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禁书作者”到“国家教材”：朱熹的封神之路有多离谱？

文｜老达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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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宋代理学家黄干曾说：“自周以来，任传道之责、得统之正者，不过数人；而能使斯道章章较著者，一二人而止耳”。这一二人里，最具争议也最传奇的，当属朱熹了。

他活着的时候，是朝廷眼里的麻烦制造者，可等他死后百年，画风突然反转了，他的《四书章句集注》成了科举圣经，牌位被请进孔庙配享孔子，康熙皇帝亲题学达性天匾额送给他的考亭书院，连日本江户时代的幕府都把朱子学定为官方思想。

究竟是什么让他从伪学魁首到朱文公，从武夷山间被人嫌弃的朱老到孔庙里仅次于孔子的亚圣呢？今天老达子就来跟大家聊聊朱熹的一生～

生前落魄：被皇帝点名批判的伪学魁首

朱熹的人生麻烦，从他踏足权力场的第一天就埋下了种子。

绍熙五年（1194年），55岁的他终于等来仕途最高点：宋宁宗刚继位，召他做焕章阁待制兼侍讲。相当于皇帝的私人哲学老师。

可朱熹偏不按官场的潜规则来，别的侍讲都讲陛下圣明的套话，他一开口就给宁宗灌心灵砒霜：“陛下要先正心诚意，才能管得住天下；要远离奸邪之臣，才不会走亡国老路。”

这里的奸邪之臣，明摆着指向权倾朝野的韩侂胄，宁宗皇后的叔父，把持朝政的真皇帝。韩侂胄哪能忍？立刻让党羽在宁宗耳边吹风：这老学究只会讲虚话，根本不懂治国！

宁宗本就嫌朱熹的正心诚意听着烦，这下彻底爆发了。有一次次听朱熹讲经，直接站起来打断：”先生所言，皆虚诞之事，非朕所急也！”没几天就下旨：“罢去侍讲之职，改任提举武夷山冲佑观”，这是一个无实权的闲职，等于把他赶出了朝廷核心。

可朱熹偏要撞南墙。第二年，他又写了篇《壬午应诏封事》，指名道姓骂韩侂胄：“侂胄假托外戚之名，窃弄威权，结党营私，误国误民”！韩侂胄的党羽立刻给朱熹扣上伪学魁首的帽子，上奏说：“伪学猖獗，图为不轨，若不严禁，恐生祸乱”。

宋宁宗的反应更狠：直接下诏朱熹落职罢祠，门人蔡元定送道州编管。不仅剥夺朱熹所有官职俸禄，连他最得意的学生蔡元定都被流放湖南道州，半路上就病死了。

紧接着就是庆元党禁，朝廷编了本《伪学逆党籍》，把朱熹和59个门生故旧列进去，定为逆党。下旨禁止传播朱学，敢读朱熹书的人治罪，敢拜他为师的人流放。甚至有官员贴出告示：藏朱熹著作者，罪同谋反！

更恶心的是舆论谋杀：当权者编造各种谣言泼脏水，说他不孝继母（可《朱子年谱》明确记载，朱熹亲自照顾继母到去世），说他与儿媳通奸（完全无中生有），甚至说他私藏兵器图谋造反。

这些谣言传得满城风雨，连朱熹的学生都怕了：有的偷偷改投别的老师，有的路上遇到他赶紧绕道走，老友辛弃疾写信劝他暂避锋芒，他却回信：“吾道所在，虽刀锯在前，犹将直前，况此区区者乎？”

朱熹的麻烦，还来自他的善政。他在福建崇安推行社仓法：灾年用官粮和民间捐粮救济百姓，丰年收点利息存起来，避免地主趁灾年高价卖粮。这本是救民的好事，却断了豪强的财路。

以前灾年地主能赚得盆满钵满，现在社仓法让他们没了暴利。于是豪强联名告他扰民擅用官粮（《朱子文集・社仓事目》），朝廷虽没追究，但从此把他当成和地主作对的刺头。

到了晚年，朱熹的日子过得像被监视的囚徒：住在武夷山上的武夷精舍，门口常有官员盯梢，连写封信都要藏在竹筒里偷偷送；学生来上课，得先绕几座山确认没人跟踪；还有匿名信塞到门口，写着再讲伪学就杀了你（《朱子年谱》）。可他还是该讲就讲，该写就写——用最后几年写完《四书章句集注》的最后几卷，天天在精舍里给学生讲存天理、灭人欲。

有次学生问他：先生，外面都说您是伪学魁首，您怕吗？朱熹摸着胡子笑：怕什么？我讲的是天理，天理在我心里，就算全天下人骂我，天理也不会变。（《朱子语类》）

他大概没料到，自己穷其一生追求的道，会在死后百年变成科举圣经；而他这个伪学魁首，会变成孔庙里配享孔子的朱文公。他只是在武夷山间的小屋里，对着窗外的山岚说：我死之后，道会不会传下去？应该会吧，总有懂的人。（《朱子文集・答吕伯恭书》）

这就是活着的朱熹——不是什么圣人，只是个抱着天理不放的老学究，在骂名里熬着，在监视下写着，用一生的落魄，守着心里那点不变的东西。

死后才翻身

1200年农历三月初九，，68岁的朱熹躺在木床上，枯手攥着学生黄干的袖口，断断续续说：“《四书章句》的最后几卷……你替我收着，总有一天……有人会懂”。话没说完，便咽了气。

那天的葬礼寒酸得让人鼻酸，只有二十几个学生敢来送葬，大多数人怕被伪学牵连，躲在巷子里远远张望。黄干凑了三两银子买了口薄棺，把朱熹埋在在建阳唐石村的山脚下。

出殡时，路口还站着两个穿皂衣的公差盯梢，黄干对着棺材哭：“先生一辈子讲天理，怎么死得比普通人还委屈？”

朱熹不会想到，他的委屈只持续了7年。1207年，权相韩侂胄的脑袋被装在木匣里，送到金国求和，这位曾经骂朱熹伪学误国的权臣，因为发动开禧北伐惨败，被史弥远和杨皇后联合谋杀。

史弥远刚坐上相位，没过多久就下诏书：“庆元以来的伪学之禁，一概废除。”《宋史・宁宗本纪》

史弥远的算盘打得精，韩侂胄的专权早让士大夫们恨得牙痒痒，平反庆元党禁既能拉拢人心，又能把自己包装成拨乱反正的贤臣。

于是，朱熹的学生们终于敢站到台面上，黄干抱着朱熹的遗稿，跑到江西、浙江的书院讲学，说朱先生的道，比我这条命还金贵。

真德秀写了本《西山读书记》，把朱熹的天理掰碎了讲，连乡间私塾先生都偷偷抄录；甚至有官员上书宁宗，朱熹的学说是孔孟正统，该恢复他的名誉！

真正让朱熹翻身的，是宋理宗赵昀，这位皇帝的身世比朱熹还传奇：本来是浙江绍兴的普通宗室子弟，史弥远为了把持朝政，把他从民间找回来拥立为帝。赵昀心里清楚，自己的正统性得靠意识形态撑着——而朱熹的理学，刚好是最趁手的工具。

理宗有多喜欢朱熹？他把《四书章句集注》放在御案上，每天早朝后读两页，还写了篇《御制朱子赞》，直白说：“朕读朱熹的书，像见着孔孟当面说话，句句都在讲怎么当好皇帝、怎么管好人”。

1227年，他刚亲政就下旨：追谥朱熹为文，这是古代文臣最高谥号，只有欧阳修、苏轼得过。

1230年，又赠太师，封信国公，到1241年，更重磅的命令来了，将朱熹配享孔庙，列在颜回、孟子之后。科举考试必须以《四书章句集注》为标准，凡答题敢违背朱注的，直接落榜！

这道命令像颗炸雷，彻底改写了朱熹的命运，从此，《四书章句集注》成了科举圣经。以前读书人考科举，还能写点诗赋、发点议论。

现在不行了，经义题全出自《四书》，答案必须严格按朱熹的注释来，哪怕你觉得朱注有点生硬，也得憋着——否则考官会批你离经叛道，连卷子都不会看完。

更讽刺的是，以前骂朱熹断人财路的豪强地主，现在也把朱熹牌位供在家里，因为他们的儿子要考科举，必须学朱注，甚至有地主出钱修朱子祠，说朱文公是我们家的考神。

而那些曾经躲着朱熹的学生，现在都以朱门弟子自居：黄干的学生真德秀，后来成了理宗朝理学名臣，还写了本《大学衍义》，把朱熹的天理往治国上靠，说朱学能让天下人都守规矩，皇帝坐得稳。（《真德秀文集・大学衍义序》）

朱熹的翻身，本质上是一场思想的招安。他生前讲存天理、灭人欲，本来是想约束统治者，比如骂韩侂胄误国，就是因为韩侂胄违反了天理。

可到了理宗手里，天理变成了约束百姓的工具：皇帝是天理在人间的代表，大臣要忠君、儿子要孝父、妻子要从夫，这些都是天理，违反了就是灭天理，该受惩罚。

就像黄干后来给朋友写信时感慨的：“先生生前讲天理，是要让所有人都守规矩。可现在的天理，变成了皇帝的规矩——先生要是活着，说不定会骂这些人歪解我的道。”

但不管怎样，朱熹的思想总算活了下来，从武夷山间的伪学，到孔庙里的朱文公。这中间的反转，从来不是朱熹的运气，而是他的理论刚好接住了统治者的需求，当皇帝需要一套能管得住人的意识形态时，朱熹的理学正好站在那里，成了最合心意的选择。

而《四书章句集注》也成了中国历史上最有影响力的考试教材，直到1905年废除科举，这套书整整统治了考场近600年。那些捧着书背子曰诗云的读书人，或许不会想到，他们背的不是朱熹的话，是统治者需要的秩序。

他的封神之路

朱熹在宋理宗时勉强翻了身，但真正把他推上思想界皇帝宝座的，是明清两个最懂集权的王朝。就像农民种庄稼要选最耐旱的种子，明清统治者选意识形态，一眼就看中了朱熹的理学。这门强调三纲五常忠孝节义的学问，简直是为封建王朝定制的统治工具。

朱元璋虽然是泥腿子出身，却比谁都明白统一思想的重要性。他称帝后做的第一件文化大事，就是把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塞进科举考场。

《明史・选举志》写得明明白白：科举只考《四书》《五经》，而《四书》的注释必须用朱子的；写文章要仿朱子经义，用排偶句（也就是后来的八股），想考功名？先把朱子的书背得滚瓜烂熟，连标点都不能错。

朱元璋为什么这么宠朱熹？《明太祖实录》里有段对话说得直白：”朕小时候没读过书，打天下才知道读书的重要。可儒家经典太晦涩，只有朱子的书明白易懂，句句都是怎么做人、怎么听话的道理，教百姓读朱子的书，比派一百个公差管着管用！”

到了朱棣这，他刚篡位成功，就下令编三部大全：《四书大全》《五经大全》《性理大全》。用今天的话讲，这就是官方指定教材+标准答案。

《四书大全》直接照搬朱子注，删掉所有其他解读，《性理大全》收集朱子天理言论，比如君仁臣忠、父慈子孝，把这些变成万世不变的准则。

朱棣在《大全》序里放了狠话：这些书是圣贤精义，天下读书人都得遵守，不许有半个字异议！谁敢说朱子注不对，就是离经叛道，抓去坐牢！

从那以后，全天下书院都讲朱子学，连乡间私塾先生都得背《四书大全》，你要是敢教学生朱子的话不一定对，轻则被逐出师门，重则扭送官府。

到了清朝，这些皇帝比明朝更懂朱熹。康熙刚亲政，就把朱熹的牌位从孔庙先儒升为先贤，这是仅次于四配（颜回、曾参、子思、孟子）的地位，等于捧他成孔孟之后第一人。

康熙还亲笔写学达性天四个大字，送到朱熹的考亭书院挂着，说：“朱熹的学问能让凡人通达天理，是清朝的治国根本。”

乾隆更夸张，直接让大学士李光地编《朱子全书》颁行天下。他在序里说：“朱熹的学说是孔孟正统，没有朱熹，儒家道就断了；没有朱子的书，清朝没法管天下！”

连科举考场潜规则都更严了，考《四书》题必须用朱子注原话，敢用其他注释？考官直接划叉，批语就四个字：背离圣贤。

到了民间，朱熹早不是学者，而是万能的神了。福建建阳朱子祠，农民带着香烛来拜，说朱文公能保田不长害虫。浙江苏州读书人考前，要去玄妙观朱子像前磕三个头，默念保佑我背的注都考到。甚至有妇人求子也往朱子庙塞香火钱，反正不管求什么，拜朱文公总没错。

老达子说

今天的我们，为什么还会想起朱熹？
不是因为他是孔庙陪祀的朱文公，不是因为他是科举考场的标准答案，而是因为他的故事里，藏着每个人都懂的挣扎：你有没有过明明知道对，却不敢说的时候？有没有过想坚持点什么，却被全世界反对的时候？

朱熹的回答很简单：“天理在我心，虽千万人，吾往矣。”这不是圣人的口号，是一个普通人的倔强，就像你加班到深夜，却不肯做假账；就像你看到不公，却不肯闭眼睛；就像你读一本难读的书，却不肯半途而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