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初次分配：居民部门占比低，不等于企业部门占比高

中国经济的难局在消费，消费者价格指数平滑掉偶然的波动，已经连续 24 个月同比下降。

消费的难局在收入，而收入的难局难在了低收入群体。

高净值家庭不差钱，但总消费占比太低；低收入群体九亿多人，规模庞大却没钱消费。如何解决低收入群体的收入问题，说到底是要对分配制度做彻底的改革，主导分配的财政支出要有监督与约束，没有这个前提，所有方案都是纸上谈兵。

刘元春的方案是提高居民部门在初次分配的占比。

这个方案剑指企业部门，意在说明在三维分配关系中，问题出在了初次分配 —— 企业部门在分蛋糕时占比过高，而居民部门和政府部门占比偏低。

按刘元春的说法，我国居民部门在初次分配中占比仅 60.6%，比世界平均水平低 5.5 个百分点，比发达国家低 20 个百分点；我国企业部门在初次分配中占比达 24.7%，较世界平均水平高 5.6 个百分点；政府部门占比 14.7%，比世界平均水平高 0.1 个百分点。如此看来，从刘元春的数据出发，问题似乎出在企业。

但这一结论并不准确，刘校长的比较存在漏洞。确切地说，中国诸多统计口径都有缺陷，看似使用了同一个概念，实际取样范围不同。例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国际通用统计口径仅限于居民，而中国纳入了政府及集团消费，且这部分占比约 50%，由此得出 “中国消费能力是美国的 80%” 的结论，实际中国居民消费仅为美国居民消费的 30%。刘校长的数据同样存在统计口径上的问题。

刘校长的数据存在两个漏洞：

第一个漏洞是数据具有模糊性，这是中国统计领域的老问题 —— 未说明企业部门占比的统计口径是否含税。若为含税口径，上述数据就掩盖了一个基本事实：初次分配中并非企业部门占比过高，而是政府部门占比偏高。以 2021 年民营企业收益情况为例，当年民企利润 29150 亿元，而纳税额达 9.8 万亿，是民企利润的 3.4 倍。那么不含税的占比数据将被彻底改写，与国际一般水平不具可比性。

当前企业利润已触及边际，绝非 “占比过高” 的问题。2024 年前三季度，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同比下降 2.3%，连续 5 个季度增速低于 GDP 增速；中小企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连续 8 个月低于荣枯线，反映企业经营活跃度不足；工业企业产成品存货周转天数达 21.5 天，较 2019 年增加 3.2 天，说明企业产品积压、资金回笼困难，留存利润进一步被挤占，近 40% 中小微企业处于亏损状态。可见，中国企业部门在分配中的占比，不太可能高于世界平均水平 5.6 个百分点。

第二个漏洞是数据失真的相互影响。若企业部门真实占比偏低，就意味着政府部门占比将远高于国际平均水平，决定初次分配格局的并非企业，而是政府；政府部门占比过高，叠加企业利润触达边际，便形成了对企业部门与居民部门收入的双重挤占。

数据不真实，结论自然也站不住脚。

最终结论是：通过降低初次分配中企业部门占比来提高居民部门占比，这无异于杀鸡取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