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臣出征前要皇帝的俩妃子，皇帝笑而不语，回京后不久大臣被赐死

公元一一二二年，北宋宣和四年。

这一年，在皇帝赵佶给大军举办的践行酒局上，发生了一件能让人下巴掉地上的事儿。

酒过三巡，一位大臣借着那股子兴奋劲，竟然指着皇帝身后的屏风，大咧咧地来了句：“陛下，等我这回打了胜仗回来，您宫里那两个最漂亮的妞，赏给我怎么样？”

这话要放别的朝代，哪怕是皇亲国戚，估计脑袋也得立马搬家。

这可是赤裸裸的调戏君王，说是造反都不为过。

可你猜怎么着？

宋徽宗赵佶听完，不但没拍桌子杀人，反而乐呵呵地笑了，眼神里满是宠溺，就像看自家不懂事的孩子在撒娇，居然点头答应了。

这一幕，简直就是北宋亡国前最疯狂的“行为艺术”。

敢说这疯话的人叫蔡攸，也就是那个大名鼎鼎的奸臣蔡京的亲儿子。

说起来，这爷俩真是一对奇葩，硬是用自家血淋淋的经历，给“上梁不正下梁歪”这句老话做了一次地狱级的演示。

人们常说富不过三代，这蔡家倒好，权不过两代，直接把自己玩死在了欲望的过山车上。

要说蔡攸这个疯劲儿随谁，那绝对随他爹。

蔡京这人，在历史上那是挂了号的“六贼”之首。

但这人有个本事，就是那腰杆子特别软，软得跟面条似的。

在那个新旧党争惨烈得像绞肉机的时代，蔡京展现出了惊人的“变色龙”属性。

王安石搞变法那会儿，蔡京是新法的铁杆粉丝，恨不得把王安石捧上天；等王安石一倒台，司马光上台要恢复旧法，并且下死命令要在五天内废除之前的差役法。

这活儿谁接谁死，五天啊，改个文档格式都不够，何况是国家大法？

满朝文武都在骂娘，唯独蔡京，一声不吭，真的就在五天里把辖区内的法度改得干干净净，一点新法的渣都不剩。

司马光感动得都要哭了，以为找到了知音，拉着蔡京的手说他是干才。

蔡京心里压根就没有“法”，只有“风向”。

等太皇太后一死，宋哲宗亲政又要搞新法，蔡京立马翻脸，把司马光那一套批得一文不值。

这种毫无底线的政治投机，虽然让他混到了宰相的高位，却也在家族基因里埋下了“唯利是图”的雷。

在这样的家庭环境里长大，蔡攸这小子的路子比他爹还要野。

早年间，蔡京仕途不顺被贬出京城，蔡攸也没好日子过，混了个“裁造院监守”的闲职。

说白了，就是个管给皇帝妃子做衣服、看仓库的工头。

这岗位要是换别人，早就躺平了，毕竟离权力中心太远。

可蔡攸不这么想，这小子展现出了比他爹更可怕的赌徒心理。

那时候，他每天下班也不回家，就故意在宫门口溜达。

看见哪位王爷路过，他都毕恭毕敬地行礼，哪怕是个不受宠的皇子，他也恨不得把腰弯到地上去。

就在这日复一日的“守株待兔”里，他赌中了一支当时谁都不看好的“垃圾股”——端王赵佶。

那会儿的赵佶就是个标准的文艺青年，踢球、画画、写字样样精通，唯独对当皇帝没兴趣，大家也都没觉得他能上位。

蔡攸就天天陪着他聊书法、聊丹青，甚至不仅是陪玩，还充当了这位王爷的情感垃圾桶。

这一来二去，两人处成了铁哥们。

结果呢，命运给大宋开了个巨大的玩笑。

宋哲宗年纪轻轻就死了，没儿子，原本绝无机会继位的赵佶，稀里糊涂就被推上了皇位。

这一下，蔡家的祖坟简直是冒了青烟。

宋徽宗治理国家的逻辑特别简单：谁让我舒服，我就用谁。

既懂艺术又懂钻营的蔡家父子，瞬间成了朝堂上的顶流。

蔡京在朝堂上搞了一套“丰亨豫大”的理论，简单说就是鼓吹盛世就要花钱、就要享受，这正好挠到了皇帝的痒处；而蔡攸则负责在私下里给皇帝提供情绪价值，甚至把自己打造成了皇帝的“家奴”，连给皇帝端尿盆这种事估计他都干得出来。

但是吧，权力的蛋糕就那么大，就算是亲父子，真到了分肉的时候，那也是要亮獠牙的。

随着蔡攸官越做越大，直接干到了枢密院的高层，也就是现在的国防部高官，他开始觉得那个整天对自己指手画脚的老爹特别碍眼。

蔡京虽然奸，但毕竟是读圣贤书出身，做事还讲究个“体面”和“程序”；而蔡攸完全是野路子出身，为了争宠那是无所不用其极。

他开始给宋徽宗进献各种声色犬马，甚至把市井里的戏子带进宫，陪皇帝通宵达旦地胡闹。

在蔡攸眼里，只要哄好了皇帝，亲爹算个球？

为了彻底扳倒父亲，蔡攸干了一件让所有人都脊背发凉的事。

他不仅在朝堂上公开反对蔡京的政见，甚至联合外人弹劾自己的父亲。

有一次，宋徽宗大概是觉得这对父子斗得太难看，想做个和事佬，把两人叫到一起吃饭。

气氛本来挺尴尬的，结果蔡攸突然握着皇帝的手，眼泪哗哗地往下流，声泪俱下地说：“陛下，我父亲年纪大了，脑子糊涂，那是被身边的小人蒙蔽了，您哪怕把他贬官流放，也是为了保全他的晚节啊！”

听听，这话说的多漂亮。

表面上是大义灭亲、为了亲爹好，实则是要把亲爹往死里逼，连最后一丝政治资本都要剥夺。

蔡京当时看着眼前这个曾对自己唯唯诺诺的儿子，恐怕心里只有四个字：养蛊反噬。

这哪里是养儿子，分明是养了一头等着吃人的狼。

这种家庭伦理的崩塌，其实就是北宋政治生态全面溃烂的缩影。

当一个王朝的最高统治者沉溺于艺术和享乐，当朝堂晋升的标准变成了谁更会拍马屁、谁更没有底线时，像蔡攸这样“青出于蓝”的怪物出现就是必然。

那个在宴会上索要妃子的荒唐一幕，看似是蔡攸人生的高光时刻，实则是丧钟敲响的前奏。

他以为自己和皇帝是“哥们”，可以共享天下甚至女人，却忘了在即将到来的金军铁蹄面前，所有的权谋和恩宠都脆弱得像一张湿了水的宣纸。

靖康之难的前夜，这对把持朝政多年的父子终于迎来了清算。

金兵南下，宋徽宗吓得传位后就跑，愤怒的老百姓和太学生把国家的败亡全怪在了“六贼”头上。

已经八十多岁的蔡京被一贬再贬，最后流放途中，竟然饿死在潭州（现在的长沙）的崇教寺。

据说他死的时候，兜里装着一堆钱，但这钱在乱世里连个馒头都买不到，临死前他留下一句“八十一年往事，三千里外无家”，听着那是相当凄凉。

而那个曾经想要染指皇帝女人的蔡攸，下场也没好到哪去。

宋钦宗继位后，直接下令把他贬到海南岛那边的万安军，还在半路上就派人把他给赐死了。

回过头来看这段历史，蔡京和蔡攸父子就像是两面镜子。

父亲映照出的是文人无骨、随波逐流的悲哀，而儿子映照出的则是欲望膨胀、人性泯灭的疯狂。

他们以为自己在玩弄权力，殊不知，在缺乏法度与道德约束的权力场中，所有人最终都只是权力的祭品。

这个故事留给后人的警示，远不止“家风”二字那么简单，它更像是一记警钟：当聪明才智不用于正途，而全用在钻营投机上时，爬得越高，摔得只会越粉碎，连个全尸都留不下。

脱脱等，《宋史·卷四百七十二·列传第二百三十一·奸臣二》，中华书局，1977年。

毕沅，《续资治通鉴·卷九十四》，中华书局，1957年。

丁传靖，《宋人轶事汇编》，中华书局，198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