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督师重臣到阶下之囚，再到满清入关功臣，历史旋涡中的洪承畴

崇祯十四年（1641年）的松锦之战，成为洪承畴人生的分水岭。

此战前，洪承畴已历仕万历、泰昌、天启、崇祯四朝，历任陕西三边总督、蓟辽总督，以镇压农民起义起家，更因在辽东战场击杀高迎祥、李自成部将而获崇祯帝“朕心甚慰”的朱批。此时的他手握明廷最精锐的边军，麾下总兵官曹变蛟、祖大寿等人皆为百战宿将，在一定程度上是大明与清军周旋的最强资本。

但是战争结果却令人大跌眼镜。清太宗皇太极亲率大军围困锦州后，洪承畴奉命驰援。皇太极采取“围点打援”策略，先以偏师牵制塔山、杏山明军，主力则猛攻洪承畴驻守的松山城。明军虽拥有十三万之众，清军只有八万，人数占优，但粮草仅能支撑一月。且明军各镇总兵互不统属，洪承畴“欲战则力不支，欲守则粮已竭”。崇祯帝不管不顾，严令洪承畴“刻期进兵”，甚至派兵部尚书陈新甲催战，形成“中枢遥控、前线失序”的局面。

松山城破后，洪承畴被俘，他被俘后“乘马至帐前，神气不变”，皇太极派范文程劝降时，他“闭目不语”，强装平静，其实内心在剧烈挣扎。因为洪承畴一面视“降敌”为奇耻，又目睹明军“诸将各怀去志，无有斗志”，深感明朝气数已尽。他被关押于盛京三官庙，每日仅食粗粝，却始终未剃发，甚至“取佩刀自刎”，被侍卫夺刃后绝食三日，此时的洪承畴尚未放弃“殉节”幻想。

皇太极对洪承畴特别重视，毕竟好不容易抓了大明的一个督师，以前收获的都是自焚的尸体，被大明皇帝自己砍头的，这是实实在在活捉了一个，因此待遇远超寻常降将。为了给其他投降派打一个样，皇太极对洪承畴展开了一场精心设计的精神攻势。

皇太极每日派人探视，甚至亲自前往狱中，“解貂裘赐之，询以政事”。皇太极的左膀右臂范文程也跑去看洪承畴，发现洪承畴把梁上掉在衣服上的灰弹掉，因此大喜过望，向皇太极断言“彼必不死矣”。因为连衣服都爱惜的人，肯定更爱惜生命。此时，崇祯还不知道洪承畴未死，以为他阵亡了，在北京城给他大办国葬，宠其哀荣。同时，由陈新甲主导的“议和”密使此时已被清军截获，皇太极故意将密信内容透露给洪承畴，使其意识到“朝廷已弃我如敝屣”。

三个月后，洪承畴最终剃发降清，他自己吹嘘“吾受国厚恩，岂忍负之？然大厦将倾，非一木可支”，实际上就是贪生怕死了，确实想投降了。但是让洪承畴失望的是，降清后并未立即获得重用，而是被编入汉军镶黄旗，名为“内院大学士”，实则处于严密监控之下。这令洪承畴大失所望，他急需要一个表现机会，向新朝表忠诚的机会。

很快，机会来了。顺治二年（1645年）多铎平定江南，因为剃发令引起大量反抗，满清贵族终于想起了洪承畴。洪承畴以“太子太保、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衔，随多铎南下。此时的江南历经“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抗清情绪高涨，而洪承畴的任务正是“以汉治汉”，稳定统治秩序。

他在南京发布的《谕江南官民令》中强调“恤民养乱，各安其业”，恢复科举考试，安抚士绅阶层；减免赋税三年，缓解民生疾苦；严惩劫掠百姓的清军士兵，树立“仁政”形象。这些政策迅速见效，“商贾复集，市肆渐开”，士绅主动投诚。他对抵抗势力采取“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的策略，在福建擒杀隆武帝，在湖广镇压李来亨部，手段之狠辣不亚于清军将领。

洪承畴试图保留儒家士大夫的理想，在奏疏中多次提及“民心可用”。顺治四年（1647年）他奏请“暂停圈地”，理由是“畿辅之地，民亡田荒，若再圈占，恐致流离”，该建议被采纳后缓解了北方社会矛盾。这种“务实”作风使其成为清廷倚重的“救火队长”，先后参与平定大顺余部、招抚西南土司等重大行动。

虽然洪承畴积极投效清朝，但是满清贵族并没给他太多好处。乾隆年间编纂《贰臣传》，将其列入“乙编”，评曰“遭际时艰，不能为其主临危授命”；而同时代文人钱澄之在《所知录》中痛斥其为“千古罪人”，民间更有“洪承畴造大炮，炸死明朝千千万”的童谣流传。

洪承畴降清加速了明朝灭亡进程。松锦之战后，明朝丧失关外全部据点，精锐边军损失殆尽，此后孙传庭战死、左良玉拥兵自重，明廷再无可用之兵。而他参与制定的“剃发令”“逃人法”等政策，则激化了满汉矛盾，导致江南地区持续动荡。但另一方面，其“以汉治汉”策略客观上减少了统一战争的成本，顺治朝能在十年内完成对全国的征服，与其招抚政策密不可分。

洪承畴在“君昏臣庸”的背景下，与他同时代的吴三桂、尚可喜等人同样面临类似选择，而洪承畴的特殊性在于其“理学名臣”的身份——他曾主讲关中书院，门徒遍布天下，其投降行为对士大夫阶层的心理冲击远甚于武将。

康熙元年（1662年），洪承畴致仕返乡，结束了长达十七年的清朝宰辅生涯。此时的他已年届古稀，回首往事，心境复杂难言。据《南安县志》记载，其晚年“杜门不出，唯课子孙读书”，临终前留下遗嘱“勿立碑，勿建祠”，似乎有意淡化自身历史痕迹。

康熙四年（1665年），洪承畴去世时，谥号“文襄”，这是清代文臣的最高荣誉之一；但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贰臣传》颁布后，其牌位被撤出贤良祠，官方评价急转直下。这种反复恰恰说明，在“大一统”叙事框架下，洪承畴的“叛明”行为始终是难以完全洗白的污点。

晚清时期，魏源在《圣武记》中提出“洪承畴非叛徒，乃识时务者”，近代学者孟森则在《明清史讲义》中强调“其降清实为保全东南生灵”。当民族主义取代王朝正统观后，洪承畴的形象逐渐从“汉奸”转变为“历史过渡人物”。

洪承畴的一生就是“卖国求荣”的一生，在明廷腐败、清廷崛起、个人理想破灭等多重因素作用下的，从松锦被俘时的“绝食自戕”到最终“剃发降清”，从镇压抗清力量的“酷吏”到奏请“宽民”的“能臣”，他终于走到了最为利己的那一面，王朝可以灭亡，君王可以不忠，但是洪承畴必须有官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