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ECD报告：体育活动对儿童发展非常重要

2025年11月26日，OECD发布《OECD国家如何赋能儿童更积极地参与体育活动？》（How can OECD countries empower children to be more physically active?）工作报告。报告的主要内容概述如下。

1.OECD国家儿童运动不足仍没改善

报告指出，过去半个世纪以来，OECD成员国的儿童健康状况平均而言有了多项改善。水果和蔬菜的消费量有所增加，意外死亡和伤害率有所下降，饮酒、吸烟和青少年怀孕率也有所下降。在许多OECD国家，儿童的声音越来越受到重视和倾听，一系列举措为他们提供了参与决策、行使自主权以及就与其健康和福祉息息相关的重要问题采取行动的机会。

尽管儿童的生活在许多方面都有显著改善，但儿童体育活动水平低下仍然是政策制定者、家庭和教育工作者极为关注的问题。

2022年一项针对OECD国家政策制定者的调查显示，体育活动不足和肥胖是受访国家面临的两大最紧迫的身体健康挑战。这些担忧得到了确凿证据的支持。如今的儿童平均而言比前几代人活动更少、体重更重。

尽管学生可以在一天中的不同时间进行体育活动，但体育课是学生为数不多的在合格指导下进行适度至剧烈体育活动的常规机会之一。在2015年的PISA评估周期中，略超过一半的学生报告每周至少参加两节体育课。随着年龄增长，学生参与体育锻炼的比例逐渐下降。OECD国家，小学阶段10%用于体育和健康教育，初中下降到8%。

2.体育活动对儿童各方面发展都有好处

报告指出，在儿童时期养成健康的生活习惯，能够提高其在当下和成年后获得良好幸福感、教育和健康结果的可能性。例如，在儿童和青少年时期保持活跃的生活方式可以显著降低成年后肥胖的风险。一项针对欧盟成年人口的研究发现，如果27个欧盟成员国的每个人都达到成人推荐的身体活动量（每人每周150分钟中等强度身体活动），未来三十年可预防1150万例新增非传染性疾病，每年可避免1万多例过早死亡，从而降低公共卫生支出。

另外，体育活动增加与轻度至中度抑郁症的减轻、自尊心的提升、自我效能感和韧性的增强、弱势学生和女孩的教育公平性的提高以及睡眠质量的改善相关。研究表明，与对照组相比，体育活动干预措施显著降低了儿童和青少年的抑郁症状。此外，研究表明，在校体育活动时间的增加不仅不会像人们通常认为的那样产生负面影响，反而会对学业成绩产生积极影响。除了个人益处之外，旨在增加体育活动的政策行动还会带来一系列经济、社会和环境方面的协同效益，这有助于各国在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方面取得进展。

3.全球儿童体育活动普遍不足

从全球来看，如今大多数儿童的身体活动量不足。“全球矩阵4.0”（The Global Matrix 4.0）是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学龄儿童和青少年（5-17岁）体育活动数据汇编，由来自57个国家的专家团队分析了涵盖10项身体活动指标的各种数据集和定性证据。该研究结果表明，仅有27%-33%的儿童和青少年达到了每日推荐的中高强度身体活动量。

随着年龄增长，身体活动量往往会下降，幼儿的活动量通常高于青少年。一项汇总分析了来自33个国家5岁以下儿童数据的研究表明，在幼儿时期，约有一半的儿童达到了世界卫生组织（WHO）的建议标准。另一项使用青少年数据进行的类似分析估计，这一比例不足20%。

此外，大多数儿童的身体活动来源于游戏而非正式的锻炼。全球估计数据显示，每天参与非结构化活跃游戏时间超过两小时的儿童和青少年不足一半，每天户外活动时间超过两小时的儿童和青少年也不足一半。相比之下，一项包含儿童和青少年的研究荟萃分析显示，疫情前儿童和青少年使用电子设备的基线值为每天2.7小时，疫情期间上升至每天4.1小时。在大多数OECD国家，课外休闲时间过度使用电子设备（定义为每天超过4小时）与较低的学校学习参与度和学习活动参与度相关，而适度使用则与更高的数学成绩、更高的生活满意度和更强的学校归属感相关。也就是说，过度使用数字技术可能会取代其他有益健康的行为。

4.社会生态模型是促进体育活动的普遍选择

报告指出，促进儿童身体活动的方法有很多，但社会生态模型（Social Ecological Model，SEM）因其全面性而被广泛应用。该模型最初由布朗芬布伦纳（Bronfenbrenner）提出，后被正式确立为应用于健康促进的理论，之后又被专门应用于体育活动领域。这一模型包括内在层面、人际层、组织层、社区层、公共政策层。

内在层——这一层面考察个体特征，例如知识、态度、行为、自我概念和技能。针对这一层面的干预措施可以包括一些旨在改变社会影响的技巧，以期获得即时效果，其最终目标是长期改变个体的体育活动行为。

人际层——来自朋友、父母和老师的支持是儿童体育活动水平的重要正向预测因素，也是有前景的干预目标。一项针对影响学龄儿童参与身体活动的因素的系统性综述指出，人际层提及最多的因素是朋友的影响。干预研究发现，同伴的社会支持与青少年时期的体育活动呈正相关，但仅凭这一因素的影响程度仍然较小。此外，父母对儿童体育活动的积极影响已在多项研究中反复得到证实。研究表明，支持父母与孩子共同进行体育锻炼、体育锻炼示范和育儿方法的干预措施，对5岁及以上儿童最有前景。然而，全球成年人运动不足的比例一直在上升，从2000年的约四分之一上升到2022年的约三分之一。但高收入西方国家已接近实现世界卫生组织设定的到2030年将体育活动不足率降低15%的目标。

组织层面——这一层面对应于具有组织特征的社会机构，这些特征决定了它们的运作方式，例如正式和非正式的规章制度。在这一层面上的干预将改变包括机构承诺/目标、行为激励、管理结构、角色和职责、学习机会和设施在内的因素。该层面的干预措施旨在促使组织文化发生转变，并促进有效方案的采纳、实施以及制度化。

其中学校可以通过赋能学生、支持教师和改善学校环境来鼓励学生在整个上学日进行运动，从而在促进体育锻炼方面发挥决定性作用，但其他组织在塑造儿童的体育活动行为方面也至关重要，如体育俱乐部等。

社区层面——在社区层面，干预措施往往侧重于政治、地理或社会网络边界内的变革。这可能包括发展社交网络、志愿协会和邻里便利设施，加强组织之间的协调和关系，以及促进政治和经济权力结构的转变。促进儿童体育活动需要建设更安全的社区，并在社区内配备高质量且易于使用的设施。

公共政策层面——该层面包括旨在促进儿童体育活动的本地、区域和国家法律和政策。政策层面的变革在向学校、组织和社区传递“促进体育活动是教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一信息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此类变革可能包括修改法规、激励措施、服务/设施的可及性、资源分配以及开展公众宣传活动。

报告指出，儿童体育活动不足是一个复杂的公共卫生问题，需要全面的政策设计。这需要在所有较低层级的社会经济管理和部门（例如卫生、体育、交通和城市规划）采用多种策略，同时确定可衡量的监测指标，分配实施和评估预算，包括为特定群体（例如儿童、残疾人）提供资金，并部署大众媒体宣传（例如营销活动）。但政策设计精良，如果执行不力，也无法提高儿童的体育活动水平，有效的干预措施包括社区参与（例如共同设计）、针对多种行为（例如身体活动、久坐行为和睡眠）、采用综合多组分方法（例如针对家庭、学校和社区环境）、在适当情况下使用技术（例如使用应用程序记录活动）以及选择合适的干预持续时间。另外，使用实用指南（如实施和扩大规模的实用规划框架）可能会增加成功实施和扩大体育活动干预措施的可能性。

报告还指出，制定国家体育活动指南是支持实施相关政策、监测和实践的关键工具，这些政策、监测和实践旨在促进体育活动。指南为向不同受众群体改进体育活动宣传提供了契机，旨在提高儿童的活动水平。体育活动指南还可以通过引导投资等方式，帮助改善体育活动机会的提供和可及性，而不是直接影响达到推荐体育活动水平的人口比例。近年来，鉴于全天健康机会的潜在重要性，一些OECD国家已实施了24小时运动指南。

教育机构中干预措施的实施效果不佳往往发生在干预措施扩大规模和推广的过程中，这也是这些措施在改变体育活动行为方面大多不成功的原因。政策制定者需要改进对项目支持的评估，并确保在不同背景下产生更多更好的有效实施证据。

资料来源：

Hill, J. and C. Shewbridge (2025), “How can OECD countries empower children to be more physically active?”, OECD Education Working Papers, No. 339, OECD Publishing, Paris, https://doi.org/10.1787/f534b2d0-en.

[本文为教育部国别和区域研究基地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国际教育研究中心成果]

本文由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教育国际前沿”课题组成员整理，课题组负责人张永军，编辑刘强，内容仅供参考。点击左下角“阅读原文”可下载该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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