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宁未遂政变 不仅仅是一场闹剧

12月7日上午，西非沿海国家贝宁经济首都科托努骤然响起稀稀落落的枪声，随即贝宁国家电视台（BTV）正常节目被打断，一伙自称“重建军事委员会”（CMR）、身穿迷彩服的武装分子出现在电视屏幕上，宣称已开会并决定解除总统塔隆（Patrice Talon）职务，并以“北方安全局势持续恶化”为由谴责政府和总统“不作为”，声称“对阵亡士兵的漠视以及让他们的家人自谋生路”以及“以牺牲最优秀者为代价的不公正晋升”也是他们的动机。他们还抨击了医疗保健方面的削减，包括取消国家资助的肾透析，以及税收上涨和对政治活动的限制。

但中午尚未到，政变者控制的电视信号戛然而止，当天下午科托努传出巨大爆炸声，随即总统塔隆重新出现在电视上，称自己“十分安全”，局势已“完全得到控制”，他神色平静地宣布“我要赞扬我们军队及其领导人所展现出的责任感，他们始终忠于国家”。

总统表示，政府军业已“清除了叛乱分子最后的抵抗据点”、“正是这种决心和动员使我们能够击败这些投机分子，避免国家遭受灾难。这种背信弃义的行为绝不会逍遥法外，我想向你们保证，局势完全在控制之中，因此请你们今晚安心地进行各项活动”。

目前尚不清楚是否有人员伤亡，但总统表示“对这场毫无意义的冒险的受害者，以及那些仍被逃亡叛乱分子扣押的人表示慰问”。

政府发言人洪贝吉（Wilfried Leandre Houngbedji）承认共逮捕了14名政变分子，包括政变头目蒂格里中校（Lt Col Pascal Tigri,）。所逮捕14人中有12人曾闯入播送政变声明的电视台直播室，有13人为现役军人，另一人为已被开除的前军人。据悉，仍有几名政变核心成员在逃。

贝宁内政部长赛杜（Alassane Seidou）表示，政变是“一小撮士兵发动，意在破坏国家极其机构的稳定”，称“面对这种情况，贝宁武装部队及其领导层控制了局势，挫败了这次企图”、：“这只是一小撮人控制了电视台。正规军正在重新控制局势。科托努市和整个国家都完全安全，一切恢复正常只是时间问题。清理工作进展顺利”。

政府发言人证实，7日下午的爆炸系应邀帮助平叛的尼日利亚空军所投炸弹造成，当天尼日利亚空军出动了3架“枭龙”战斗机，此外，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ECOWAS）也部署了部分待命武装力量威慑政变者。

撒哈拉以南非洲近年来局势动荡，自2020年以来已爆发政变17起，其中得手11起，西非地区则爆发过9起，今年更已先后发生三起政变，包括不到两周前几内亚比绍导致总统恩巴洛（Umaro Sissoco Embaló）被推翻的一起，而贝宁的这一起是今年唯一未遂的政变。

贝宁位于几内亚湾沿岸，人口1480万，面积不到12万平方公里，名义上的首都为波多诺伏，但实际上包括国家电视台、国际机场和大多数政府机关、部委办公楼都在位于其西部约20公里外的最大城市兼经济手段科托努。该国古名阿波美，1900年沦为法国殖民地，1960年以“达荷美共和国”名义独立，1975年改名贝宁人民共和国，1990年改名贝宁共和国至今。该国经济不发达，但以西非棉纺织贸易集散中心著称，棉纺相关产业辐射西非内陆，现任总统塔隆就是以“科托努棉布大王”的身家杀入政坛，自2016年当选后连任两届至今的。

独立后最初15年里贝宁曾先后发生9次政变，但随即该国就进入在非洲十分罕见的漫长稳定周期，此次政变还是这个国家自1975年1月以来所爆发的第一次政变。

由于政变组织CMR“语无伦次”（当地媒体“贝宁泛非罔”的评价），外界对此次政变动机尚有许多疑问，绝大多数认为无非三个结构原因和两个影响因素。

三个结构原因，一是塔隆上台后虽然经济搞得不错，和包括西方国家及强大邻国尼日利亚等的关系也维持得较好，但他上台后不断集权，2019年4月在选举法中加入所谓“合格证”要求，赋予当局取消当年议会选举中整个反对派名单的资格的权力，结果自2019年4月后贝宁议会仅剩下两个合法政党进步革新联盟（UPR，执政党）和共和集团（BR，被当地人戏称为“化装成反对党的执政党分身”），前总统亚伊（Thomas Boni Yayi）因抗议一度被捕软禁52天，其余反对派政要待遇更为不堪，对选举机制的失望导致2019年大选投票率从5年前的67%暴跌至27%，塔隆的得票率却飙升至骇人的86%。就在政变爆发前不到一个月的11月16日，塔隆授意议会通过宪法修正案，将总统任期由5年延长至7年。尽管迫于国内外压力，塔隆也作出了自己第二个任期仍保持5年且明年4月任满后不再谋求连任的承诺，并提名财政部长瓦达尼（Romuald Wadagni）为法定接班人，但前述种种无疑都“拉了不少仇恨”；二是周边尤其北部靠近尼日尔、布基纳法索和尼日利亚豪萨人居住区的地区近年来被“博科圣地”(Boko Haram)等原教旨极端武装侵扰，贝宁官兵疲于奔命，怨声载道，给政变煽动者以可乘之机；三是近期撒哈拉以南非洲已切换到所谓“震动模式”，邻国“大兵同行”接二连三仗着十几个人、七八条枪夺权成功，无疑产生了诱人的示范效应。

两个影响因素，一是“瓦格纳”（Gruppa Vagnera）等俄系雇佣兵团伙在西非频繁“搞事”，尽管“瓦格纳”主体在俄罗斯本土业已失宠，但他们在萨赫勒地区凭借“黑金”仍然活跃，在他们的参与下，布基纳法索、马里、尼日尔三个极为贫困的西非内陆国退出公认“最成功次区域组织”之一的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组建了被戏称为“三穷抱团”的“萨赫勒国家联盟”（Alliance of Sahel States）。有观察家注意到，此次政变自爆发至流产的短短几小时内，仅有寥寥几个网络社交账号对他们不吝赞美和支持，而这几个账号“几乎都有瓦格纳鼓吹史”。瓦格纳雇佣兵虽在俄乌战场上表现“掉链子”，但在此前萨赫勒地区多起骚乱中的表现，足以表明至少在武力值“拉胯”的该地区，他们还堪称“虐菜小王子”。

很显然，看似一场闹剧的贝宁未遂政变，实际上远非一场单纯的闹剧。

那么，贝宁此次政变何以成为近期该地区政变中罕见的失败异数？

首先，此前多起政变因几乎都发生在内陆贫困复杂国家，由于美、英、法等区域外大国或急于抽身、或原本在该地区就影响力薄弱，加上认定这些国家战略价值有限，投入巨大成本干预得不偿失，均不约而同采取冷眼旁观态度，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早就不满“穷伙伴”摊薄利益，而区域内最大国家尼日利亚自己内忧外患缠身，也不愿对“穷邻居”的家务事过多干预。而贝宁虽也是穷国，却是西非自沿海到内陆的贸易、商业、劳务人口集散地与跳班，战略利益相对重要得多，且和西方、和尼日利亚均有更密切的合作与关系，尼日利亚可以不管尼日尔或布基纳法索的政变，但贝宁政变后几小时就派出了自己目前拥有的全部3架“枭龙”战斗机空袭助战，科托努目击者称，空袭前叛军士气高涨，人数不断增加，但炸弹一响便纷纷作鸟兽散，只剩下最初的十几人坐以待毙。绝大多数国际观察家均认为，尼日利亚和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一反近期常态地在第一时间主动干预，是政变迅速流产、尤其政变核心成员士气顷刻崩溃的关键。

其次，政变者过于托大。他们仅占领了电视台的几个播音室（据说电视台台长办公室和配电房都没控制），一座位于科托努市郊的军营（他们的大本营），扣押了两名高级军官和几名电视台主播、记者作为人质，不但未进军不到一小时车程外的首都波多诺伏占领“政治地标”总统府，连同在科托努的国际机场、各部委办公楼，以及外国常驻机构和新闻媒体办事处云集，号称“非政客的总统府”的科托努索芙特海滨温泉酒店（Sofitel Marina Hotel），如前所述，政变密谋者核心团队不足20人，如此布置宛如儿戏，一旦对手稳住阵脚便一触即溃。

第三，在宝贵的“窗口时间”，政变者东拉西扯，语无伦次，似乎面面俱到，却又皆如隔靴搔痒，民生疾苦一笔带过，而浓墨重彩渲染的“行伍辛苦”、“赏罚不公”等很难唤起普通贝宁人共鸣。笔者曾在贝宁工作，当地熟人多称自己“全程吃瓜”，浑无响应意愿。

第四，现任总统塔隆虽行事霸道，颇遭物议，但他在职的9年却是贝宁近年来经济形势最平稳的一段时间，这对于本身是贫困国家的贝宁而言，是足以消弭绝大多数普通人怨念的一剂“安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