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年，我去深圳闯荡睡天桥，一个收废品的大叔说：跟我干，我教你

那是1991年，南方。

火车喷着白汽，像一头疲惫的老牛，把我从湖南的绿皮车厢里吐了出来。

深圳。

空气里都是钱的味道。

还有湿热的、带着海腥味的风，以及无处不在的工地尘土。

我叫林伟，二十岁，口袋里揣着我爹卖掉家里唯一一头老黄牛换来的三百块钱，还有一张被汗浸得发软的高中毕业证。

毕业证在深圳，屁用没有。

三天。

我身上的钱就只剩下最后五块。

住最便宜的统铺，一天要十块。我住不起。

我开始睡天桥。

罗湖区的这架天桥，晚上是我们的地盘。我们，就是一群像我一样，揣着梦想到深圳，结果梦被现实一脚踹得粉碎的年轻人。

白天，天桥是人来人往的通道。晚上，桥洞和栏杆底下，就塞满了一个个蜷缩的身体。

汗味、脚臭味、廉价烟草味，还有绝望的味道，混在一起，就是91年深圳天桥的夏夜。

我旁边是个河南来的兄弟，来了半年，工作换了七八个，没一个超过一个月。

他递给我半根烟屁股，烟是红双喜，他说，是今天在工地上捡的。

“兄弟，想开点，深圳遍地是黄金，就是得弯腰去捡。”他拍拍我的肩膀，咳出一口浓痰。

我没说话，把那半截烟狠狠吸进肺里，呛得眼泪都出来了。

黄金在哪？我只看到了水泥、钢筋，还有一张张冷漠的脸。

第四天，我饿得发慌。

中午的太阳能把人皮烤化。我靠在桥墩的阴影里，看着桥下一个骑着三轮车收废品的大叔。

他黝黑，精瘦，戴着一顶破草帽，三轮车上堆满了纸皮、塑料瓶和生锈的铁块，像一座移动的垃圾山。

他停下车，从腰间一个油腻的布袋里掏出一个硬邦邦的馒头，就着一个军用水壶里的水，大口大口地啃。

我盯着那个馒头，肚子叫得像打雷。

他好像感觉到了我的目光，抬起头，看了我一眼。

那眼神，很平静，甚至有点锐利，不像个收破烂的。

他没理我，继续啃他的馒头。

我把头扭开，脸上火辣辣的。

我林伟，好歹也是读过高中的，怎么能去要饭？

骨气这东西，在饥饿面前，一文不值。

到了傍晚，我实在撑不住了，眼前发黑。

那个大叔又蹬着三轮车过来了，准备收工。

他经过我身边的时候，车停了一下。

一个东西滚到我脚边。

是个白面馒头，还带着一点点温热。

“掉的。”他头也不回，声音沙哑。

我愣住了。

他蹬着车，慢悠悠地走了。

我捡起那个馒头，顾不上上面的灰，狼吞虎咽地塞进嘴里。

干硬的面团划过喉咙，有点疼，但我吃到了这辈子最香的一顿饭。

眼泪，就那么不争气地掉了下来。

第二天，我没再躺着等死。

我跑到一个人才市场，其实就是个露天空地，乌泱泱全是人。

“电子厂招工，要女的！”

“建筑队要大工，有证的来！”

我挤了一上午，连个搬砖的活都没找到。人家嫌我瘦。

我又饿又渴，像条被晒干的鱼，拖着步子回到天桥。

他又在那。

那个收废品的大叔。

他今天好像收获不错，车上堆得冒尖。他正在费力地捆绳子。

我鬼使神差地走了过去。

“大叔，我帮你。”

他抬眼皮看了我一下，没说好，也没说不好。

我拿起绳子，用我爹教我的牛劲，帮他把那堆废品捆得结结实实。

他检查了一下绳结，点了点头。

“小伙子，有力气。”

“我叫林伟。”

“嗯。”他从口袋里掏出两块钱，递给我。

我没接。

“大叔，昨天谢谢你的馒头。”

他咧嘴笑了，露出一口黄牙。“我说了，掉的。”

我看着他，鼓起这辈子最大的勇气。

“大叔，我跟你干活行不？我不要工钱，管我两顿饭就行。”

他盯着我，看了足足有半分钟。

那眼神像是在评估一堆废铁的成色。

“读书的？”

“高中毕业。”我有点不好意思。

“呵，高中生来收破烂？”他语气里带着点嘲讽。

我的脸又红了，“找不到活。”

他没再说话，跳上三轮车。

我以为他要走，心里一阵失落。

他蹬了两下，又停住，回头看我。

“还愣着干嘛？上车。”

我愣住了。

“不想干了？”

“想！”我几乎是吼出来的，三步并作两步跳上了车斗，坐在那堆散发着酸臭味的废品上。

三轮车吱吱呀呀地往前走。

我坐在垃圾山上，看着倒退的、越来越模糊的城市，突然觉得，我的深圳，好像才刚刚开始。

他没问我的名字，我也没问他的。

他就让我叫他德叔。

德叔的“家”，在福田村边上，一片臭水沟旁边，用石棉瓦和废木板搭起来的棚子。

里面除了一张木板床，一个蜂窝煤炉，就是堆积如山的废品。

空气里弥漫着一股难以形容的味道，是金属的锈味、纸皮的霉味、塑料的化学味和汗臭味的混合体。

“晚上你睡这。”德叔指了指床底下的一堆厚纸皮。

“好。”我没有丝毫犹豫。

有瓦遮头，不用在天桥上喂蚊子，我已经感恩戴得。

德叔扔给我半块发黑的肥皂和一个破了口的搪瓷盆。

“去，沟里把自己洗干净，臭得像堆烂菜叶。”

那条水沟，黑得像墨汁，但我还是把自己从头到脚搓了一遍。

晚饭是白粥配咸菜。

德叔自己吃一碗，给我盛了满满一大碗。

我饿坏了，呼噜呼噜喝了个底朝天。

“吃那么快，赶着投胎？”德叔瞥了我一眼。

我不好意思地放下碗。

“明天早上四点起。”他说完，就躺到木板床上，不再理我。

我躺在硬邦邦的纸皮上，听着外面的虫鸣和远处工地的轰鸣，一夜无眠。

不是睡不着，是兴奋。

我终于，在深圳有了一个“窝”，有了一份“活”。

第二天，天还没亮，我就被德叔一脚踹醒了。

“起来！”

我一个激灵坐起来，天边还是灰蒙蒙的。

早饭依然是白粥，但多了一个水煮蛋。

德叔把那个蛋扔给我，“吃了，今天有你累的。”

我把蛋揣在怀里，没舍得吃。

德叔的三轮车，是他吃饭的家伙。两个轮子是他自己焊的，车斗比别人的大一圈。

“收废品，也是一门学问。”德叔蹬着车，在空无一人的街道上穿行，“你个读书人，脑子应该比我好使。”

“德叔，这里面有什么学问？”

“学问大了。”他吐了口唾沫，“纸皮分黄板、花纸、报纸，价钱都不一样。塑料分PE、PVC、ABS，外行人看得懂吗？铜，分黄铜、紫铜，一斤差好几块钱。你分不清，就等着被人坑死。”

我听得一愣一愣的。

原来收破烂，不是简单的捡垃圾。

我们的第一站，是一个大型的住宅小区。那时候的深圳，已经有了商品房。

德叔显然是这里的熟面孔。

“德叔，今天来这么早啊。”一个提着垃圾袋的阿姨跟他打招呼。

“刘姐，早。家里有纸皮没？”

“有有有，攒了一堆，在你老地方。”

德叔让我推着一个破旧的蛇皮袋，跟着他熟门熟路地走到垃圾站旁边一个角落。

那里果然堆着一摞捆好的纸箱。

“称一下。”德叔从车上拿下一个弹簧秤。

我废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那堆纸皮挂上秤。

“二十三斤。”

德叔从腰包里数出几张毛票，递给那个阿姨。

“德叔你这秤，准。”阿姨笑着走了。

“看明白了？”德叔问我。

“什么？”

“关系。”德叔用手指敲了敲自己的脑袋，“这片小区的清洁工、保安，我都打点好了。他们帮我留东西，我给他们一点好处。这叫人脉。光靠自己一双眼，你能捡多少？”

我恍然大悟。

“第二，要会看。”德叔指着一个被扔掉的电风扇，“这玩意儿，你看到的是什么？”

“破风扇。”

“蠢！”德叔骂了一句，“我看到的是塑料外壳、铜线圈、铁支架。外壳几毛一斤，铁几毛一斤，里面的铜，十几块一斤。一个破风扇，拆开了卖，比整个当废铁卖，多赚一倍。”

他用一把钳子，三下五除二就把风扇拆解了。

黄澄澄的铜线圈露了出来，在晨光下闪着金钱的光芒。

我彻底服了。

这哪里是收破烂，这简直是炼金术。

“今天，你的任务，就是分拣。”

回到棚子，德叔指着院子里堆成小山一样的废品。

“把塑料、纸皮、金属，全部分开。分不清楚的，放一边问我。”

我点点头，拿过一个蛇皮袋就干了起来。

这活儿比我想象的要脏、要累得多。

各种垃圾袋里，什么都有。剩饭剩菜、破布烂袜子，还有不知道什么东西腐烂后流出的黏液。

那股味道，直冲天灵盖。

我好几次都忍不住想吐。

“怎么？嫌脏？”德叔不知道什么时候站在我身后，“钱，就是从最脏的地方刨出来的。你连这点脏都受不了，趁早滚回你老家去。”

我咬着牙，没说话，继续埋头干。

手上被铁皮划了好几个口子，汗水流进去，又痒又疼。

一天下来，我整个人就像在垃圾堆里洗了个澡。

到了晚上，我累得连抬根手指的力气都没有了。

德叔递给我一瓶红药水和一卷纱布。

“自己处理下。”

我笨手笨脚地给自己上药。

“你个高中生，家里人让你出来收破烂？”他突然问。

“我爹妈不知道。”我低着头，“我跟他们说，我在电子厂上班。”

“为什么来深圳？”

“家里穷，欠了债。我妹读书要钱。”

德叔沉默了。

过了很久，他才说：“这行，饿不死，也发不了大财。但能让你站住脚。前提是，你得把腰弯下来。”

那天晚上，我把白天没舍得吃的那个鸡蛋，小心翼翼地剥开，分了一半给德叔。

他愣了一下，没拒绝，接过去，一口就吞了。

“咸了。”他说。

我跟着德叔干了一个月。

这一个月，我学会了用鼻子闻就能分清不同种类的塑料，用手掂就能估出废铁的大概重量。

我的手上长满了老茧，皮肤晒得和德叔一样黑。

我也渐渐摸清了德叔的脾气。

他嘴巴很毒，但心不坏。他教我东西，从来不藏着掖着。

“眼睛要尖，脑子要活，嘴巴要甜，腿脚要快。”这是德叔的十六字真言。

“看到穿得干净的，就叫老板。看到年纪大的，就叫大叔大姐。嘴甜一点，人家才愿意把东西卖给你。”

“看到工地、工厂，别怕，凑上去跟保安递根烟，问问有没有废料要处理。问十家，有一家点头，你就赚了。”

我开始跟着德叔一起出去跑。

他负责掌舵，我负责力气活。

我们像两只勤劳的工蜂，穿梭在深圳的大街小巷。

从繁华的华强北，到偏僻的工业区，都留下了我们三轮车的吱呀声。

我们去过即将拆迁的城中村，那里的住户搬家，会扔掉很多旧家具、旧电器。

德叔会像个老练的猎人，在废墟里精准地找出最有价值的“猎物”。

一个破旧的木柜子，他能看出是实木的，转手卖给旧货市场，就能赚几十块。

我们也去过电子厂的后门。

德叔跟管仓库的一个主任混得很熟，每次去都带两条廉价的香烟。

那个主任就会把一些报废的线路板、带瑕疵的电子元件，以极低的价格卖给我们。

在别人眼里，那是垃圾。

在德叔眼里，那是金矿。

那些线路板上，有铜，有锡，甚至还有微量的金。德叔有渠道，能把这些贵金属提炼出来。

我第一次看到德叔把他那个宝贝铁皮盒子打开，里面是几小块黄澄澄、沉甸甸的东西时，我眼珠子都快掉出来了。

“金子？”

“嘘！”德叔警惕地看了一眼四周，“这才是我们这行真正赚钱的东西。记住，财不露白。”

我咽了口唾沫，心砰砰直跳。

我开始明白，收废品，不仅仅是体力活，更是信息战和人情战。

德叔就是这片江湖里的老炮儿。

他知道哪个片区的废品最值钱，哪个回收站的老板最黑心，哪个工厂什么时候会清仓。

这些，都是他用十几年的汗水和经验换来的。

而他，正在一点一点地，把这些教给我。

那天，我们收了一车货，准备去南山的一个回收站。

路上，经过一片工地，德叔突然把车停下了。

“下去看看。”

那工地正在打地基，挖出来的泥土堆在一边。

“看什么？”我不解。

“看电缆。”德叔指着泥堆里若隐若现的一些黑色胶皮，“新建的工地，有时候会埋错电缆，或者有废弃的旧电缆。挖出来，就是钱。”

我们俩拿着铁锹，跳进泥坑里。

挖了半天，真的被我们拽出来一根胳Cū的电缆。

足足有十几米长。

德叔用刀割开一小段胶皮，里面是亮闪闪的紫铜线。

“发了，林伟！”德叔的眼睛都在放光。

我们俩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那根电缆弄上车。

到了回收站，一过秤，光这电缆里的铜，就卖了八百多块。

八百多！

相当于我爹在老家种一年地的收入。

德叔数出三百块，塞给我。

“你的。”

“德叔，这太多了……”我手都在抖。

“拿着！你挖出来的，就该你得。”德叔的语气不容置疑，“这是你凭力气赚的第一笔大钱，收好。”

我捏着那三张崭新的“大团结”，手心全是汗。

晚上，我破天荒地去小卖部买了两瓶啤酒，还切了半斤猪头肉。

“德叔，我们喝点。”

德叔看着酒和肉，愣了一下，笑了。

“你小子，会来事儿了。”

那天晚上，借着酒劲，德叔的话多了起来。

他说他也是从内地来的，老婆孩子都在老家。他出来十几年了，每年就过年回去一次。

“为什么不把嫂子接过来？”我问。

“接过来住哪？住这破棚子？”德叔自嘲地笑了笑，“我这辈子，就这样了。攒点钱，给儿子在老家盖个房，娶个媳妇，就行了。”

他的眼神里，有一种我看不懂的落寞。

“你不一样，林伟。”他看着我，“你年轻，有文化。收破烂，只是你的一块跳板。你得往上走。”

我不知道怎么接话，只能闷头喝酒。

那晚的酒，很烈。

那晚的月光，很亮。

我第一次，对未来有了一点模糊的，但却滚烫的期待。

在深圳收废品，就像在原始森林里打猎。

有猎物，自然也有别的猎人。

我们的地盘，主要在福田和南山交界的一片。

而罗湖那边，是另一个人的天下。

他叫阿彪，潮汕人，三十出头，开一辆改装过的机动三轮车，手下还跟着两个小弟。

阿彪这人，霸道，不讲规矩。

我们和他也算井水不犯河水，但总有地盘交叉的时候。

那天，我和德叔在华强北后面的一个电子市场收货。

这是一个我们长期合作的老板，每个月都会有一批淘汰的电脑配件处理给我们。

我们刚把货装上车，阿彪就带着人来了。

他的机动三轮，“突突突”地响，直接堵在我们前面。

“德叔，捞过界了吧？”阿彪从车上跳下来，嘴里叼着烟，一脸横肉。

“阿彪，这家店一直是我在收，你不是不知道。”德叔站得笔直，脸色平静。

“以前是以前，现在，这片归我了。”阿彪吐掉烟头，用脚碾了碾，“识相的，把货留下，人滚蛋。”

他身后两个小弟，手里抄着铁棍，虎视眈眈。

我当时年轻气盛，血一下子就涌上头了。

“凭什么！”我抓起车上的一根铁管，站到德叔前面。

德叔一把将我拉到身后。

他看着阿彪，一字一句地说：“阿彪，做人留一线，日后好相见。这批货，我们已经谈好了价钱。你现在来抢，坏了道上的规矩。”

“规矩？”阿彪笑了，笑得很张狂，“在深圳，我的拳头，就是规矩！”

他说着，就上来抢我们车上的货。

我忍不住了，抡起铁管就要砸过去。

“林伟，住手！”德叔厉声喝道。

我愣住了。

就这一下，阿彪的人已经把我们车上的货搬了一半过去。

“德叔！”我急得满头大汗。

德叔死死拉住我，对我摇了摇头。

他的眼神，异常冷静。

阿彪抢了货，得意洋洋地开着车走了，留下一串黑烟和嚣张的笑声。

我气得浑身发抖，一拳砸在三轮车上。

“德叔！就这么让他们抢了？这得小一千块钱啊！”

德叔没说话，默默地把剩下的一点货重新捆好。

回去的路上，我一句话都没说，心里憋着一股火。

我觉得德叔太怂了。

到了棚子，他才开口。

“你是不是觉得我很没用？”

我没吭声，算是默认了。

“林伟，你记住。”德叔的声音很沉，“硬碰硬，是最蠢的办法。他有两个人，手里有家伙，我们呢？打起来，我们肯定吃亏。打伤了，医药费谁出？耽误了干活，损失谁补？为了几百块钱，把自己搭进去，值吗？”

我还是不服气，“那也不能就这么算了！”

“当然不能就这么算了。”德叔眼里闪过一丝精光，“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我们收破烂的，有我们自己的办法。”

我没明白他的意思。

接下来的几天，德叔像没事人一样，照常出车，收货。

只是，他开始带着我往罗湖那边跑。

那是阿彪的地盘。

我们不去抢他的生意，只是在一些偏僻的角落，收一些他看不上的零散废品。

“德叔，我们来这干嘛？这点东西，还不够油钱。”我不解。

“踩点。”德叔说。

我们一连在罗湖转了四五天。

德叔好像在找什么东西。

终于，在笋岗的一个大型仓库区，他停了下来。

这是一个物流中转站，每天都有大量的货车进出。

仓库后面，有一个巨大的垃圾压缩站。

“就是这了。”德叔说。

“这有什么？”

“阿彪大部分值钱的货，都是从这里出来的。”德叔压低声音，“我打听过了，管这片的一个主管，是阿彪的同乡。”

“那我们更没戏了。”

“不一定。”德叔神秘地笑了笑。

接下来的几天，德叔每天都让我买一份《深圳特区报》，然后就蹲在那个仓库区外面。

他不收货，就是看。

看货车进出，看工人装卸，看阿彪的人什么时候来拉货。

我完全看不懂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一个星期后的一天下午，机会来了。

一辆大货车在仓库门口卸货，卸下来的是一箱箱包装精美的进口饼干。

在搬运过程中，一个工人不小心，一箱饼干从车上掉了下来，摔破了。

那个主管，也就是阿彪的同乡，骂骂咧咧地走过来，看了一眼，一脸嫌弃。

“破了，不能卖了！扔到后面垃圾站去！”

德叔的眼睛，瞬间就亮了。

“走！”

他蹬着三轮车，绕到仓库后面。

那箱摔破的饼干，果然被扔在了垃圾堆旁边。

“快，搬上车！”

我还有点犹豫，“德叔，这……这是偷吧？”

“偷个屁！”德叔骂道，“这是他们不要的垃圾！我们收废品，捡他们不要的东西，天经地义！”

我一想也是，便不再犹豫，和他一起把那箱饼干抬上了车。

回到棚子，我们打开箱子。

里面大概有二十几盒铁罐饼干，只有最外面的两三盒被摔瘪了，里面的都完好无损。

包装上全是英文，看起来就很高档。

“这玩意儿能卖钱？”我问。

“能。”德叔拿出一盒，“跟我走。”

他带我去了火车站附近的一个地方。

那里有很多倒卖各种票证、外汇券的“倒爷”。

德叔熟门熟路地找到一个戴金链子的胖子。

“山哥，有好东西。”

德叔把那盒饼干递过去。

那个叫山哥的胖子接过去，看了看，眼睛一亮。

“哟，蓝罐曲奇？哪搞来的？”

“你别管。这东西，什么价？”

“整箱的？”

“对，二十盒，保证没开封。”

山哥摸着下巴，盘算了一下。

“五十块一盒，我全要了。”

五十块！

我倒吸一口凉气。二十盒，就是一千块！

比我们被阿彪抢走的那批货还值钱！

德叔却摇了摇头。

“山哥，你这就没意思了。这东西在友谊商店卖多少钱一盒，你比我清楚。没有八十，我扭头就走。”

两人你来我往，一番讨价还价。

最后，以七十块一盒成交。

二十盒，一千四百块。

德叔点着那一沓厚厚的钞票，手很稳。

回去的路上，我激动得话都说不出来。

“德叔，你太神了！”

“神个屁。”德叔说，“我只是看了报纸。报纸上说，最近海关查得严，很多走私进来的洋货都被扣了。市面上这种进口饼干，正是稀缺的时候。”

“这你都能想到？”

“收破烂，收的不仅仅是破烂，更是信息。”德叔拍了拍我的肩膀，“阿彪有拳头，我们有脑子。他抢我们一次，我们就让他把本带利吐出来。”

我看着德叔的侧脸，他脸上的皱纹在夕阳下，像刻着智慧的年轮。

我第一次明白，什么叫“有我们自己的办法”。

那笔钱，德叔分了我五百。

我没要。

“德叔，这钱我不能要。主意是你想的，力是我出的。没有你，我连那箱饼干是什么都不知道。”

这是我第一次，拒绝德叔给的钱。

他看了我很久，点了点头，把钱收了回去。

“行，林伟，你出师了。”

那天晚上，他把那个装金子的小铁盒拿了出来。

“这笔钱，算我们俩合伙的第一笔本金。”

他当着我的面，把那一千四百块，工工整整地放进了铁盒里。

我的心，在那一刻，烫得厉害。

从“饼干事件”之后，我感觉自己脱胎换骨了。

我不再仅仅满足于跟着德叔走街串串巷，收一些零散的纸皮和瓶子。

我的眼光，开始投向那些更大的目标——工厂。

91年的深圳，遍地都是工厂。电子厂、玩具厂、服装厂……它们是这个城市的心脏，日夜不停地运转，同时也源源不断地产生着“废品”。

这些废品，在厂长眼里是垃圾，在我们眼里，是宝藏。

但想从工厂里拿到货，并不容易。

德叔说，这叫“攻山头”。每个山头，都有一个“山大王”——管仓库的、管后勤的，或者是保安队长。

搞不定这些人，你连工厂的门都进不去。

我的第一个目标，是宝安区的一家大型玩具厂。

我蹲了三天点。

摸清了他们每天倒工业垃圾的时间，也看清了管这事的是一个姓王的保安队长。

王队长四十多岁，是个退伍军人，腰板挺得笔直，不苟言笑，看起来很难打交道。

德叔给了我两条“好日子”香烟。

“去，别怕。伸手不打笑脸人。”

我鼓足勇气，趁着王队长休息的时候凑了上去。

“王哥，抽根烟。”我满脸堆笑，把烟递过去。

他瞥了我一眼，没接。

“有事？”

“王哥，我是收废品的。想问问，你们厂里有没有废塑料、烂纸箱什么的要处理？”

“厂里的废品，有专门的公司回收。”他硬邦邦地回了一句，直接堵死了我的路。

我碰了一鼻子灰。

“德叔，不行，人家不搭理我。”

“一次不行，就去两次。两次不行，就去十次。”德叔说，“当年我为了拿下一个铝材厂的单子，在人家门口守了半个月。脸皮，就是我们这行最大的本钱。”

我咬了咬牙，第二天又去了。

这次，我不仅带了烟，还买了一瓶二锅头。

王队长依然是那副冷冰冰的样子。

我也不气馁，就陪他站着，有一搭没一M搭地跟他聊天。

聊天气，聊深圳的发展，聊他当兵时候的事。

一连去了五天。

到第六天，我再去的时候，他终于主动跟我说了一句话。

“你这小伙子，挺有毅力啊。”

他接过了我的烟。

我知道，有戏了。

又磨了几天，他终于松了口。

“厂里确实有一批废弃的模具和一些残次的塑料件。但是，这事我一个人说了不算。”

“王哥，你指条路。”

“后勤的李主任，你得搞定他。”

李主任是个胖子，油头粉面，笑起来像个弥勒佛。

一看就是个难缠的主。

对付这种人，德叔教我的办法是：投其所好。

我花了几天时间，终于打听到，李主任好打麻将。

我心一横，从我和德叔的“公款”里，取了五百块钱。

我找到李主任常去的棋牌室，故意在他旁边开了个桌。

我打牌的技术，是村里练出来的，不好不坏。

但我那天，手气“特别差”。

专给李主任点炮。

一个下午，我输了三百多块，大部分都进了李主任的口袋。

他赢了钱，心情大好，看我的眼神都亲切了不少。

“小兄弟，哪发财啊？”

“李哥，我就是个收破烂的，小本生意。”我装作垂头丧气的样子，“今天手气太背了。”

“收破烂？”他愣了一下，“哪个厂的？”

“没固定的地方，就到处跑跑。这不，听说你们玩具厂规模大，想来碰碰运气。”

“哦……”他拖长了音，笑得意味深长，“这事啊，好说。”

第二天，我就接到了李主任的电话。

那批废模具和塑料，他做主，处理给了我。

价格，比市价低了三成。

我和德叔，两个人，三辆三轮车（找邻居借的），整整拉了两天。

那一单，刨去打点的成本，我们净赚了三千块。

拿着那笔钱，我手都在抖。

这不仅仅是钱，更是我靠自己的脑子和坚持，拿下的第一场“战役”。

“好小子，有我的风范了。”德叔狠狠地拍着我的肩膀，比他自己赚钱还高兴。

我用这笔钱，做的第一件事，是去邮局，给家里汇了一千块钱。

我在汇款单上写：儿在深圳电子厂，一切安好，勿念。

写下这几个字的时候，我鼻子发酸。

第二件事，是给德叔买了一身新衣服，一双解放鞋。

“你买这干啥？我穿惯了旧的。”他嘴上骂我浪费钱，眼睛里却全是笑意。

第三件事，我给自己买了一辆二手凤凰牌自行车。

有了自行车，我的活动范围大大增加了。

我不再是那个只能睡天桥的林伟了。

我在深圳，有了自己的事业，有了自己的“战马”。

我开始疯狂地“攻山头”。

我揣着香烟和笑脸，跑遍了宝安和南山的工业区。

我被狗追过，被人骂过，被人当骗子赶出来过。

但更多的时候，我的坚持和德叔教我的那些“人情世故”，起作用了。

我拿下了三个小电子厂，一个制衣厂的废品回收业务。

虽然量不大，但每个月都能给我们带来稳定而可观的收入。

我们的棚子，已经堆不下越来越多的废品。

德叔决定，租个地方。

我们在福田村里，租了一个带院子的小平房。

虽然还是简陋，但我们终于有了一个像样的落脚点，有了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废品回收站”。

我们还雇了第一个帮手，一个和我们一样从内地来，老实巴交的年轻人，叫石头。

事业，就像滚雪球，越滚越大。

德叔把账本交给了我。

“你读过书，心细，以后钱和账，你来管。”

我看着那本写满了歪歪扭扭数字的笔记本，第一次感觉到了肩上的重量。

这不再是一个人的温饱，而是三个人的生计。

也是在那段时间，我遇到了她。

她叫小芹，在一家电子厂的流水线上班。

那个厂子，也是我的客户之一。

我每次去拉货，都能看到她。

她总是穿着一身蓝色的工服，戴着一顶防静电的帽子，安安静静地坐在流水线前，低着头，熟练地焊接手里的电路板。

她很白，很清秀，和这个充满汗水和噪音的工业区，格格不入。

我不知道怎么跟她搭讪。

我一个收破烂的，浑身都是汗臭和机油味。

而她，像一朵干净的白兰花。

我只能每次去的时候，故意把三轮车蹬得叮当响，希望她能看我一眼。

有一次，下起了暴雨。

我拉着一车货，正好路过她下班。

她没带伞，抱着头在雨里跑。

我脑子一热，蹬着车就冲了过去。

“上车！”我冲她喊。

她愣住了，看着满身泥水的我和我那辆破三轮。

“快点，要淋湿了！”我把车上的一块塑料布扯下来，披在她头上。

她犹豫了一下，还是坐了上来。

我用尽全身的力气蹬着车，雨水打在脸上，冰冷。

但我的心，是滚烫的。

我把她送到了她们的员工宿舍楼下。

她下车，把塑料布递给我。

“谢谢你。”她的声音很好听。

“不……不客气。”我紧张得话都说不利索。

“我叫小芹。”她笑了，有两个浅浅的酒窝。

“我叫林伟。”

那天之后，我们就算认识了。

我每次去她们厂，都会想办法跟她说几句话。

有时候，是问她吃饭了没。

有时候，是给她带一个我从路边买的烤红薯。

我知道，我们是两个世界的人。

她是厂里的“厂花”，有很多年轻的男工追她。

而我，只是一个收破lád的。

但爱情这东西，来了，就挡不住。

我攒了很久的钱，买了两张电影票。

是周润发的《纵横四海》。

我把票捏在手心，手心全是汗，在她们宿舍楼下等了她一个小时。

我跟她说，我想请她看电影。

她看着我，眼神很复杂。

我以为她要拒绝。

但她最后，点了点头。

那是我这辈子，最开心的一个晚上。

电影院里演了什么，我一点都不记得。

我只记得，黑暗中，我闻到她头发上洗发水的清香。

我只记得，我鼓起勇气，碰了碰她的手。

她没有缩回去。

我们的生意越来越好，阿彪那边，自然就越来越眼红。

他开始处处给我们使绊子。

我们去收货，他会派人来捣乱，说我们的秤不准。

我们联系好的工厂，他会去撬墙角，用更低的价格恶意竞争。

我和德叔，都憋着一口气。

我们知道，和阿彪之间，迟早会有一场硬仗。

导火索，是一家港资的线路板厂。

这家厂，规模巨大，是深圳当时最先进的电子厂之一。

他们产生的废料，尤其是那些含贵金属的边角料，价值惊人。

拿下这家厂，就等于拿下了这个行业的一座金山。

我和阿彪，同时盯上了这块肥肉。

厂里的负责人，是个香港人，姓黄，我们都叫他黄老板。

黄老板精明得很，他放出风声，谁出的价高，服务好，就把这单生意给谁。

这等于是在我们和阿彪之间，摆下了一个擂台。

为了拿下这个单子，我下了血本。

我把我们所有的积蓄都拿了出来，准备报价。

德叔劝我：“林伟，这事得小心。阿彪那个人，为达目的，不择手段。”

“德叔，你放心。今时不同往日了。我们现在也有自己的地盘和人脉，不一定就怕他。”

我花了一个星期，做了一份详细的回收方案。

从废料分类，到运输流程，再到环保处理，我都写得清清楚楚。

我还特意去学了几句蹩脚的粤语。

我去见黄老板那天，特意穿上了给德叔买的那身新衣服。

黄老板看了我的方案，又听了我用蹩TA脚粤语做的介绍，露出了赞许的表情。

“林先生，你的方案，很专业。”

我心里一喜。

但阿彪那边，显然也做了准备。

他直接把价格压到了一个我们几乎没有利润空间的水平。

而且，他还请黄老板去最高档的酒楼吃饭、去夜总会消遣。

这些，都是我和德叔玩不来的。

一个星期后，消息传来。

黄老板把合同，给了阿彪。

我当时就懵了。

我所有的努力，都白费了。

“德叔，我输了。”我坐在院子里，一根接一根地抽烟。

“输了报价，不等于输了全部。”德叔坐在我旁边，很平静，“等着看吧，阿彪吃不下这块肥肉。”

我不懂他的意思。

“那家厂的废料，成分很复杂。里面不仅有铜、锡，还有很多别的金属。如果没有专业的提炼技术，光靠他那种小作坊的土办法，根本分不干净，成本会高得吓人。他报那个价，就是个死价，稳赔不赚。”

“那他为什么还要这么干？”

“他为的不是赚钱，是想把我们挤走，垄断这片市场。”德叔一针见血，“他想撑，我们就让他撑。等他撑不住的时候，就是我们的机会。”

果然，不出德叔所料。

一个月后，阿彪那边就出问题了。

我安插在回收站的一个眼线告诉我，阿彪收了那批线路板，根本处理不了。

他找了好几个回收站，都没人能接。

那些废料堆在他的场子里，占地方，还污染环境。

黄老板那边，也因为废料清运不及时，对他很不满。

机会来了。

德叔找到了一个在广州的远房亲戚。

那个亲戚，开了一家小型的有色金属冶炼厂，有正规的技术和设备。

德叔带着我，连夜坐火车去了广州。

我们和那个亲戚谈好，我们负责收货，他们负责提炼，利润分成。

拿着这份技术合作的意向书，我再次找到了黄老板。

“黄老板，我知道你现在遇到的麻烦。阿彪没有能力处理你们的废料。但是，我们有。”

我把和广州那边的合作方案，摆在了他面前。

黄老板是个生意人。

他只看结果，不看过程。

阿彪解决不了的问题，我能解决。

他当机立断，中止了和阿彪的合同，转而和我们签了约。

而且，因为我们有后续的提炼能力，能从废料里创造更多价值，他给我们的回收价格，比之前给阿彪的还要高。

我们赢了。

赢得干干净净，漂漂亮亮。

阿彪赔了夫人又折兵，亏了一大笔定金，还丢了人。

他来找过我。

那天晚上，他喝得醉醺醺的，堵在我家门口。

没有了之前的嚣张，眼神里全是血丝和不甘。

“林伟，算你狠。”

“阿彪，生意场上，各凭本事。”我看着他，心里没有报复的快感，只有一点点唏嘘。

深圳这个地方，变化太快了。

你今天可以是王，明天，可能就一无所有。

拿下线路板厂的合同后，我们的生意进入了快车道。

我们不再是那个骑着三轮车走街串巷的“游击队”了。

我们租了更大的场地，买了一辆二手的解放牌卡车。

德叔是司机，我是业务员，石头是我们的装卸队长。

我们成立了一个小小的公司，名字是德叔起的，叫“德伟再生资源回收站”。

把我们俩的名字，都放了进去。

我把小芹，从电子厂里“挖”了出来。

我让她来我们公司当会计。

她一开始不同意，觉得收破烂不好听。

“小芹，这不是收破烂。”我拉着她的手，认真地对她说，“这是一份事业。我们把别人不要的东西，变成有用的资源。我们在为这个城市做贡献。”

她看着我被机油和灰尘弄得黑乎乎的脸，看着我眼睛里的光。

她最后，还是同意了。

她来了之后，我们那个杂乱无章的回收站，开始变得井井有条。

每一笔账目，她都记得清清楚楚。

每一个客户，她都整理得妥妥当当。

她就像我们这个粗糙世界里的一抹亮色。

有她在，那个充满汗臭和金属锈味的院子，都好像多了几分温馨。

1993年，我和小芹结婚了。

没有盛大的婚礼，就在我们那个小院里，摆了几桌酒席。

请了我们所有的客户，还有福田村的街坊邻居。

德叔是我们的证婚人。

他那天喝了很多酒，第一次在我面前哭了。

他拉着我的手，说：“林伟，我没看错你。你比我有出息。”

“德叔，没有你，我还在睡天桥。”我眼圈也红了。

“以后，对小芹好点。她是个好姑娘。”

“嗯。”我重重地点头，握紧了身边小芹的手。

婚后，我们在市区买了一套小小的两居室。

我们终于，在深圳有了一个真正的家。

德叔不愿意跟我们一起住，他说他不习惯城里的楼房，还是喜欢睡在他的小平房里，听着院子里的风声。

我知道，他是不想打扰我们。

我每个星期，都会带着小芹和好酒好菜，回去看他。

我们三个人，就像一家人。

我们的事业，也越来越大。

我们不再满足于简单的废品回收。

德叔在广州的那个亲戚，给了我们启发。

我们用赚来的钱，引进了几台小型的粉碎机和分拣设备。

我们开始自己做废旧塑料的初加工。

把回收来的塑料瓶、塑料膜，粉碎、清洗，做成再生塑料颗粒。

这些颗粒，可以卖给下游的工厂，用来制作新的塑料制品。

这个转型，让我们的利润翻了好几倍。

我们从一个单纯的“搬运工”，变成了一个有技术含量的“加工厂”。

我开始频繁地出差，去东莞，去佛山，去联系那些需要再生塑料的工厂。

我穿着西装，打着领带，和那些厂长、老板们在酒桌上推杯换盏。

我已经不再是那个穿着破背心，满身汗臭的收破烂的小伙子了。

但每次回到深圳，回到我们那个院子，闻到那股熟悉的、混杂着各种废品味道的空气，我心里才觉得踏实。

我从来没有忘记，我是从哪里来的。

1995年，我们的儿子出生了。

德叔给他取名叫“林念德”。

意思是，希望他永远不要忘记，我们一家，都念着德叔的好。

德叔抱着小小的婴儿，布满老茧的手，轻轻地抚摸着他的脸。

那张饱经风霜的脸上，露出了从未有过的、柔软的笑容。

他把他那个小铁盒，送给了我儿子。

“这是爷爷给你的。以后，用这里面的钱，好好读书。”

我打开铁盒，里面除了那几块小小的金子，还有一沓沓工工整整的钞票。

那是我们这些年，一点一点攒下来的。

是我们的根。

时间过得飞快。

深圳，一天一个样。

我们的小回收站，也变成了占地几十亩的再生资源处理中心。

我们有了自己的车队，自己的工厂，几百号员工。

我也成了别人口中的“林总”。

德叔老了。

他的背，越来越驼。头发，也全白了。

他不再管公司的具体事务，每天最大的乐趣，就是开着一辆电瓶车，在厂区里溜达，或者在家带我的儿子。

他还是住在那个小平房里，他说那里接地气。

2001年，深圳申办大运会成功。

整个城市，都沸腾了。

大规模的城市改造，开始了。

我们所在的福田村，被划入了拆迁范围。

我们的工厂，也面临着搬迁。

那段时间，我忙得焦头烂额。

找新的厂址，安抚员工，和政府部门谈判。

我很久，没有回去看德叔了。

一天晚上，我接到石头的电话。

“林哥，不好了，德叔出事了！”

我脑袋“嗡”的一下。

我赶到医院的时候，德叔躺在病床上，戴着氧气罩。

医生说，是突发性脑溢血。

“他年纪大了，身体底子本来就差，加上最近拆迁的事，情绪激动……”

我看着病床上昏迷不醒的德叔，心如刀绞。

是我，是我疏忽了。

我只顾着我的事业，我的版图，却忘了他。

忘了这个把我从天桥上捡回来，给了我一切的老人。

我在医院守了三天三夜。

小芹把公司的事情都揽了过去，让我安心照顾德叔。

第四天早上，德叔醒了。

他动了动手指，眼睛慢慢睁开一条缝。

“林……伟……”他的声音，微弱得像蚊子叫。

“德叔，我在这！”我扑过去，握住他的手。

他的手，冰冷，干瘦。

他看着我，眼神里，没有痛苦，只有安详。

他张了张嘴，好像想说什么。

我把耳朵凑过去。

“回……家……”

我明白了。

我把他接回了那个即将被拆掉的小平房。

他躺在他那张睡了几十年的木板床上，看着院子里那棵他亲手种下的木瓜树。

他笑了。

“林伟，我这辈子，值了。”

“我捡了个破烂，却捡回来一个儿子，一个孙子。”

“以后，公司交给你，我放心。”

“做生意，要凭良心。别忘了，我们是干什么的。”

“我们是……把垃圾，变成宝贝的人……”

他的声音，越来越低。

那天下午，他走了。

走得很安详。

我按照他的遗愿，把他的骨灰，带回了他的湖南老家。

那是一个我从未去过的小山村。

他的老伴，早已经去世了。

他的儿子，用德叔寄回去的钱，盖了村里最漂亮的楼房，却常年在外打工。

我把德叔，安葬在他妻子的旁边。

坟前，我恭恭敬敬地，磕了三个头。

爹。

我在心里，轻轻地叫了一声。

回到深圳，拆迁的推土机，已经开进了福田村。

我站在我们那个小院的废墟前，站了很久。

这里，是我梦想开始的地方。

如今，一切都将尘归尘，土归土。

一个新的时代，要来了。

我没有沉湎于过去。

我把工厂，搬到了更远的龙岗。

规模，比以前更大了。

我们引进了德国最先进的环保处理设备，我们的技术，在全国都是领先的。

我把公司的名字，改了。

不再叫“德伟”。

我注册了一个新的集团，叫“金德集团”。

取“点石成金，以德为本”之意。

很多人问我，林总，你一个收破烂起家的，怎么能把企业做得这么大？

我总是笑笑，不说话。

他们不知道，在那个炎热的、充满希望的九十年代。

在深圳的一座天桥上。

有一个收废品的大叔，对一个快要饿死的年轻人说：

“跟我干，我教你。”

他教我的，不仅仅是如何分辨废品的价值。

他教我的，是如何把自己的腰弯下来，去捡起那些被别人丢弃的尊严和机会。

他教我的，是如何用脑子，而不是拳头，去赢得尊重。

他教我的，是做人的根本。

那就是，德。

如今，我站在深圳最高楼的落地窗前，看着脚下这个流光溢彩的城市。

我知道，在这个城市的某个角落，一定还有像我当年一样的年轻人，揣着梦想，也揣着迷茫。

我不知道他们会不会遇到他们的“德叔”。

但我希望，他们能像当年的我一样，在最绝望的时候，依然相信。

相信汗水，相信坚持，相信善良。

也相信，这个城市，永远会给那些真正努力的人，一个机会。

一个把垃圾，变成宝贝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