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被称千古一帝，不是因为统一了六国 是他发明了中国这个概念

被叫作“千古一帝”，不因六国归一的军功，更像因他把一块松散的文明高地，熔成一个能自指的共同体名号，嬴政坐在咸阳殿阶上，玉圭敲案，“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那一下，不只是疆界画完，更像把一个游移的词，定成可落地的身份，统一六国是手段，能把“中国”说成天下人的共同坐标，这才是底色。

更早的时候，甲骨文里的“中国”，只是王畿一圈的地方话头，何尊“宅兹中国”，圈定的也就是洛邑周边的王土，齐地自用齐言齐字，楚地自收楚币楚律，同属诸夏，彼此的边界像墙，礼器可通婚不可通政，名同心不连。

云梦的睡虎地秦简翻开，有个小吏名叫喜，做户籍，韩人魏人流转到县中，契约字形一张一张认，半日耗在折字上，押送粮草到界上，秦的“石”比魏的“石”重出三成，差点扣上军法，这种不合拍，不在书里，在人手里，诸夏的文化圈有情理，政制却各自为营，沟壑一条接一条。

偃师的二里头，宫城规制立得早，许宏把它叫作“最早的中国”，这话对在“文明样貌”，不对在“国家范围”，春秋时郑地搬都到新郑，自称“中国之主”，关外的秦人却被中原看作戎狄，那会儿的“中国”，更像一个地理的自称，一个文化圈的内名，不是全民的政治认同。

节骨眼落在一场朝议，王绾说分封诸子去守远方，燕齐楚都照旧做诸侯，李斯顶了上来，指出“文武所封，属疏相攻”的旧病，说白了，同姓遍地，亲疏一变，州国互相举兵，天子坐不住，嬴政心里有数，战国合纵连横的旧路不能再走，于是拍板郡县制，三十六郡开列，三川郡、颍川郡把河南也拆进来，郡下设县，县令县丞由中央派下，俸禄与法条明文所载，地方长官不再是一方诸侯，成了中央的手脚，这才有了同一套行政语言。

公元前220年，李斯提刀去铸标准量器，度取寸尺丈的框，十寸一尺，十尺一丈，量以升斗斛为序，写成一升约二百毫升这样直观的换算，衡定铢两斤，二十四铢一两，十六两一斤，诏书刻在铜与石上，言下之意，“法度量则不一歉疑者，皆明一之”，器物背着文书走到郡县，不再靠各地自说自话，临淄的秦代铜权，刻文磨淡了，刻度还在，当地人凭它称粮，“齐斤”“秦斤”的争端退场，跨地买卖有了共秩，赋税核算能对表，分散的经济块面，被拧进一个体内循环。

文字的钉子打得更深，嬴政命李斯、赵高、胡毋敬编《仓颉篇》《爰历篇》《博学篇》，以史籀为祖，收束出小篆做官字，官吏要识，要考，边郡戍卒也要练字报事，湖南里耶出来的秦简，洞庭郡报粮草的文书，小篆一笔一划整齐，千里外的辽东郡戍边竹简，字形结构对得上号，书同文不是口号，是把异地的人，绑在同一套笔画与意义上。

路上的规矩也归了整，“车同轨”写成六尺轮距，刻在驿道石上，赵地旧轨五尺，齐地七尺，过去谁的道谁的车，出了界就卡住，规制合一之后，咸阳发出的车，能一路压过陇东，穿过关东，抵到辽东与岭南，政令跟着马蹄走，空间的坑洼被填了大半。

北面叫蒙恬去击匈奴，取河南地，设九原郡，南面叫屠睢开路入百越，桂林、象郡、南海分设，没把新土叫“异域”，直接纳入郡县体系，迁户口，安官吏，修水利，疆域不再由传统“中原”限定，长江流域、岭南、河套，都拉进了共同的地图里，广州的博物馆里有一件秦代青铜鼎，铭着“番禺丞”三字，番禺是南海郡治，鼎的样式与咸阳出土那批对得上，岭南并在制度与器物上入了同一套，这就是“中国”的范围由政权与文化来定的落地证据。

秦二世后局势解体，刘邦立汉，分封一度回潮，七国之乱把隐患撕开，后人把郡县加紧，汉武帝在文化上加了一道栅栏，罢黜与独尊的组合把意识凝在一处，制度底座却从秦承来，两千年里，王朝牌子换过一拨又一拨，“大一统”没有改口，“中国”从政治实体，沉淀到公共的精神身份。

评价也在晃动，有人提秦政严，律令重，焚书坑儒的故事老被反复说，另一侧，统一文字与度量衡带来的粘合力，在长时段里把三代之后的散点揽回到一张网里，六国归一与春秋霸主相比，区别不只在地盘大小，关键在“构造一个可被自我认同的共同体”这件事。

李白过咸阳，写“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诗里的雄姿还在，史里的重心却更往另一边偏，武力把门推开，制度把门框钉稳，“定中国”才是那道最硬的工。

今天说“我是中国人”，说出口的是一种对统一文化与国家理念的认同，嬴政在咸阳宫里敲下的那几道令，可能没想过能连着千年的人心，可它的确把各地的人连在了一起，“千古一帝”的真正含义，不在征服天下，在定义天下。

参考文献 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 许宏《最早的中国》 睡虎地秦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