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反孔祥熙学潮蔓延大后方，康泽平息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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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当局深恐国共关系恶化会引发群众抗议，影响其统治的稳定。

1941年1月，国民党党政军联合会报成立后即做出决定，派遣党团负责人员分赴成都、贵阳、重庆、昆明等地，向各大学师生发表演讲，解释皖南事变“真相”，以防共产党藉此鼓动学潮。三青团中央组织处长康泽、宣传处长何浩若被分别派往昆明、贵阳，去执行此项任务。

康泽此行的主要目标，是位于昆明的西南联大。皖南事变发生后，联大进步学生曾出了一份壁报，转载了八路军方面和香港报纸的消息与评论，批评了国民党政府，被认为是替共产党“张目”。联大三青团动员其所控制的学生会和系会也贴出了五六份拥护国民党的壁报，对左翼壁报进行围攻，并用策动几百人签名的方式施加压力，要求进步学生立即自动取消壁报。

双方对垒，阵营分明，争论激烈，三青团暂时占了上风。一时联大师生的视线，都集中到这些壁报上。康泽抵达昆明后，立即约集西南联大分团主任姚从吾，云南大学分团主任鲁冀参，云南支团主任裴存藩、书记刘志寰，及各分团负责干部，了解各学校情况，商讨对策。

随后，康泽分别在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以“皖南事变经过”为题作了公开讲演，根据国民党军委会提供的资料，极力证明事变是因为新四军“不听命令，妨害抗战”所引起，强调“军令政令统一”的重要性，并要求学校师生拥护政府，维护难得的求学环境，随时纠正和制止公开的和潜伏的“破坏分子”的不法活动。

从康泽第一次昆明之行可以看出，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已将国统区学校(主要是大专院校)视为与中共斗争的主要阵地之一，并加大了防范和控制的力度。各学校团部都担负起了防范学潮的任务。加强对学校的控制和防范学潮，成为抗战后半期三青团在学校工作的主要目标。

皖南事变后不到一年时间，在国统区发生了自抗战以来的第一场学潮，它就是1942年1月的“反孔运动”。前面在谈到三青团反腐败运动时，曾简要涉及了“反孔运动”，下面则从国共两党关系的角度，分析这一事件的过程及影响。

这次学潮是由一个看似偶然、实际必然的事件引起的。

从1940年起，国统区开始出现了恶性的通货膨胀，物价急剧上涨，严重影响了国统区人民的生活。而一些与蒋宋孔陈四大家族有关的官僚商人，却趁机操纵物价，从事投机，巧取豪夺，聚敛财富，大发国难财。特别是孔祥熙，当时任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总裁，掌握财经大权，被视为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代表人物，尤其招致舆论和社会的反感。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攻香港。当时许多国民党政要和社会知名人士（其中包括《大公报》社长胡政之）都滞留香港，处境危殆。国民党政府派出专机予以接运，《大公报》社亦派人到重庆机场守候迎接。9日，由港飞渝的最后一班飞机抵达重庆，其中并无胡政之，却见大批箱笼、几条洋狗和老妈子从飞机上下来，由女扮男装的孔二小姐接运而去。

报社迎接人员失望之余，均愤愤不平。此后多日，仍无关于胡政之下落消息，当时都认为胡可能已经遇难。《大公报》主编王芸生闻讯，极为气愤，便写了一篇题为《拥护修明政治案》的社评，发表于是年12月22日《大公报》上。

矛头指向孔祥熙及其家族。此文一出，国统区舆论界一片哗然，成为“反孔运动”的导火索。

1942年1月初，消息传到昆明，不胫而走，在西南联大学生中间引起强烈反响。首先由一些壁报转载了上述社评和消息，获得其他壁报的响应，一些文章号召“重燃五四烈火”，公开声讨孔祥熙。

学生阅后群情激愤，纷纷酝酿采取行动，表示抗议。部分三青团员学生也向联大分团主任陈雪屏反映，要求发起抗议运动。

陈氏则表示：“我们青年团是有组织的，我们可以上书团长。”大家认为上书无济于事，只有掀起学生运动，才能给孔祥熙一个警告。于是西南联大部分三青团员自行集会，决定以个人联名形式发表宣言，要求学生自治会立即行动起来，领导全校的讨孔运动。

在部分团员自行集会和起草宣言之时，联大分团的干部曾竭力予以劝阻，有一位干事还声泪俱下地说，“总理革命几十年的功业，就要毁于一旦！”

眼看一场自发性的学潮即将发生。在陈雪屏主持下，三青团联大分团召开了紧急会议，决定了对付学潮的三条原则：

姚从吾“甚赞成雪屏兄之苦心镇压与坚决之态度”，会后，陈、姚即分别召集团员和学生谈话，予以劝解。据称“三四年级同志或一致拥护干事会之决意，服从主任之命令，一二年级年轻浮动，初甚犹疑。（他们意谓不参加即不能控制，又有一部分误认不参加即丧失在大学辛苦得来之其领导地位。)几经劝戒，始渐一致”。

由此可见，部分三青团干部参加这场运动，其目的是为了保持和扩大三青团的影响。

1月6日，西南联大数千师生在校园举行“讨孔”大会，许多学生发表演讲，痛斥孔祥熙。

会后师生举行罢课，并上街游行示威，沿途云南大学、昆华师范等10余所学校师生陆续参加汇合。游行队伍高呼“打倒孔祥熙”、“打倒贪官污吏”等口号，在昆明主要街道游行示威达三四小时。

1月中旬，昆明西南联大学生举行举行“反孔”游行示威的消息传到地处贵州遵义的浙江大学，立即引起强烈反应，纷纷提出要响应昆明学生的倒孔运动。1月16日，浙大学生在遵义举行游行示威，一路高喊“打倒孔祥熙”、“反对贪官污吏”的口号，并宣读《倒孔宣言》，学生游行队伍始终保持整齐，未与国民党军警发生冲突，获得沿途市民的同情和支持。

“反孔运动”是抗战以来国统区发生的第一场学潮，其主题是反对国民党的腐败。“反孔”之所以能迅速得到许多人的响应和同情，是因为当时孔祥熙已成为国民党贪污腐败的象征，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公愤，而青年学生的抗议正体现了社会大众的情绪，反映了人心的向背。

正如西南联大学生一篇文章所说，事情“发生在集贪污、腐败、反动和愚蠢于一身的孔祥熙身上，怎能不令人对数年来腐败政治的愤懑，来一次总发泄！”

“反孔运动”虽未形成轩然大波，但在当时国统区还是引起了很大震动。

有的三青团刊物根据国民党官方的口径，对运动大加指责道：

事件发生后，云南支团筹备处主任裴存藩立即电告中央团部。蒋介石得知后大为震怒，断定事件背后有共产党或其他党派活动，认为后方学潮动摇了前线部队军心，是帮助日本人，破坏抗战，他命令中央团部组织处长康泽立即前往昆明处理，要其采取一切方法，尽快平息事态。

蒋还给遵义发去急电，称：

蒋介石对三青团学校团部事先未能阻止游行示威发生，极为不满，他在日记中写道：

1月中旬，康泽抵达昆明处理“反孔运动”事件，这是康泽第二次昆明之行。他首先约集裴存藩、刘志寰、姚从吾、鲁冀参等三青团在昆明的骨干见面，听取了关于此次学潮发生的原因、经过及地方当局处置办法的报告。

随后，康又分别与姚从吾、李其泰（当时三青团联大分团书记，历史系三年级学生)进行谈话。

姚从吾表示：

李其泰也报告说：

并表示“我不能使团内一致，请求给予处分”。康泽从中了解到三青团内的不一致，是使三青团在这次运动中不能阻止游行示威的最大原因。

此次学潮发生，“联大青年团首当其冲”，为了应付学潮，陈雪屏“苦心孤诣，眠食俱废”，此时已卧病在床。康泽特意前往看望，并与之交换了对学潮的看法。

上述汇报和谈话，使康泽从多方面了解了学潮的情况，为其处理学潮问题提供了帮助。

康泽决定首先解决三青团联大分团内部的思想分歧，以统一认识，认为这是平息学潮余波的关键。

他召集了联大分团干事会，检讨分团对于这次学潮的认识与领导。在会上，姚从吾、李其泰承认学潮发生后没能使团内一致，没有尽到应尽的责任，请求上级给予处分。

还有团干提出：这次学潮，完全失去掌握，弄到手足无措的状况，实在是分团的一个错误。现在有些团员还在继续闹，应该批评纠正。会议提出制止团员自由行动，力求达到团内一致。

最后康泽作了总结发言，他指出：“这次昆明发生学潮，虽然事前不及预知，但我们有这么多团员，没有适切的处置，使步调一致，这是联大分团最大的错误，今后要接受这次的教训。”

他还提议：为了使团内达到一致，召集一次全体团员座谈会，以“大后方学潮与对抗战的影响”为题目进行公开讨论，并欢迎非团员参加。这一提议获得干事会的一致同意。

接着康泽在联大三青团势力最大、团员最多的工学院召开座谈会，到会团员学生400余人，由姚从吾担任主席。

会议围绕“大后方应不应该有学潮”问题进行了发言和辩论。由于三青团在事前已经做了充分的准备，反对学潮的意见已经成为多数，因而凡是主张继续扩大运动的人发言，都遭受到多数人的批评和围攻，在会上限于孤立与被动。

最后由康泽对会议进行总结，他宣称：

这一意见获得了会上绝大多数人的举手通过。这样，康泽就利用多数青年学生的爱国心理，压制了主张继续扩大运动的学生，暂时平息了学潮；但对“反孔运动”所提出的反腐败主题，却根本不敢触及，采取了完全回避的态度。在昆明处理学潮期间，康泽非常注意寻找共产党活动的线索，但始终没有发现明显的迹象，最后只得作罢。

浙江大学“反孔运动”发生时，部分三青团干部团员亦卷入其中，浙大分团学生干事俞宗稷、刘纫兰（女）还成为运动的领导人之一。当时，由进步学生组成的地下“马列主义小组”决定“把三青团员推到前列去”，“三青团分子俞宗稷、刘纫兰见群情激愤，也附和表示支持游行，会场内当即有多人提议推选俞、刘为游行指挥人员，同学报以热烈的掌声和喝彩声，俞、刘受宠若惊，不知所措，只得接受任务”。

事后，学校处理领导学潮的积极分子，俞、刘二人也受到记大过处分，并被召到重庆中央团部接受训斥。国民党湄潭县党部还以卑劣的栽赃手法，制造了所谓的“反动传单”事件，以此为由逮捕了数名浙大进步师生，其中何友凉被送至重庆五云山“战时青年训导团”关押，遭受迫害致死。

皖南事变与“反孔运动”后，国统区各大学都处于白色恐怖的包围之中。最初以反对国民党腐败开始，最后以镇压共产党而结束，这成了后来国民党对付学潮的一种惯例。

康泽从处理昆明反孔学潮中体认到，镇压学潮是蒋介石赋予三青团的一项重要任务。

而要预防和镇压学潮，除了加强三青团学校团队本身的组织之外，还必须控制各种学生团体，以掌握更多的学生群众，形成绝对的优势，这项工作必须及早着手，以免临时束手无策，应付不遑。

为此，康泽指示各学校团部，提出：

康泽主要采取以下方式指导学校团队工作：

康泽曾在上述会议中提出：

鼓励学校团队压倒共产党和“左”倾分子在学校中的活动。如果某些学校三青团工作不够理想，便设法在这些地区举办夏令营，从这些学校调集更多学生参加，以提振该学校团部的士气，扩大三青团的影响。

通过上述方式，国统区各主要大学的各种学生团体的领导权逐渐为三青团所掌握。同时，三青团团员人数亦有相当的发展，各大学团员的人数约占学生总数的五分之一或三分之一不等。由此形成了三青团力量的优势，对预防和镇压进步学生运动发挥了作用。

康泽宣称：“在昆明学潮发生以后，至我离开三青团中央组织处的近四年间(1941年10月一1945年8月)，各主要学校区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政治性的学生运动。”

“反孔运动”的发生，也使国民党、三青团看到了舆论媒体对青年学生的巨大影响，他们更加注意对舆论的控制，并经常对不同言论发起批判和围攻。1942年5月前后，王芸生在《大公报》上，接连发表了《学校里的军训与团务》、《为青年忧，为国家惧》两篇文章，对大学现状提出批评。

文章指出现在大学生没有生气，不关心国家大事，不敢讲真话，是因为他们思想和情绪受到“党派活动的扰乱和压迫”，因此建议“党派在学校休战”，认为“最好是学生不党”，主张“三民主义青年团的学校团务应该是教育性的，而不含有政治的斗争性”。该文所指的“党派”自然也包括共产党，但它的批评矛头主要指向国民党，并对三青团的学校团务提出了批评。

三青团方面对此反应强烈，由中央团部组织处副处长汤如炎亲自出面，发表署名文章予以反击。

汤文首先指出：王芸生提出的所谓“党派在学校休战”，“这样的分析和论断，不用我解释，他在诅咒谁，应该是很明显的了”。

文章指责王氏言论是在造谣惑众，误导学生，称：

这篇文章颇具警告意味，它表明在国共激烈斗争之际，国民党、三青团是容不得所谓“第三势力”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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