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亚楼身患重病期间，为拒绝中央领导人看望，曾向秘书提三点要求

1964年11月24日凌晨，北京协和医院的走廊灯火通明。空军司令员刘亚楼躺在病房里，肝区绞痛一阵阵袭来，额头全是冷汗。就在几个小时前，检查结果已经送到中央：高度怀疑肝癌。可他拿到放大镜，仍在审阅《空军条令》打印清样，旁边那支削得极尖的铅笔一会儿圈点、一会儿批注，仿佛时间被他强行停住。

医生劝他休息，他摆摆手说：“条令里的数值不能有误差，飞机起飞靠它吃饭。”语气轻得像是在嘱咐厨房别忘放盐。秘书看得心惊，赶紧去电话里向夫人翟云英报告病情。翟云英本是军医，她懂肝癌三个字意味着什么，连夜赶来，却被刘亚楼劝回，“病区人多，别耽误治疗秩序。”一句话堵得任何劝说都无从下口。

第二天上午，院方接到通知：毛泽东、周恩来准备抽空前来探望。刘亚楼听完，眉头一皱，把秘书叫到床前：“中央首长忙得很，别让他们再为我分心。”随后提出三点要求——第一，病情轻描淡写，统一口径；第二，不挂探视名单；第三，病房门口不摆警卫，以免引起动静。秘书犹豫，他加重语气：“这事就按我说的办，出了差错，你我都担不起。”

拒绝探视并不是客套。二十五年前，他在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因急性肝炎住院，一样是“少来走动，让前线指挥正常”，连院长都被他请回办公室。多年打仗形成的作风：任何时候，组织利益优先。正因如此，1949年毛泽东挑选空军司令时，把名单推到周恩来面前，只说一句：“让刘亚楼来，他懂航空，也懂集中力量办大事。”

接到命令那天，刘亚楼正在汉口筹划十四兵团江南渡江。任务突变，他只用两小时写出空军组建设想：以兵团机关为架子、以东北航校老学员为骨干、同时引进苏联教官和飞机。他自嘲“白手起家”，却在一年内办出七所航校，被苏联顾问惊叹为“不可思议的速度”。

速度背后是极端节俭。空军机关搬进北平旧军械库，窗子残破，他拍板：“能糊纸就不换玻璃。”文件必须用废纸背面誊写，连信封都折叠再糊。后来“一厘钱”精神在部队传开，上面下达购置“大红旗”轿车指标，他毫不客气地拒收：“车子能跑就行，别把战士们的油票挤干。”

1964年8月，美国飞机多次低空挑衅华南沿海，他彻夜布置反侦察，白天又到机场蹲守训练。再加上9月随李先念出访罗马尼亚，时差、会议、宴请连轴转，旧疾被拖成恶疾。回国一个月，他每天腹泻十几次，却仍签发《对付无人机研究方案》。秘书忍不住提醒，他只答一句：“敌机不等人，肚子等得起。”

终于倒下后，中央要求暂时停工静养。他勉强接受，却把病房改成小型会议室。空军作战、训练、干部调动文件照样送到床前，他用红蓝铅笔分类标记，几页纸翻完就盖章退回。护士打针，他还问“空勤伙食费结算了没有”，神情比检查报告更严肃。

有意思的是，三点“封口令”并未完全成功。周恩来仍托医护人员每天汇总病情送至西花厅。毛泽东批示：“一定要按医嘱休息”，下边不好公开，只能口头转达。刘亚楼听完笑了笑：“老毛病，他越让我休息，我越得把事干稳。”

1965年4月下旬，病体已现浮肿，他仍盯着《航空兵战术大纲》最后一章。看到印刷装订缺“内封”，立刻批在扉页：“无封面，包书皮不便，务必补一页。”写完痛得直冒汗，仍坚持把笔套好放回原处。

5月7日清晨，他两次休克。抢救过来后，气息微弱地对教材编辑姚克佐说：“条令……出来后……送我一本。”话断断续续，字却咬得极清。下午，他握着夫人的手，声音低不可闻：“空军……还在起飞阶段，可惜……”话未完，人已沉入深水般的静默。17时35分，生命记录仪划出最后一条直线。

病逝消息传到作战值班室，值星员抬头看着夜幕中呼啸而过的飞机，沉默良久，只补了一句：“条令改版，今天照常校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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