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
1. 后梁宣陵 “墓主真伪” 与尸骨去向之谜
《旧五代史・梁书》明确记载朱温葬于伊川宣陵，但现存遗址与史料存在诸多矛盾。今伊川县白沙镇的宣陵仅存荒草丛生的大冢，围栏倾颓，墓碑为后世补立。核心争议在于：此墓是否真为朱温陵寝？912 年朱温被儿子朱友珪弑杀，《新五代史》载朱友珪 “秘不发丧，以毡裹尸埋于寝殿”，后虽改葬，但乱世中是否真按帝陵规格安葬存疑。
更关键的是尸骨去向：后唐灭梁后曾毁朱温宗庙，是否牵连陵墓？考古未对宣陵进行发掘，仅从外观判断，夯土规模远逊于同时期帝陵。有学者推测此为衣冠冢，朱温尸骨可能在多次战乱中遗失；也有人认为是后世误认的普通贵族墓。因无墓志铭或尸骨实证，宣陵的墓主身份与朱温遗骸下落，至今成谜。
2. 李存孝 “通敌罪名” 与死亡细节之谜
“十三太保” 李存孝之死是五代著名公案，《旧五代史》载其因 “通敌” 被李克用五马分尸，但 2023 年山西代县出土的《安敬思残碑》与《太原兵籍簿》残卷，揭示出更复杂的真相。碑文证实李存孝本名安敬思，894 年在潞州被李存信构陷，但 “通敌” 证据仅有李存信的单方面指控。
争议焦点在于罪名真伪：新释读的兵籍簿显示，李存孝麾下飞虎军后勤消耗是普通牙兵的三倍，潞州百姓因 “飞虎掠市” 怨声载道，“市人皆呼‘拔祸’”，暗示其被杀或与军民矛盾有关。民间传说 “五马分尸时将马拉回”，被证实为元杂剧演绎，碑刻明确记载是正常处决。但李存孝是否确有反心？李存信构陷背后是否有李克用默许？因无双方往来书信佐证，这桩冤案的真相仍不清晰。
3. 后晋 “岁币” 的实际缴纳与隐性成本之谜
《旧五代史・晋书》记载石敬瑭向契丹 “岁输帛三十万匹”，但实际执行细节模糊不清。正史仅提 “往往托以民困，不能满数”，却未说明具体拖欠比例与补偿方式。更可疑的是，除了三十万匹绢，《新五代史》还提及 “吉凶庆吊，岁时赠遗，相继于道”，这些额外馈赠的价值几何？是否包含金银或人口？
争议集中在隐性成本：有学者依据契丹史料推测，后晋每年实际付出的财物远超三十万，因契丹常以 “打谷草” 为名劫掠，岁币实为 “买平安” 的保底费用；反对者认为石敬瑭通过控制燕云十六州税收，勉强能覆盖岁币支出。考古未发现后晋与契丹的贡纳文书，无法验证岁币的具体构成与缴纳频次，其对后晋财政的真实影响至今成谜。
4. 南唐二陵 “被盗时间” 与剩余宝藏之谜
南京南唐二陵（李昪钦陵、李璟顺陵）是五代少有的科学发掘帝陵，但考古发现与文献记载存在冲突。《宋史》载南唐灭亡后宋太祖 “命使护其陵寝”，但发掘显示两陵均遭严重盗掘，钦陵封门石被砸毁，墓顶有盗洞，随葬品散落。
核心谜团是被盗时间：是宋初盗墓贼趁乱作案，还是南唐灭亡前内部人员监守自盗？部分文物（如玉哀册）保存完整，暗示盗墓可能发生在宋代以后。更引人猜测的是，钦陵后室 “天文地理” 浮雕下方是否有隐秘地宫？民间传说李煜曾将宫中珍宝补充陪葬，考古队因技术限制未深入探查。因无盗墓者遗留物，被盗细节与是否有剩余宝藏，至今无法确认。
5. 后唐庄宗 “伶人乱政” 的真实诱因之谜
《新五代史・伶官传》将李存勖亡国归咎于 “宠信伶人，诛杀功臣”，但出土文物与史料矛盾。郑州出土的后唐伶人俑显示，伶人服饰朴素，地位远低于朝臣；《旧五代史》记载李存勖杀郭崇韬、朱友谦等功臣，实因功臣手握兵权，与伶人关系不大。
争议点在于伶人的实际角色：是伶人主动干政，还是李存勖借伶人制衡功臣集团？有学者指出，伶人曾奉命监察藩镇，本质是帝王的政治工具。但为何最终会出现 “伶人郭从谦弑君”？《资治通鉴》称郭从谦是为养父郭崇韬复仇，与伶人群体无关。因无伶人参与政治的直接档案，“伶人乱政” 是史实还是后世对亡国原因的简化解读，至今存疑。
6. 石敬瑭 “称儿皇帝” 的深层政治考量之谜
传统观点认为石敬瑭称契丹为 “父皇帝” 是卖国求荣，但结合史料细节可发现疑点。《旧五代史・晋高祖纪》载石敬瑭早年与契丹 “约为兄弟”，936 年求援时突然改称父子，此举除换取援军外，可能另有图谋。
学者提出新解：一是利用契丹压制后唐旧部，借 “父子关系” 确立统治合法性；二是延续唐代 “和亲结盟” 传统，五代政权多与契丹联姻，称父可能是结盟仪式的一部分。但为何后世唯独批判石敬瑭？是否因他割让燕云十六州导致评价恶化？《契丹国志》记载契丹对 “父子之称” 并无强制要求，石敬瑭主动提出的真实动机，因缺乏其幕僚回忆录佐证，至今无法完全破解。
7. 李煜 “牵机药” 毒杀的史料真实性之谜
《宋史》仅记载李煜 “太平兴国三年七月卒”，未提死因，但宋代野史《默记》称宋太宗赐 “牵机药” 毒杀，此说流传甚广。据《默记》描述，牵机药含马钱子成分，中毒者身体蜷缩如织机，死状凄惨。
争议核心在于史料可信度：一是《默记》成书于南宋，距李煜之死已百年，真实性存疑；二是马钱子毒性的明确记载始见于明代《本草纲目》，五代是否有此毒药尚无实证。支持毒杀说者以李煜词 “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 推测其触怒太宗；反对者认为李煜已无威胁，太宗无需下杀手。因无宋代宫廷医案留存，“牵机药” 毒杀是史实还是野史演绎，至今无定论。
8. 吴越钱镠 “钱氏家训” 的成书时间之谜
流传甚广的《钱氏家训》被视为吴越国治国纲领，但正史与考古均无五代时期的相关记载。《吴越备史》详细记录钱镠言行，却未提及家训；杭州钱镠墓出土的碑文、墓志，仅强调其 “保境安民”，未涉及家训内容。
争议点在于家训是否为后人伪托：现存家训最早见于清代钱氏家谱，部分内容（如 “兴办学校”）与五代社会状况不符。支持真迹说者认为，家训可能是钱镠口授，后世整理成文；反对者指出，清代钱氏家族出过多位名人，家训可能是为彰显家族传承而编撰。因无五代至明代的中间版本佐证，《钱氏家训》的真实成书时间与作者，至今成谜。
9. 后周世宗 “点检作天子” 谶语的幕后推手之谜
《宋史・太祖本纪》记载柴荣北伐时见 “点检作天子” 木牌，随后罢免张永德，任命赵匡胤为殿前都点检，最终赵匡胤黄袍加身。这一谶语的真实性引发千年争议。
疑点在于：谶语是巧合，还是赵匡胤集团伪造？支持伪造说者指出，赵匡胤时任殿前都虞候，是最大受益者，且木牌发现时机恰在柴荣病重时；反对者认为，张永德与李重进矛盾尖锐，可能是李重进为排挤张永德所设圈套。《旧五代史》未记载此谶语，仅《宋史》提及，可信度存疑。因无当时禁军将领的日记或书信佐证，谶语的幕后策划者是谁，至今无法确认。
10. 南汉 “宦官治国” 的制度运作之谜
《新五代史・南汉世家》记载南汉后主刘鋹 “专任宦官，谓群臣皆有家室，顾子孙，不能尽忠”，官至三品者必自宫。但广州出土的南汉宦官俑与铭文砖，揭示出制度细节的缺失。
争议集中在运作机制：宦官如何参与决策？出土的 “内省令” 铭文砖显示宦官掌握宫廷事务，但行政权是否延伸至地方？有学者推测南汉宦官多达万人，实际是刘鋹制衡地方豪强的工具；反对者认为史料夸大其词，宦官仅负责宫廷守卫。因无南汉官制档案，宦官与文官、武将的权力划分，以及 “自宫为官” 的实际执行情况，至今仍是制度史谜团。
11. 闽国 “铸铅钱” 的社会影响与流通范围之谜
《十国春秋・闽世家》记载闽王王延羲 “铸铅钱，与铜钱并行”，试图解决财政危机，但铅钱的实际流通状况不明。福建出土的五代钱币中，铅钱占比不足 10%，且多在福州、泉州等城市发现，乡村遗址罕见。
争议点在于：铅钱是否被民众接受？有学者依据《资治通鉴》“民间盗铸者众” 推测，铅钱因价值低导致通货膨胀；反对者从出土情况判断，铅钱仅用于小额交易，铜钱仍是主流货币。更关键的是，铅钱是否流通至周边政权？吴越、南唐遗址未发现闽国铅钱，可能存在地域限制。因无五代商业账簿出土，无法还原铅钱的兑换比例与社会影响，其对闽国灭亡的作用至今存疑。
12. 楚马殷 “龙形陶俑” 的宗教寓意之谜
长沙楚墓出土大量五代龙形陶俑，造型奇特 —— 龙头人身，手持兵器，与传统龙形器物差异明显。《旧五代史・楚世家》记载马殷信奉道教，但俑身同时有佛教莲花纹饰，宗教属性模糊。
学者提出三种推测：一是 “镇墓神兽”，用于守护墓主灵魂；二是 “兵神象征”，马殷靠军队起家，龙俑代表禁军；三是 “图腾融合”，楚地多民族杂居，龙俑融合了中原龙文化与地方信仰。但《十国春秋》未提及楚国有此类陶俑，也无铭文说明用途。因无同时期文献对照，龙形陶俑的具体寓意与制作背景，至今无法解读。
13. 南平高季兴 “截掠贡使” 的外交策略之谜
《新五代史・南平世家》记载高季兴占据荆南，常截掠各国贡使财物，被称为 “高赖子”，但此举背后的逻辑存疑。南平地狭民贫，却能在五代乱世存续 57 年，截掠行为似乎与生存策略矛盾。
争议在于：截掠是随机劫掠还是有预谋的外交手段？有学者发现，高季兴仅截掠弱小政权贡使，对后唐、后晋等大国则恭顺，且常事后归还财物，实则是借机索要赏赐；反对者认为是单纯的强盗行径。《资治通鉴》记载后唐曾因截掠欲伐南平，高季兴立即谢罪，暗示其行为有底线。因无南平外交档案，截掠背后是否有固定策略，至今成谜。
14. 后汉隐帝 “杀大臣” 的预谋与失控之谜
《旧五代史・汉隐帝纪》记载刘承祐 19 岁即位后，突然诛杀杨邠、史弘肇等顾命大臣，引发郭威叛乱。正史将其归咎于 “年少昏庸”，但近年研究发现疑点。
新解认为：刘承祐可能是为收回权力而主动发难，杨邠等人事先已察觉，史弘肇曾扬言 “安朝廷，定祸乱，直须长枪大剑”，轻视皇权。争议点在于：诛杀计划是否有预谋？《新五代史》载刘承祐与李业等近臣 “密谋多日”，但执行时混乱，误杀郭威家属，导致郭威反叛。因无宫廷会议记录，刘承祐是 “蓄意夺权” 还是 “冲动行事”，其杀大臣的真实计划与后续失控原因，至今无法还原。
15. 江南 “无名遗址” 的政权归属之谜
考古队在江南某地发现五代大型遗址，有夯土台基、青瓷碎片及多元文物，但与文献记载冲突。遗址中既有吴越风格的越窑青瓷，又有南唐的白瓷，还出土带有异域纹饰的饰品，却无明确都城或州府的标识。
学界推测有三种可能：一是吴越与南唐的边境贸易站；二是某短命地方政权的临时治所；三是大规模移民聚居地。《新五代史》未提及此地有政权存在，地方志仅记 “五代有聚落，不详其属”。因遗址地层复杂，叠压着宋、元遗迹，且无铭文器物出土，其具体功能与政权归属，成为五代考古的 “谜中之谜”。#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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