还会遇到姓杨的老人，自称是隋家的后裔，又会笑谈毁家之事的荒唐，说杨广其实是个“有点狠但不算坏”的人。这话搁在市井，竟无人反驳。是不是很奇怪？别说堂皇，市井才藏着人间清醒。

唐玄宗高坐龙床时，谁还记得大业年间旧事？但宽政、宰相、膳部、均输法，一代繁荣的基石在隋末就已凿下。政令一下，多少地方小吏和胥吏就忙活开了，户口账册像躺不直的竹简，有的还残余晋朝那套编号。新官旧印，谁用谁都要小心点。

提起均输法，城郊的张大胆至今还念叨，说那时候税收总算没再按地头差距收，哪怕是沾了点便宜，也还觉得日子能过下去。可是，张大胆后来又咧嘴，家里老牛携着泥蹄奔逃，怕征兵也怕修运河，“皇上的好处，尾巴很长哩！”他说着使劲儿擤鼻涕，然后用黄泥巴往锄头缝里拍，那是他后半辈子都没洗净的忧愁。

回过头来，那些政治账目倒也精巧。三省六部或许听起来枯燥，其实也就是换个班子做事，头一年还兴高采烈，到底忙出多少实在，没人说得准。可这事，坐在坊口卖瓜的李婆会念叨，她说孙子考中了童子试，能进小官学，“全靠朝廷的考试新法！”李婆眼眶里的泪水打着转，和冬日里老城门缝里吹来的风搅合在一起，你会怀疑历史原来不是论证出来，是哭出来的。

不过也有奇怪的地方。那些“削权”的举措，说是为了百姓，可有时候官员膳食标准提高了，厨房多了些山珍，百姓的粮食又哪去了？看似一减一补，盘算到头谁都心知肚明。可要说朝廷收入转嫁给老百姓，他们还真瞒得过去。小老儿自打小时候吃过一回新制葡萄酱，总觉得味道里带着一股苦。

说到大业律，其实不是一朝一夕的主意。杨广不是没动脑筋，甚至叫来好多北地的儒生法律学士，连夜案旁挑灯推敲，时不时气急败坏。房间里墨渍枕头，檀香炉烫得掉灰，那样的夜晚他们大约体会不到。可说实话，条文里有点乱、又不全，搞到后来谁都觉得可能当时太急了？

有一年春天，政府派人来挖河，家乡南头的老杨头被编入充役。过了两月回来，胡子都白了大半。他说官府变聪明了，按着编户等级来分派徭役，谁家丁多谁受罪重。“你问这样的律法到底是为了谁？我到后来也没想明白！”老杨头的手一抖一抖，眼里面像看见死去的亲人。可，就是这事让我很久都不敢多嘴。

奇特的是，大业年间的经济还真好了一点。油坊、铁铺逐渐多起来，听说工部里有人专管鼓励工匠，商品慢慢都能卖出去。听那边的商贩说，有一阵子还放开了物品流通、取消了海禁，南北货色运得云里雾里，米价总算不高了。可没几年，大运河一修，男人都被拉去，生意就歇了——没人明白为什么。

你要说隋炀帝“极恶”，我有时也不信。虽说家家都挨过税役和劳役，实际他也搞了不少进步的制度。选官也用考试了，哪怕是个挑夫的孩子，也有机会往上爬。这一点，县里那两位没落的豪门少爷常常赌后一钱银，嘴上恨科举，说早知如此要早生二十年。我也奇怪，怎么一边制度好，一边人还苦呢？

都怪征高句丽，钱粮人力跟着往北送，再多的绸缎宝货，仓库也空了。后来，有人讲他耗费太多修大运河寄托“千古流芳”，其实有些老人偷偷说他怕父皇庙里的神像生气，想混个好名声？

再回头，大业律后面其实藏着狠东西，有的刑律，看似为百姓，其实巧妙得像给地方官撑腰。有一年，街头小曲唱：“律条紧，官家笑，百姓抓耳挠腮跳。”那画面就像后世集市的噱头戏，听得人既想笑又不敢笑。

更复杂的，是杨广对晋朝那点情结。你说他是不是学晋朝？有人说他修文庙、修晋帝陵，其实这是怕被说没“正统”。但他自己嘴巴又毒，说晋朝分裂，不想弄成那样。矛盾得很，决策一边抄，一边骂。后来大业改律加了不少，不再全复晋朝路子，反而更严苛。我总觉得他有时候做事根本是赌脾气。

讲到隋朝的制度，大大小小的调动和官制收束，似乎就是要把所有人全拢成一股绳。可又有老人叹气：“这绳子太紧，会勒死人。”有时候我也怕，什么改革其实是换个人挣钱，老百姓依然是老百姓。

倒是唐朝接过了隋朝的路子，贞观年间，唐太宗也学了魏晋那套德治。可“德治”挂在皇帝嘴边，底下人真得了什么实惠？我怀疑，也有可能就是走过场。从隋到唐，县衙的门楼新上了匾，挑水的、赶集的、种地的，一天三顿，哪一顿离得开政治？

唐玄宗那个年代，史上都记他贤明。均输法、膳部新例还有宰相制，后人都说受益无穷。我琢磨着，这些东西很多是隋炀帝留下的。但你把这些东西丢给长安东市卖馄饨的，他未必能读懂。很讽刺对吧？老百姓最怕名字响亮的东西，最后跌在脚边，踩一脚再翻身继续走路。

从前我看大业间的数据，农业增长是有的。农田多了，税也细致了。可是村里最穷的刘麻子一年春种抽丰都被克扣，还被充作官家大市的劳力。他说，“法律再细致，也就是拿来打老百姓的。”那天，他喝多了晃着头爬上堤岸，没人劝得动。

你可以说，大业改律让税制、徭役和官制有了规矩，对地方有压制，国家权力更强了。但，有些学者说它让国家更有序，有些市井百姓却抱怨过得更累。到底是谁对谁错，我到今天都搞不清楚。

这一切其实都留在废墟和碑记里。偶尔有研究生游客翻书、比对出土文物，讨论大业律的长短。有哪个人能说清历史上的对与错呢？

我想，一个朝代的繁荣与衰败，未必是一纸律法便能定论。大业律留给后人的，不仅仅是法条和官制，更是民间巷尾掩不住的消长兴衰。

历史在流转，不是靠谁的刻意安排，只是每个人都在缝隙里喘息，期盼明天会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