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全球供应链重构背景下,美国产业回流战略持续深化,从政策激励到实操落地,正重塑全球产业分工格局,给中国产业链带来多重挑战与机遇。中国产业该如何破解“低端锁定”困境、筑牢核心技术壁垒?又怎样在全球绿色转型浪潮中借势突围,将挑战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本文深度解析美国产业回流的现状、动因与实施成效,聚焦中国产业链的关键难题,提出突围方向。
目前,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已占全球的32%,超过美国、日本、德国和韩国的总和,而美国占比已降至约16%。全球贸易格局相较21世纪初发生根本性转变,中国在全球贸易中的重要性已显著超越美国,而且这一趋势具有较强的不可逆性。另一方面,美国在制造业创新实力方面仍保持领先地位。尽管中国制造业快速崛起,但更深厚的产业积淀仍需时间积累。以2025年5月全球制造业企业市值排名为例,前100家企业中美国占三分之一,中国企业仅有18家。
01美国的产业回流
就产业回流的内涵而言,狭义上可分为两种类型:第一种是“回迁型回流”,即企业将海外生产线迁回本土;第二种是“外包型回流”,指企业从海外供应商转向本土供应商采购。
而美国广义的产业回流则包括三种形式:一是“近岸外包”,即将生产转移至墨西哥等邻近国家;二是“友岸外包”,指将产业链迁往越南等美国盟国;三是“外商直接投资”,即外国投资者直接在美国设厂生产。美国制造业回流在高端制造领域成效较为显著,但由于自动化程度高,对低技能人群的就业拉动有限。
目前,美国的对产业回流情况有一个基本预测。据称,美国劳工统计局多次调整在2023至2025年间预测,显示到2034年制造业占非农就业比重较2024年增幅为零,反映出制造业回流对就业的带动作用有限。但从美国本土制造业子公司的新设情况看,特朗普第一任期内显著增长,拜登时期继续增加,表明政策推动仍有效果。制造业回流本质上缺乏经济性,因此需要政府通过强有力的产业政策加以推动。
近年来,美国通过财政刺激积极推动本土制造业回流,拜登政府时期的三大法案——《基础设施投资与就业法案》《芯片与科学法案》和《通胀削减法案》即为典型代表。这些法案实施后,美国计算机、电子和电气设备等领域的制造业投资出现显著增长。
人们看到,美国政府的财政刺激政策主要从三个方面推动制造业回流。
一是进一步减轻制造业企业税负。《大而美法案》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减税措施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将企业所得税率从35%降至21%,旨在激励本土制造业投资并吸引跨国公司回归。
二是鼓励新建生产设施。该法案新增了对生产设施成本的税收抵免政策,允许企业在当年全额抵扣在美新建或购置生产资产的成本,从而降低制造业投资门槛。
三是加强对本土研发活动的支持。根据新规,企业在美国境内的研发成本可在发生当年全额扣除,而境外研发成本仍需按15年摊销,以此引导企业将研发环节转移回美国。
由此,在美国产业政策影响下,在华美资企业的行为呈现复杂态势。近年来,在华美资企业在中国的子公司数量波动明显,撤资现象较为突出,经营策略出现两极分化:一部分企业不仅未撤离,反而加大在中国的厂房建设,显示出继续扎根中国市场的意愿;另一部分则基本停工,意味着生产活动已实质性撤离。此外,近五年来,美资企业研发机构正加速撤离中国,技术脱钩趋势显著。但与此同时,中美之间的专利互引仍在增强,尤其是中国专利被美国引用的次数明显上升。
02美国的产业回流状况分析
当前,美国推动的制造业回流并非一个单一结果,而是一个充满挑战的动态过程;而中国产业的应对,也已从初步回应进入系统化、深层次推进的新阶段。
一是从美国政府的核心态势看,政府热情高,但面临成本、劳动力、供应链等多重结构性障碍,举步维艰。
二是从成本与效率方面看,美国本土生产成本普遍增加15%以上,客户不愿为“美国制造”支付溢价。
三是从供应链生态看,美国缺乏完整的制造业生态系统,从核心零部件到原材料均依赖外部。
四是从劳动力市场看,制造业就业比重仅8%,面临50万制造业岗位空缺,合格工人严重不足。
五是从政策与风险方面看,美国政府滥用关税工具和“转运关税”,政策不确定性高,推高本土通胀。
而中国政府是正视挑战,通过“超常规措施”攻坚核心技术,提升产业链韧性与安全。凭借全产业链的规模优势与成本效率,在全球市场中保持强大吸引力。持续推进中试体系建设,打通从创新到产业化的关键环节,巩固供应链优势。体系化布局人才培养与技能提升,为产业升级提供人力支撑。中国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全链条突破集成电路、工业母机等“卡脖子”领域。
03美国产业回流缘何“雷声大、雨点小”
目前,美国回流的宏观困境,其背后还有更深层的因素:
一是成本竞争力鸿沟难跨:美国不仅在人工和电价上处于劣势,其不完整的产业配套带来的隐性成本更为致命。例如,一家美国牛仔裤企业发现,即使想回流,美国本土也缺乏主要的拉链和纽扣供应商。这种生态系统的缺失,不是短期投资可以弥补的。
二是“转运关税”的意外后果:为了彻底封锁中国,美国创新的“转运关税”要求对经第三国转运的商品追溯原产地并额外征税。此举本想迫使产业链全部迁出中国,但实际上反而凸显了中国供应链的不可替代性。企业意识到,在第三国建立同等效率和规模供应链的重置成本高得惊人,部分生产环节“回归/维持在中国本土生产”反而成为更经济的选择。
三是回流的就业贡献有限:美国制造业回流创造的就业在2022年达到高峰后已开始减少。更重要的是,许多回流的新建产线是高度自动化的,对提升整体就业的带动效应有限。制造业在美国整体就业中的比重仅为8%的结构性格局,难以改变。
04中国产业的系统化应对之策
面对外部压力,中国的应对并非简单的防御,而是一场向内求索、向上突破的系统工程。
一是我国持续攻坚“卡脖子”技术。“十五五”规划建议明确提出,要“采取超常规措施” ,在集成电路、工业母机、高端仪器等重点领域取得决定性突破。这需要打破常规的路径依赖,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将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形成全国一盘棋的攻坚格局。
二是打通创新“死亡之谷”。中试(中间性试验)是将实验室技术转化为成熟产品的关键环节。中国正加速构建制造业中试体系,计划到2027年底基本建立现代化体系。这将重点覆盖原材料、装备制造、信息技术等六大关键领域,极大地畅通技术到市场的路径。
三是激活市场与需求双引擎。对内,我国坚持扩大内需,利用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孵化并壮大本土产业链。对外,我国积极推进市场多元化。前7个月中美贸易值下降11.1%,占中国外贸总值的9.4%。同时,中国对东南亚、非洲、欧洲的出口有效填补了空缺,展现了强大的外部风险对冲能力。
总而言之,美国的产业回流战略在政治驱动与现实基础之间存在着巨大裂谷,这使其进程缓慢且效果存疑。而中国的应对,则展现出从被动应对到主动布局、从局部防御到系统构建的战略升级。
来源:2025金迈平 国科火炬企业孵化器研究中心
作者:观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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