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正直训导长费巩因三大德政死不见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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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训导主任在指导学生思想和行为，管理学生生活，登记、审核学生社团及其活动方面，具有重要的责任和权力，在工作上与三青团组织也有密切联系。

因此大学训导主任（或训导长）一职关系重大，由谁来担任这一职务，对校内形势和左右势力的消长具有很大影响。下面以抗战期间浙江大学为例，来看训导长人选的变化及其影响。

1939年，浙江大学由广西宜山迁至贵州遵义。国民党浙大区党部便正式挂牌，三青团也开始活动。此时以参加过“一二·九”运动的民先队员和进步学生为骨干，成立了秘密的“拓荒社”和公开的“黑白文艺社”，广泛开展了爱国救亡运动。这些学生社团通过学生自治会，组织各种群众性活动，如创办各种壁报和民众夜校，举行慰劳抗日将士的义卖和募捐，为伤兵服务，组织宣传队到城区和乡村进行抗日宣传等，在校内生产生了重要影响，是该校三青团的一个主要对立面。

校长竺可桢根据教育部提名聘请姜琦担任训导长一职。姜琦（字伯韩)是国民党员，长期在教育界活动，担任过南京高等师范教授和暨南大学校长等职，抗战时期任教育部训育委员会专任委员和参事，出版了《抗战建国与人生哲学》一书，并在《中国青年》杂志上发表了《三民主义的青年和青年运动》等文章，官方意识形态色彩比较浓厚。

姜琦就任浙大训导长之后，根据教育部的训育方针，加紧对学生的思想统制，压制学生社团的言论自由，遭到左派学生的强烈反对；同时他与费巩等教授的关系也十分紧张。

1940年4月，有学生在生活壁报上发表文章，批评训导处拒绝继续推行导师制度。姜琦极为恼怒，将该壁报撕去，进步学生为此包围训导处，与姜激烈争论，使之颜面扫地。事后姜氏又提出开除有关学生，未获校长竺可桢的同意。姜琦“四面楚歌甚窘”，只得于同年7月提出辞职。姜对此耿耿于怀，离开遵义到重庆教育部任职后，还继续攻击浙大，谓“浙大学生太放纵，当局及教授自由主义者太多。及蔑视部令即蔑视最高当局”等。

姜琦辞职后，在许多教授推荐下，竺可桢决定聘请费巩继任训导长。

费巩(1905~1945)，字香曾，江苏吴江人。其母亲是晚清金石学家吴大瀓之女，其夫人为袁世凯之孙女（袁克定之女）。复旦大学毕业后，留学英国牛津大学，研究政治经济专业。回国后，到浙江大学任教。费巩属于自由主义者，他推崇英国式的宪政和议会民主制，服膺儒家道德政治学说，但“深恶党人及一般自命思想前进者”。

费氏为人正直，嫉恶如仇，敢于直言，爱护学生，几乎“每事皆袒护学生”，在师生中间具有较高威望。费巩非国民党员，曾有人多次劝其入党，均遭“坚拒”。经过慎重考虑，费巩为了“一展怀抱，为学生解除痛苦”，决定接受聘请，以无党籍教授的身份暂时代理浙大训导长，并声明在职期间不拿薪水，将由此省下来的资金用于改善学生生活。1940年8月，费氏就职。

费巩的就职受到了浙大学生的热烈欢迎，左派社团也通过决议，表示一致拥戴。

在就职宣言中，费巩宣布他出任训导长，“决不是来做警察厅长或者侦探长”，而是要做学生的顾问和保姆，“以全体同学的幸福为己任”；他表示自己“是个自由主义者，不主张统制干涉”，而要实行“孔孟之道”，以德服人，感化、领导学生。费巩就任训导长后，一心为学生兴利除弊。他规定每天下午接见学生，听取意见；并经常到学生宿舍视察，了解学生的疾苦，努力改善学生的生活、学习条件，为此付出了大量时间和精力。

费巩在担任训导长短短半年时间内，树立了为人称颂的“三大德政”：

这些事情看来虽小，但在当时条件下能够实现却是非常不容易的，也体现了费巩真心关爱学生，不惧繁难、勇于担当的一片赤诚，后来浙大学生赋诗称颂这位难得的训导长：“蔚矣春风，黉墙之中；疾病扶问，慈父攸同。”

为了鼓励和保护学生的言论自由，费巩不仅努力使《生活壁报》合法化，而且支持建立了壁报稿件的保密制度和审查制度。即每个学生都有权写稿投进稿箱，只需另用纸条注明作者年级姓名住址，学生自治会对稿件加以审查，用笔名发表，文责由作者自负，壁报编辑负责对作者姓名加以保密。

这一制度保护了学生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利，并使之避免了可能遇到的打击迫害。《生活壁报》关心现实，敢于批评校政，攻击各种弊病和不良现象，被认为是“浙大最有权威的舆论”，而国民党、三青团却对之深感头痛。后来浙大学生将“生活壁报”改称为“费巩壁报”，以示纪念。

费巩对国民党和三青团素无好感，常常嗤之以鼻。在听到一位浙大学生告知“初已决定入三民主义青年团，乃该团中人令侦察同学之工作，违背良心，实难苟合，乃决退出”，使他“闻之惕然”，对三青团更加鄙视。

费巩上任伊始，就把国民党区党部的招牌从训导处办公室的前门挂到后门，并将胡同封死。三青团举行时事座谈会，邀请他去讲演，他坚决予以拒绝。在其日记中也经常可以看到批评国民党、三青团的言论，如“（其他大学之）训导处是办党机关，怂恿三青团活动，空气远不如浙大之自由与纯洁”；“所可鄙者三青团态度太不光明”等等。对于国民党、三青团来说，费巩这样的训导长未免太“出格”了，他们决心予以尽快撤换。

前任训导长姜琦在重庆制造舆论，称让费巩担任训导长“是导学生于歧路”，并给竺可桢写信施加压力。浙大也有右翼学生写信向教育部反映，谓费巩系以“非党员主持训导，妨碍党务进行”，“不训导学生而专为学生提出种种要求”，要求加以撤换。于是教育部示意浙大校长竺可桢：“希望有一正式之训导长，并希望由晓峰（即张其昀）继任。”费巩在“内外交逼下”，被迫于1941年底提出辞职。

费巩出任训导长本来得到张其昀等教授的支持。张对费表示器重，曾建议学校应加以重用，并力劝费出任训导长，谓“先有所施，将来不患无报，有功学校，恩在学生，物望更隆”。但当费巩任职后遭到攻击时，张其昀却改变了态度，称“（教育）部方甚不放心，难于疏解”，使费深感失望并对张甚为反感，认为“特张某对人似欠诚悬，此次出任本由其督促，情意不可却，始勉允之，迨后谗言中伤，彼竟旁观，为可叹耳！”又云：“当初力劝余出，乃今冷眼旁观，殊非对朋友之道，日久见人心，其斯之谓也。”

费、张关系开始迅速恶化，浙大教授之间出现了分歧。

费巩卸任后，校长竺可桢按照教育部的指示，聘请张其昀继任训导长。

张其昀(1901~1985)，字晓峰，浙江鄞县人。就读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其恩师刘伯明与柳诒徵皆为“学衡派”中坚人物，拳拳服膺中山学说，对五四以后的新文化运动持批评态度，这些都对张其昀的思想产生很大影响。

毕业后，张到中央大学、浙江大学任教，研究历史地理，后任浙大史地系主任。抗战爆发后，张经陈布雷动员参加了国民党，并由蒋介石亲自延揽为国民参政员；还在蒋介石资助下，主编出版《思想与时代》月刊，并聘请钱穆、郭秉和、张荫麟、朱光潜、贺麟、谢幼伟等人担任特约撰述。该刊着重阐扬我国民族文化传统与中西文化之比较研究，并无明显政治色彩，但其“中和平实论调”，在思想文化界多少起到了“冲淡当时‘左翼’的进步刊物风行的影响”。

由此可见，张其昀在思想与人际关系上与国民党有比较长久的渊源，同时又是学有专长的学者，在学术界具有一定影响，这是他在抗战时期受到蒋介石、陈布雷重用的主要原因。

1941年2月，张其昀就任浙大训导长。在就职仪式上，新训导长搬出了当时一套冠冕堂皇的理论，大谈青年思想及信仰问题。他宣称“自由主义时代已过去”，“吾人必须有中心信仰，此中心信仰即为三民主义，谓共产主义不过西方学派之一，远不如三民主义之能集大成”云云。参加会议的学生对之“表示甚冷淡，掌声零落”。

随即在训导委员会指导下，三青团浙大分团很快宣告成立，并在校内开展团务工作。张其昀在新创办的三青团《浙大青年》月刊上发表了献词，提出“青年团最大目的就是要使青年自己立志”；“青年团的宗旨，在使青年都能有志于道义之学，对于民族理想，时代思潮，主义与国策之理论基础，以及建国事业的大经大脉，都要有明确的认识，浓厚的兴趣，与孜孜不倦的研究精神。故青年团的成立，乃由于革命的自觉，青年团的结合乃本于道义的维系，青年团的分子不仅在于量的扩充，尤须求其质的向上，青年团的干部，必须是德智体美群均衡发展的优秀青年”。

这些都体现了张其昀与前任训导长费巩迥然不同的面貌与风格。

费巩对以张其昀为首的训导委员会的工作深感不满，认为其“金字招牌高高悬挂，百事不管，妄欲统一学生思想，亦无非以此献媚当局耳。我于其为人，从此看穿，而训导处工作，从此支离破碎，黄老之学，但求无事而已。当初此公曾劝我无为而治，余弗能，余所能者有为而治，及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耳。今兹得睹其躬行此官僚哲学矣”。

可见张氏因忙于学术及其他事务，对训导处的具体工作不愿多过问。费巩对张氏主编的《思想与时代》杂志也表示不满，认为该社“本由政府出资办理，张某为创办人，拥戴中央尤见忠勤，君等秉承意志自宜歌颂功德，岂能为逆耳之言”。

显示出费、张两人在思想及政治上的深刻分歧。这种矛盾导致两人发生公开冲突。在一次行政谈话会上，讨论部分院系迁往湄潭，费、张意见发生分歧。据费巩记载，“独张某对余大不谓然，在会场上争持颇烈，散会后复盛气谓余日：莫谓别人皆是低能。余亦盛气报之曰：莫作乡愿”。事后费巩分析说：“张某畏我忌我，谗谄备至，终觉余是危险分子，且疑另有企图”，“唯恐我出头更无法相制”。可见政见之争中也夹杂着意气之争。

在浙大内部，逐渐出现了左翼学生社团与三青团相对抗，费巩及部分教授同情左翼学生，张其昀及训导处支持三青团的局面。浙大内部的斗争有很多是围绕经济问题进行的。有一次浙大学生为赈济河南旱灾举行募捐演出，由三青团干部负责主持。由于演剧筹赈账目不清，公款被挪用，引起公愤，纷纷揭贴攻击。

学校训导委员会决议严查，费巩力主严办，使三青团极为被动。后来三青团浙大分团以为同学服务为名，创办了一个青年食堂，让部分同学前去搭伙。可是食堂办理很糟，有些三青团骨干还利用职权营私舞弊，借机牟利，被同学告发，激起浙大学生的愤怒。此案当事人是三青团团员谢力中，并牵连到浙大分团书记石剑生，分团干事长谢幼伟也为此事引咎辞职。

费巩闻讯后，在日记中写道：“又是一个三青团员，真把党团出尽了丑！”在浙大训导委员会会议上，费巩坚持主张“必须严办”，“以为站在教育立场，必须明是非，不可姑息，…乃决定予以除名处分”

最后当事人谢力中被学校、系会、班会及同乡会一一公告开除，浙大三青团的声誉遭受沉重打击。

抓住国民党、三青团的部分劣迹发动群众进行斗争，是当时浙大中共地下党所采取的一个斗争策略，“要把国民党、三青团放在光线最强的地方照一照，照给大家看看，让广大群众受到教育”。作为一般教授，费巩并不知道这种内幕，他只是出于正义感，对贪污腐败感到痛恨，力主对涉案人员加以严肃处理。

但他这种公开的不妥协态度，使其很快成为国民党、三青团的眼中之钉。当时学校中就“有诬蔑主持彻查者，为有意攻击三青团”，训导处“更似疑学生攻击三青团又与我（按指费巩）有关”，更有人“在外扬言，欲以武力对付吾等”。

浙大校园内外左右派矛盾的激化，是后来导致费巩被害的重要原因。

1945年3月5日，费巩教授在重庆千厮门码头突然失踪，据后来调查说是被国民党特务秘密逮捕，在歌乐山集中营遇害，并被投入镪水池毁尸灭迹（但一直没有找到确切的人证物证)。浙大校长竺可桢怀疑是浙大三青团学生骨干告密所致。论者谓“这位讲授‘民主与法制'的教授，竟葬身于没有民主与法制的社会。”

抗战期间，地处重庆北碚的复旦大学也是左右派斗争相当激烈的地方。

1939年春，三青团复旦分团宣告成立，开始只有十几名团员，后来增加到200余人。三青团与校内的右翼教授但荫荪、郑学稼、李建芳等人相互声援，声势不小。而当时校内的中共地下党员组成的“据点”，团结广大左派师生，组成了“课余读书会”和“抗战文艺写作会”等进步学生社团，同以张志让为首的进步教授相配合，与国民党、三青团展开了积极斗争。学校当局则处于左右之间，弥缝维持：“校方之训导处，似有袒护嫌疑，使各团体势力平均，以便处于超然地位，而操纵之。”

国民党社会部曾秘密指示重庆市党部，要复旦党团密切配合，与中共展开斗争。1939年夏秋，左派力量发起了针对右翼教授和三青团的“护校运动”。在一次空袭警报中，一位右翼教授不遵守防空规定，与执勤士兵发生争吵致殴，一些三青团员也帮助辱骂殴打士兵，以致地方驻军提出要学校处分为首的三青团学生，否则将撤走军队，不再保护学校安全，令学校当局束手无策。中共地下组织乘此机会发动校内学生团体，提出“护校”和“反破坏”的口号，责令殴打士兵的三青团员自首，由学校给予处分。这一运动打击了三青团和右翼教授的气势。

由于复旦大学左派力量比较强大，使三青团中央团部对复旦的情况比较担心，不得不予以更多的关注和指导。

据康泽回忆：

后来，复旦大学左派力量又发动了反对陈昺德的运动。据校史记载，“复旦三青团头子陈昺德，平时腰挂手枪，在校耀武扬威，他为了牟取暴利，控制复旦渡船、超载覆舟，见死不救”，致使三名学生溺毙。事发以后，复旦大学章益校长声言辞职。

后由法院宣判陈氏“因业务过失致人于死，判处五万元罚金”。这一运动也使国民党、三青团陷于被动，在政治上受到沉重打击。

抗战期间的三青团学校组织，还采取了许多方式，配合国民党对进步学生活动进行破坏。如1943年下学期，当时设在重庆南岸的私立中华大学的一些进步学生，邀请复旦大学著名进步教授张志让来校进行讲演。该校三青团骨干发动团员和部分受其影响的学生，抢先占领了会场的多数席位。演讲进行中间，三青团就按照原定计划开始破坏会场秩序，“有人就起来质问他，有人装得温和些，有人做得激昂些，有人要他承认错误，有人吼叫他停止讲演”，使演讲无法进行下去，被迫提前结束。会后该校三青团骨干还假装护送张氏返回，在路上迫使其签字保证以后不再到该校讲演方才作罢。事后这种破坏行为还受到了中央团部组织处长康泽的表扬。

有的学校的三青团骨干还参加了侦察、破获中共地下组织的活动。如某省立中学的三青团骨干刘某，发现有中共地下党员“藉省立×校掩护，以学生为对象，活动甚力”，遂“决以本团组织破坏奸匪之组织，遂密遣团员，侦察其内幕”。经过秘密侦察，发现“×教员为该党在当地主要负责者，此外有该校学生××等为组训干事、文宣干事，及巡逻、督导干事，均异常活跃。其已离校者有××等四人，皆相与互通声气，秘密协作”。

刘某获悉内幕后，即与县党部书记长及军训教官等密切配合，待“事机成熟，乃联合当地军警，一举逮捕奸匪多人，并分电××等地，将各该逆首要缉捕，计先后捕获××等十余人，由省特委员会派员前往××会同审讯，轻则就地保释，重则分别惩处”。

当时国统区学校团部从事此类侦探、告密等活动者并不少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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