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飞行员王宝玉驾机叛逃后，苏联蒙上他眼睛又给他送回来了

1990年，飞行员王宝玉驾机叛逃之后，苏联人蒙上他的眼睛，要把他送到美国，王宝玉欣然答应，可当他再次睁眼之后，却发现自己面前竟然全都是中国人
1990年8月25日，王宝玉穿着飞行服，站在黑龙江的机场边上，身旁的同事开着玩笑：“王宝玉，今天别又飞得太低，省点油。”
他扯了扯嘴角，没搭理，谁也没想到，这天，他心里藏着的，不是飞行计划，而是叛逃路线，飞机升空，发动机的响声盖住了地面上所有的声音。
王宝玉一路盯着仪表，手心里全都是汗，他把飞机一甩，从编队里脱离了，像一条突然转向的鱼，钻进了茫茫云层。
没人当场反应过来，指挥员那头喊了好几声，他都没理，飞机低空飞行，贴着地面走，雷达根本看不见，王宝玉心跳得厉害，怕被拦下来，也怕自己一头撞山。
可他心里盘算得很清楚，只有这一天，只有这一次，自己能冲出去，他想着等落地了，或许自己的人生就能翻篇，没准真能搭上那趟去“自由世界”的班车。
飞机降落在苏联远东的机场，地面上有士兵举着枪，脸上看不出表情，王宝玉举起双手，嘴里一句俄语都不会，只能用手比划。
对方看明白了，把他带进一个小屋，坐下，递给他一杯水，屋子里闷得很，王宝玉的手一直在抖，他强撑着跟苏联军官表达自己的想法，“美国”“政治避难”这几个词说得很清楚。
苏联人没多说什么，只是点点头，叫人把他带下去，那几天，王宝玉被关在一个房间里，门口有人看着，隔着铁门，苏联士兵偶尔咕哝几句，王宝玉一句都听不懂。
他在房间里来回踱步，心里想着，接下来会不会有人来跟他谈条件，会不会有美国人过来接他，他把自己未来的路想了个遍，甚至想到万一到了美国，自己也许能当个飞行教官，或者干脆换个身份重新过日子。
第三天，一队人进来，叫他戴上眼罩，说要送他去“下一站”，王宝玉心里突然松了口气，他觉得自己终于要离开这个冰冷的屋子，去到那个梦里的国度。
飞机上的声音很杂，时不时有人走来走去，有人说话，他一句都听不懂，王宝玉靠在椅背上，心里反而安稳下来，他甚至在脑子里演练了一遍，等见到美国人该怎么自我介绍，要怎么表现自己有价值。
可惜，现实不是剧本，飞机落地，耳边的声音变得熟悉起来——有人喊了句：“把他带下来！”王宝玉摘下眼罩，眼前全是中国人的脸，军警在前面，没人笑，也没人说话，只有手铐和冷冰冰的空气。
王宝玉愣在原地，连反应都慢了半拍，有人过来拽住他的胳膊，把他往外带，动作并不粗暴，但也没有一丝温情。
这一幕像电影，却不是他想象的美版英雄结尾，他在机场上站了很久，没人跟他说话，只有远处的飞机发动机声，王宝玉低着头，脑子一片空白，他原本以为，自己能跳出那个“笼子”，结果还是兜兜转转，回到了原点。
审讯室里，王宝玉坐在铁椅上，手里捏着一张纸巾，他不说话，军官也没催，一个中年人进来，坐下，没看他，只说了一句：“家里人都挺好的，你把自己送进了死胡同。”
王宝玉抬头时，发现对方的眼神没什么怒火，倒像是在看一个犯错的小孩，他没辩解，只是喃喃地说：“我以为我能改变点什么。”
王宝玉的性格，在部队里其实早就不是秘密，人缘一般，平时不爱说话，谁也不喜欢找他聊天，技术好，但是人十分自负。
战友们说他有点死心眼，领导觉得他不大合群，家里人的工作调动也没让他省心，老婆为了安置的事找过几回组织，王宝玉觉得自己受了委屈，心思越来越重。
1989年，他回青岛休假两个月，王宝玉那阵子变了个人，天天看外文书、听收音机，有一次他跟邻居聊天，说国外的生活多好，大家都以为他开玩笑。
实际上，他那时候已经把叛逃的计划琢磨得七七八八，回部队以后，他突然变得“好说话”，还主动帮同事干活，别人以为他开窍了，没人想到是暴风雨前的平静。
到执行任务那天，王宝玉出奇地冷静，他提前查好了地图，研究了雷达盲区，飞机脱编那一刻，地面指挥急了，连着喊他的名字。
他装作没听见，专心致志往北飞，其实他心里也害怕，怕被拦下来，更怕油不够，快到苏联时，他看见远处的机场灯，心里一下子松了口气。
在苏联那几天，王宝玉没睡过一个囫囵觉，他不停地琢磨，自己下一步怎么走，甚至想好了一套说辞。
可是，苏联人根本没给他机会，几个军官只是例行询问，没问太多细节，就让他等着，王宝玉在房间里抽着苏联香烟，心里像有只猫抓一样难受。
那架飞机落地的瞬间，王宝玉才知道，苏联人根本不把他当回事，其实当时的中苏关系已经缓和，苏联不想惹麻烦，更不想因为一个飞行员坏了外交局面。
王宝玉被移交得干干净净，飞机也一并还了回来，苏联军方为这事撤了几个军官，自己都忙着收拾烂摊子。
回国以后的事，王宝玉没怎么反抗，他被开除党籍、军籍，审判时一句话都没多说，最终被判无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