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声啼哭陷入空前困境

——生之悖论，双向救赎：第一声啼哭背后的家国命题（一）

　　我们来到世界做的第一件事，是啼哭。这人生的第一声啼哭，是大自然最美好的馈赠，带给我们的是无尽欣喜与感慨，让我们见证生命的伟大奇迹和爱的神圣力量。诗人泰戈尔唱道，“孩子永住在不老时间的神秘里，历史的尘埃无法将他蒙蔽”“我愿我能在我孩童的世界之心里”。然而，这美妙的第一声啼哭，却不时成为“凭栏望断天涯路”的期盼和“塞上长城空自许”的向往。那就是当前社会热点话题之一，生育率下降。

　　资料显示，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总和生育率曾在5.5以上，也即平均每位妇女会生5-6个孩子。20世纪70年代提倡并推行计划生育，人口出生率从1970年的33.43‰下降到1979年的17.82‰。90年代末总和生育率降至1.8，低于维持人口世代更替所需的2.1，进入低生育时代。21世纪以来，我国总和生育率更在1.5至1.6之间徘徊。即使计划生育工作事实上已停止，但是生育率依旧低迷。据统计数据，2019年我国新出生人口1465万，2020年1200万，2021年1062万，2022年956万，2023年902万，2024年954万（龙年，有人上年推迟或下年提前生育）。人口出生率降至10.48‰历史低点后，一如秋日原上草般萎靡不振。

　　生，或不生，似乎总是个问题。20世纪前半，民族饱受外侮，国家山河破碎，同胞惨遭杀戮，前辈奋起抗争，英烈浴血奋战，人民伤亡惨重。解放初，百废待举，保家卫国需要青年，经济建设需要劳动力，人口需要恢复，育龄女性相应号召“当光荣妈妈”，控制人口理论受到批评。人口急剧膨胀后，发现自然资源承载不起，物质财富供不应求，于是推行计划生育政策，提倡少生优生，控制人口理论得到平反。然而正因经济仍不发达，在根深蒂固的“养儿防老”面前，“国家养老”难以走心，人们宁愿罚款也要超生，尤其在农村，拒绝堕胎，拒绝结扎。“超生游击队”与计生人员犹如猫捉老鼠，打起了旷日持久的游击战。事实上，仅在几年前，超生被罚款仍是热搜新闻。

　　40余年，弹指一挥。人们对生育热情的变化，犹如沧海桑田。上一代抵制计划生育、竭力超生，下一代却“风动幡动心不动”、爱生不生。从“双独二孩”到“单独二孩”直至全面“放开二孩”，甚至“放开三孩”乃至取消任何限制，年轻一代并未欢呼雀跃、热烈响应。从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建立生育补贴制度”，到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发放育儿补贴”，直至中办、国办发布《育儿补贴制度实施方案》，从2025年1月1日起对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发放补贴每孩每年3600元，至其年满3周岁；面对这些被舆论称为“史诗级”的催生政策出台，依然有人发问“给多少生育补贴，你才愿意生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