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首见！陕西出土鎏金铜辟邪纽套印

来源：西安发布

2020年，为配合基本建设，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在陕西省西安市灞桥区新筑街道黄邓村清理了一批东汉墓[1]，其中M35出土一件鎏金铜辟邪纽套印，印台四面阴刻有建筑、人物、动物图案，为全国首见，对研究东汉时期的丧葬用印、玺印制度有重要价值。现将此印介绍如下，并对辟邪纽印章的年代及其蕴含的汉代丧葬观念略作研究。

一、印章形制

这件辟邪纽套印所在的东汉墓M35，系长斜坡墓道砖室墓，坐西朝东，总长11.78米，墓内出土各类器物共38件（组），套印出土于墓室北部。此印为铜质，器表鎏金，母印与子印均为辟邪纽，组合整体呈大辟邪环抱小辟邪之姿，两辟邪皆作扭身侧首仰天长啸状。印台为长方体，四面阴线刻有图案（具体描述详见后文）。印面近方形，印文为篆体阳文“王俊之印”四字，印文深峻，铸造而成。印面边长2～2.1、印台高1.2、通高3.2厘米（封面；封二∶1～4；图一、二）。

封二 西安黄邓东汉墓（M35）出土鎏金铜辟邪纽套扣

图一 黄邓M35出土鎏金铜辟邪纽套印印面

图二 黄邓M35出土鎏金铜辟邪纽套印（原大）

二、辟邪纽印章的年代

辟邪纽印章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单体印，另一类是套印。前者流行于西汉末至新莽时期，器形相对较小；后者至东汉时出现，体积因套印所需而有所增大。由于以往考古出土的标准器数量较少，学界对辟邪纽套印的年代判断存在一定分歧，大致有两种观点：一种是东汉晚期出现，流行于魏晋时期[2]；另一种认为主要集中于东汉晚期[3]。笔者搜集了我国目前已公开发表且经考古发掘出土的辟邪纽印章（表一），重新讨论其年代问题。

表一 考古出土辟邪纽印章统计表

迄今考古出土的辟邪纽印章年代最早的为西汉中期，西汉末至新莽时期数量渐增，形制均为单体印，而套印则均属东汉时物，流行于东汉中晚期，至魏晋时期基本消亡（图三）。目前看来，以往印学界认为辟邪纽套印流行于魏晋时期并无考古材料支撑。辟邪纽单体印的印面边长约1.3厘米，印章通高在2厘米以内，纽式精巧，印文多为阴刻而成，专称多用“私印”。套印母印印面边长1.8～3.4厘米不等，印台略增高，完整套印由母印、子印或母印、子印、孙印组合而成，多为一大一小两辟邪，母印辟邪或作前仰呼啸状或侧首昂扬头身呈S形，印文改为以阳文铸造为主，专称多用“之印”“印信”。西安黄邓M35系东汉中晚期墓[4]，出土的套印“王俊之印”，形制和内容均符合东汉中晚期辟邪纽套印的特点。目前考古所见辟邪纽套印大部分仅存母印或子印，“王俊之印”印体形制完整，其印纽及印文风格可作为标准器，为该类印章的断代增添物证。

图三 两汉时期的辟邪纽印章

1.湖南长沙袁家岭M23出土　2.江苏扬州市郊M5出土　3.陕西西安图书馆M8出土　4.河北阳原西城南关M1出土　5.安徽亳州马园村M2出土

三、辟邪纽印章与汉代的丧葬观念

“辟邪”纽印章多属私印，考古出土印文为公印的辟邪纽印章，仅见有一枚“巴郡守丞”印，该印出土于贵州兴仁交乐M14，系东汉中晚期墓[5]。“巴郡守丞”印为辟邪纽套印，鎏金铜质，印面边长2.1厘米，印高3厘米，印文凿刻“巴郡守丞”，未见子印，母印印台四周以极细的线条阴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两汉时期，公印的使用已严格规定至纽式，“诸侯王印，黄金橐驼纽……列侯黄金印，龟纽……丞相、大将军黄金印，龟纽……御史二千石银印，龟纽……千石、六百石、四百石铜印，鼻纽”[6]。“巴郡守丞”印为辟邪纽子母印，与这一时期实用公印制度不符，其印文虽具有公印属性，但实质应是为彰显墓主身份的随葬印。

纵观两汉时期辟邪纽印章的演变，虽然尺寸（印面由小变大）、纽式（由单体印变为套印）有差别，但印纽的题材并未发生转变，表现的都是一种有翼神兽。单从印纽的造型来看，其亦虎亦狮，与汉代以来陵园神道两侧的“翼兽”极为相类，这种“翼兽”也被称为“辟邪”“天禄”“麒麟”，其本身带有辟邪除凶、天降富禄的含义。

辟邪纽印章的制作殊为不易，辟邪鳞甲、须发等细节的刻画极尽精巧，东汉时期流行的两套印、三套印更可谓穷工极态，体现了这一时期微型青铜器铸造极高的工艺水准，因而辟邪纽印绝非常人所能拥有。在墓葬中，辟邪纽印多发现于人骨腰侧，是墓主贴身随葬之物，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但对此类印章的认识还有更进一步的可能。

王煜在讨论汉墓中“虎食鬼魅”画像时认为，这类图像是墓葬大傩的延伸，即汉代人认为地下有食死者肝脑的鬼魅，下葬时要请方相氏进行“大傩仪式”，下葬后这类鬼魅惧怕狮虎，所以汉代墓葬中常出现翼虎食鬼魅的图像，意在保护死者在地下世界的安宁[7]。东汉应劭的《风俗通义》载：“墓上树柏，路头石虎。《周礼》：‘方相氏，葬日入圹，殴魍象。’魍象好食亡者肝脑，人家不能常令方相立于墓侧以禁御之，而魍象畏虎与柏，故墓前立虎与柏。”[8]因此，杨宽、王煜等学者也认为“虎食鬼魅”这类画像与陵前翼兽的意义是相同的，都是保护墓主的尸体和灵魂不受地下鬼魅的侵害，进而护卫和承载死者升往仙境[9]。

笔者赞同上述观点，自两汉至魏晋南北朝盛行的虎形翼兽的图像或雕塑是这一时期丧葬观念的反映，它们被赋予辟邪除凶的功用。印章的体量很小，只能算作“微型”随葬器物。笔者注意到，置于墓主腰侧附近的还有一类“宝玉石微雕”器物。两汉时期，微雕器物的踪迹几乎遍布整个汉朝疆域，它们一般成组发现，材质包括玉、绿松石、青金石、水晶、玛瑙、琉璃、石榴石、琥珀、煤精等（图四）[10]，表现题材有人物、动植物与神灵异兽、兵器、宝瓶（壶）、连胜等。西汉史游编纂的《急就章》载有“系臂琅玕虎魄龙，璧碧珠玑玫瑰瓮。玉玦环佩靡从容，射鬾辟邪除群凶”，孙机先生引上述文献用来说明汉墓所出琥珀小兽为简化的辟邪，应是系臂之物[11]。左骏进一步认为用“琅玕”“琥珀”“碧珠玑”“玫瑰”这些宝石雕琢成龙、神兽（射鬾、辟邪）或小壶（瓮）的形状，串系在手臂上，就能消灾辟邪[12]。此类成组的器物中多见绿松石、青金石、琥珀、水晶微雕而成的虎形灵兽，甚至也有琥珀、玛瑙、煤精、绿松石材质的印章。有学者统计了考古出土的琥珀印，指出琥珀印多与金银、水晶、玛瑙、琉璃等珠饰同出，其中琥珀印的纽式也不乏虎形异兽的造型[13]。另外，在巴蜀、陕西、湖南一带的墓葬中，常见虎类题材的图形印出土，其中亦有较多虎食异兽、虎食精魅的图案[14]。《风俗通义》云：“虎者，阳物，百兽之长也，能执搏挫锐，噬食鬼魅。”[15]因此，无论是各类宝石微雕的虎形灵兽，还是印章中与虎相关的纽式造型或印面题材，可以说都带有辟邪消灾的特性。

图四 陕西咸阳西汉晚期君惠墓出土微雕串饰

西安黄邓M35出土的这件辟邪纽套印，纽式为一大一小两只辟邪，较为特殊的是其印台四面分别阴刻有四幅图像：第一面，左右刻阙楼，为两层单檐阙，双阙间刻有一人物，人物下方刻有两道云纹；第二面，刻有人物与灵鹿，人物穿交领袍服，腰间系带，灵鹿昂首翘蹄，头有角，胸侧有双翼，人物与灵鹿间有系带连接；第三面，刻有二羽人，左侧羽人席坐于地，右侧羽人呈跪姿拜谒状；第四面，刻有二羽人，皆身穿交领袍服，腰间系带，似作交谈状。

双阙是汉代较为重要的一类图像，部分双阙附近有“天门”的题刻（图五）[16]，因此这部分双阙被推测与汉代升仙信仰有紧密联系。上文提到，西安黄邓M35辟邪纽套印第一面图案阴刻有双阙，其余三面表现的内容几乎都与仙人有关。综合来看，此双阙应当与天门关系密切，但双阙间的人物形象比较难以解释。此阴刻的人物形象有别于以往汉画中双阙间的门吏、士兵等，更接近西王母的姿态。由于画面刻划简单，缺乏日、月、凤鸟、蟾蜍、龙、虎、连胜等元素，单从第一面图像来看，很难确认双阙间人物形象的身份，但其余几面有仙人引鹿（路）、羽人拜谒、羽人晤对的内容，应是表达墓主期盼死后升仙的场景。同时，王煜认为汉代昆仑山、天门、西王母间联系紧密，昆仑山是仙界承载之物，天门是昆仑山升天成仙的入口，西王母掌握不死药与仙籍，是取得升天成仙资格的关键，三者共同构成了升仙的信仰体系[17]。这样就可以理解西安黄邓M35辟邪纽套印印台四面的图案，其展现的正是墓主对于死后登天门、拜见西王母，继而羽化成仙，于仙界畅游的美好愿景。

图五 四川简阳鬼头山崖墓3号石棺侧板画像拓片

西安黄邓M35出土的辟邪纽套印可谓“一体两用”，辟邪纽式可保墓主尸身不受鬼魅侵扰，印台四面的阴刻图案又象征了墓主尸解成仙的场景，“打鬼辟邪”与“升仙”两种观念被融合在这件微型随葬器物之中，不由联想到汉代墓葬出土的微雕组饰中也常常发现连胜、蟾蜍造型的饰件，毫无疑问也是这一时期西王母题材盛行的结果。汉代中小型墓葬中，受制于墓主身份地位、家族财力等因素，无法像高等级墓葬一样使用画像石、画像砖，或绘制墓室壁画及营建陵前石雕等，但通过印章、微雕组饰这一类微型随葬器物，亦可窥见此时在墓葬的细微之处，“辟邪”“升仙”的信仰观念所具有的旺盛生命力。

附记：本文写作得到南京大学周晓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徐龙国及南京博物院左骏的帮助，谨致谢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